第三部分講的是生物世界中“團結就是力量”的知識，例如蜜蜂和螞蟻，“有的螞蟻種類甚至有專門的兵蟻，為保衛其他螞蟻沖殺在前線，為國家與敵人戰斗，也需要全體協力”。學生應該從蜜蜂和螞蟻學到五項“真理”：“一、個人的工作只有一個目的：為了整體。二、只有分工，才能成大業。三、每只蜜蜂都會毫不猶豫地為整體犧牲。四、對整體無用或有害的個體會被消滅。五、只有多繁殖子孫，才能保存物種。”這些真理，在元首的《我的奮斗》中都有論述。元首教導：“誰熱愛人民，只有用為人民犧牲才能證明”（《我的奮斗》第474頁），“世界是不為懦弱民族而存在的”（《我的奮斗》第105頁），“種族國家的軍隊，它的任務不是訓練士兵正步前進，而是一個最高學校，為祖國的教育服務”（《我的奮斗》第459頁），和“誰要是想與自然的規律作對，誰就在與作為一個人的生存法則作對。與自然作對是自取滅亡”（《我的奮斗》第314頁）。
在《自然和人類的法則》這篇2000字左右的生物學教材中，從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中引用他的最高指示就有7處之多，每處表明頁碼出處，以便學生查閱。教材通篇貫穿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思想，用“細菌”比喻猶太人。希特勒多次稱猶太人是一種細菌疾病,稱贊法國大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對細菌的科學發現(于1862年完成)和德國科學家羅伯.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發現肺病病菌，為德國人戰勝猶太人提供了科學的根據。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寫道,“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們現在的斗爭和上個世紀巴斯德和科霍所進行的斗爭是一樣的。猶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滅猶太人,我們才能恢復健康。”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具體方法也是“科學”的,如把猶太人集中在特殊的收容中心,脫光他們的衣服,讓他們赤身裸體,或者穿著醫用簡易外罩進入“消毒”室,以快速、機動、有效的方法“解決”處理他們的問題。[xxxiii]
在納粹的黨化教育中，元首的指示是“綱”，科學知識是“目”，綱舉才能目張，知識之所以有用，是因為知識證明元首的英明、深刻和遠見。只有領袖的睿見才能真正洞察知識的政治價值和用途。這種政治生物學與政治體育一樣，是為納粹黨化教育服務的，它的目的就是宣傳和灌輸元首的思想。它里面也隱含著宣傳常用的誤導邏輯。例如，用蜜蜂和螞蟻比喻人類社會，運用的是“不當類比”。從邏輯上說，一切類比都無法確證和從實質上去把握認識對象，人并不是昆蟲，人類社會要比昆蟲社會復雜得多。在”科學“教科書中，以簡單的、不當的類比教育學生，不僅傳授不可靠的知識，而且使學生的思維和判斷變得簡單、膚淺。這樣的思維、判斷無法勝任分析和思考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七 黨化教育中的“歷史”
在納粹的黨化教育中，歷史課與生物學同樣重要，納粹用歷史課進行它的黨義世俗宗教灌輸，歷史課成為直接講述元首和納粹黨光榮斗爭史和勝利發展史的地方。納粹教育要求學生學習歷史，首先要端正學習者的身份：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德國人，而納粹的歷史也正是以教導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是德國人為教育目標。納粹的歷史書有兩個基調：一個是歷史的緊迫感，時不我待；另一個是激情燃燒，不怕犧牲，去爭取勝利。這種基調的歷史敘述訴諸于情感與沖動，是勒龐在研究群眾心理的《烏合之眾》中所分析的那種群眾性情緒感染和宣傳。與生物課本訴諸于“類比”這種非說理邏輯的“科學分析”一樣，歷史課本訴諸于熱烈的情感聯想，而非理性分析。客觀、冷靜的歷史思考本不是納粹黨化教育的目的，納粹歷史課本介紹的是經過“創造性解釋”的歷史，用來形成學生的正確思想覺悟與指導他們按黨的意志來行動，忘我地投入到群眾運動的歷史洪流中去。[xxxiv]
1933年前，投入納粹運動的是“熱血青年”，歷史學家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he）指出，這些熱血青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政治上無知的技術人員，他們是‘抽象思維壓抑的’工具人（home faber）；另一類是……崇拜科學、超級理性、精力充沛的功利主義者。這些人格特征匯合到一起，產生的便是一群沒有良心意識的人士，他們精于盤算，是一些為得到權力、財富和安全而可以不惜一切的偏執狂”。[xxxv] 在極權國家里成為極權技術官僚的大多也是這些類型的人們。他們不在乎歷史，更不要說是善于歷史思考了。他們的心理和認知都是最適宜于接受納粹宣傳的，而造就這類人的心理和認知便是納粹在學校里最需要的“前宣傳”。法國社會學家埃呂（J. Ellul）指出，沒有前宣傳在人們頭腦里先準備好合適的認知、情緒和心理素質，先讓他們處于一種思維的短路狀態，宣傳便不可能成功。“前宣傳”是一個種悄悄的、非直接的、不惹人注意的教育，它“制造曖昧不清、偏見和散布形象，看起來并無目的”，但實際上是為播撒宣傳的種子準備合適的土壤，“前宣傳就像是耕地，直接宣傳就像是播種，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種”。[xxxvi] 納粹德國的教材把黨國對歷史的虛構當作真實歷史來傳授，學生的歷史意識始終被保持在一種曖昧、模糊、片面的狀態。他們習慣于用僵化形象來代替思考，變得很容易把歷史當作神話來接受，一直成年以后都難以改變。這種認知、心理所造成的愚昧可能伴隨他們一輩子。
納粹取得政權之后，需要更多的德國人自覺自愿，或者至少自己覺得是在自覺自愿地加入到納粹的偉大事業中去，這一事業的偉大、不凡和崇高，來自納粹教育苦心營造的歷史感。納粹宣傳的先驅人物，歷史學家和反猶主義理論家弗蘭克（Walter Frank）說：取得政權以后，要確立國家社會主義對文化事務的控制力，光靠熱血青年已經顯然不夠了，“為了要取得文化戰線上的全面勝利，黨必須要“擁有精神武器，……而不只是過去多年戰斗的熱情和必要的再組織技能”。[xxxvii]
“歷史”便是弗蘭克所說的一種“精神武器”，納粹所有的意識形態因素和原則都可以融合到它所改寫的歷史之中。歷史成為一門特別有助于宣傳納粹意識形態的學科，人類的和德國的歷史都可以被改寫成為希特勒的宏觀歷史學所說的那種適者生存史，就像“文革”中的歷史都可以被改寫成“儒法斗爭史”和“兩條路線斗爭史”一樣。希特勒要求，學習歷史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事實、日期、生日、姓名等等上”，而是要把目光放在歷史的“大而清晰的脈絡”上。為了實現納粹政權的政治目的，要“精簡（歷史）材料”。學習歷史不是為了簡單地“了解過去”，而是為了“尋找未來的教員”。希特勒強調，“歷史的存在主要是為人民提供歷史認識的尺度，讓他們知道如何在國家的政治問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教育主管機構積極配合希特勒的指導思想，強調教材的政治功能，1939年帝國政府給教科書編寫人員的明確指示是：教科書在對待過去的歷史問題上，一定要做到使不相信的人相信，并且使那些膽敢批評國社黨的人閉上嘴巴。[xxxviii]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后，希特勒命令增加歷史和其他與“德國性”有關課程的課時，與此同時，修辭課和宗教課的課程被縮減，對學校課時安排也有統一的管理和要求。在中學，課時安排的宗旨是防止學生知識的專門化，不允許學生專門選修某一門或某一種課程。這不僅體現了納粹黨化教育重在“育人”，而不是知識學習，而且也是由于希特勒本人憎惡知識上的專家。在黨化教育中，歷史不是一門專門知識性質的課目，學習歷史不是為了成為歷史學家，而是為了通過歷史學習提高政治思想認識。1933年5月9日，納粹政府召開部長會議之后，內政部長弗里克博士（Dr. Wilhelm Frick）作出指示，要求歷史課成為“學校的主要課程”。指示說：“要注意，盡管文化歷史對正確表現大的歷史階段發展很重要，但不能妨礙突出政治，政治歷史是決定人民命運的。”因此，在歷史教學中突出種族，“在各個層次上都要聯系德國式的英雄，聯系我們時代的領袖，這是與德國歷史的古老原型聯系在一起的”。[xxxix]
為了實行這樣的歷史教育，教師的合作是個關鍵。1933年8月9日的《德國教師雜志》要求教師拋棄“自由主義迷思”的所謂客觀歷史，要“公正但從德國人（的高度）”來了解歷史。它強調，“學習歷史的不是所謂的‘人’，而是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自由主義所謂的‘人’是虛構的。在實現中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屬于國家和種族的人，……我們需要的是屬于德國人的歷史科學”。這就像“文革”時強調沒有抽象的“人”，只有階級的人，階級性高于人性一樣。黨化教育總是把歷史描繪成一種有目的，不可阻擋的進程，通往由元首和黨為全體人民指出的那個光輝燦爛的明天。黨指示歷史教師們：“不應該以編年史的方式把歷史教給學生，編年史只是不加區分地羅列一串串事件。歷史應當是一部戲劇。” [xl] 以寫劇的方式書寫歷史，得到的便是像雅利安優秀種族史、儒法斗爭史、路線斗爭史、造反有理史這樣的歷史，這種歷史像戲劇那樣必須有一個蘊含主題意義的高潮，那就是黨國對歷史的終結。
描繪這樣的歷史并不一定需要專業歷史學家，當然歷史學家參與其間的也不在少數。德國歷史學家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有猶太血統，二戰期間逃亡英國，后逃亡美國）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說，黨國教育要依靠的不是那些大學里的知名歷史教授，而是“猶如暴風驟雨的中學教師或外行”，只有他們才會“奮勇向前，寫出許許多多宣傳新歷史觀的手冊和書籍來”。納粹歷史學家弗蘭克被譽為“第三帝國的特賴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國歷史學家），他在帝國歷史和新德意志學院發表演說時說：歷史教育的“發動機應該由青年積極分子……由新科學的使者……由朝氣蓬勃的沖鋒隊來操作”。迪特里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曾任納粹布倫瑞克Braunschweig州總理）便是這樣一位朝氣蓬勃的積極分子，他寫過許多歷史教科書，為的是引導學生“正確的思想方式”，讓他們“積極投入運動”和無條件地服從元首。他斷言，歷史前進的方向便是國社主義：“在2000年的歷史中，我們是最幸福的一代德國人”。[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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