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常行為配合黨化教育

納粹不只是在教材讀本中向兒童灌輸對元首的絕對忠誠，在日常行為上也是如此。幼兒園和學校成為演練希特勒問候禮的培訓中心。南巴登地區的一個幼兒園竟然讓孩子將裝有早餐的袋子掛到女教師伸出的手臂上，以此來訓練孩子們掌握希特勒問候的姿勢。在“上課和下課時必須說‘希特勒萬歲’”的規定下，一年級的新生在他們的初級閱讀課本的最初幾頁就沉浸在一種深入持久的、通向新問候語的社會化過程中，這些書頁上畫著聚集在街上，興高采烈地向希特勒致敬的人群，而這幅場景，同樣成為繪畫課上最受歡迎的題材”。[xxvi]

此外，墻上給小孩子們看的童話壁畫也重新被改編了，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數對童話故事《睡美人》的改編：“沒有其他任何一則童話像《睡美人》那樣突出了種族含義。在讀改編過的《睡美人》時，我們仿佛經歷了民族沉淪與覺醒的全過程。外來民族用暴力迫使德意志民族陷入昏睡之中，希特勒則成為把德國人從瀕死的昏睡中喚醒的民族英雄。在保留童話風格的同時，改編者用直截了當的敘述方式，賦予童話人物‘仙女’與‘王子’鮮明的種族含義。在遠離現實的童話世界里，‘元首’以高大的王子形象，充滿著孩童般的想象力和古老的民族想象力，化身為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成為英雄的拯救者”。在中小學里，希特勒問候滲入了教育領域的交際往來中，規定了人際交往的形式。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形式被后人喻為“雙重國家”，即在常規的國家行政之外還存在所謂的“措施行政”。其結果是決策者繞過了法律規定的國家決策途徑，直接聽命于元首的意志。在納粹統治的最初幾年里，關于問候的規定可謂多如牛毛。其中既不乏各級機關自行創制的規則，同時也包括對上級文件的傳達。例如，在符騰堡文化部1933年7月24日對內政部長弗里克的命令所做的補充規定中有這樣一段話：“根據內政部的規定，我命令所有的中小學生在上學和放學時、在每節課開始和結束更換教師時都必須起立，抬起右臂，向元首致敬。同樣地，學生必須對上課期間進入教室的成年人行希特勒問候禮。教師必須以希特勒問候回禮”。[xxvii]

在學校的建筑物和庭院里遇見教師時，學生同樣必須向教師行希特勒問候禮。一位名叫伊莎·費爾梅恩的音樂家回憶她在呂貝克中學經歷的一件往事，這件事促使她后來離開了學校，赴柏林投奔維爾納·芬克，并在他的指導下最終成為諷刺劇《地下墓穴》的歌唱演員和手風琴演奏者。她回憶道，“1933年5月1日勞動節那天，每個學校都要在操場上演練德意志問候禮：學生們展開手掌，抬起胳膊舉至眉梢，每八個人站成一排，然后齊步向前走。每個人都要走過搭在大操場上的主席臺，主席臺上坐著學校的全體老師，四周旗幟飄揚。在走過旗幟的時候我們都要舉起手臂。但是在演練之前，有人對我前排的一個女生說，她不可以舉起手臂，因為她不是雅利安人。這件事對我內心的觸動很大，因為我想如果她說不可以這樣做的話，我也不想做了。”[xxviii]

為了突出元首和納粹把德國從屈辱的歷史中解放了出來，少兒讀物中加入了德國屈辱歷史（如一次大戰中的失敗）的內容和希特勒青年團員的英勇斗爭事跡故事。例如，一本為10到12歲兒童編寫的讀物叫《1918年艦隊叛變》，其中有這樣的片斷：“叛兵噴著臭氣，叫喊著，露出貪得無厭的樣子，像著了魔一樣。這些叛兵厚顏無恥，心虛膽怯，壯著膽子爬上前去，朝著站立在那里不為所動的軍官吐了一口吐沫。” 課文描寫的是叛兵兇惡、丑陋的樣子，這種臉譜式的描寫是為了加強學生的“敵我意識”和“愛憎分明”，不只是增加學生詞匯，而且也教他們什么樣的詞匯要用在什么樣的人身上。為14歲女學生編寫的讀物《坦倫堡戰斗》中有這樣的片斷：“俄國士兵企圖擋住奧托（一位德國士兵），奧托拔出刺刀，刷的一聲刺向俄國兵的頸部，俄國兵癱倒在地，……奧托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鐵十字章。”課文描寫的是德國士兵的英勇作戰，也是學生應當效仿和學習的榜樣。[xxix]

一些納粹頭目親自參與出版和編寫宣傳納粹思想的兒童新讀物，他們相信，影響兒童比影響成人要容易都多，效果也更能持久。這些新讀物中尤其加進了反猶的內容，幼兒的插圖讀物《毒蘑菇》（1938）便是納粹頭目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 Streicher）的出版公司出版的反猶宣傳杰作。《毒蘑菇》教育兒童如何從各種相貌、行為特征去“識別猶太壞人”，它把猶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實有毒的蘑菇，起到了極廣泛的洗腦作用。早在1924年，施特萊歇爾就創辦了臭名昭著的《先鋒報》，鼓吹仇恨猶太人，并污蔑攻擊一些知名的猶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他都以“自由言論”為理由，并聲稱自己進行的不是“宗教言論”而是“政治言論”，他有意識地利用魏瑪時期民主法律制度對政治言論的寬容，來擴大對猶太人仇恨的言論影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敗訴，也“總能給聽者留下些印象”。二戰后，施特萊歇爾由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決，于1946年9月30日被處以絞刑。

六 黨化教育的“生物科學”

生物學是納粹黨化教育的重點科目，是一門支撐和灌輸納粹先進“世界觀”（Weltanschauung）的科學，這個世界觀的核心是雅利安種族的優秀，它成為納粹專制權力的合理性基礎，其邏輯是，最優秀的民族理應消滅劣等民族，而納粹則是最優秀民族的當然代表和領導者。以“雅利安人最優秀”世界觀來領導德國的納粹是唯一正確，并具有卓越領導能力的政治組織，它的領袖應當也必須成為絕對的權威，擁有與此權威相一致的絕對權力。以“先進世界觀”來證明自己的卓越洞察能力和理應成為優秀民族或階級的當然代表，這是所有極權統治者的共同權力邏輯。這個“世界觀”是極權統治的意識形態，它的作用是杜撰一個使極權統治獲得充分合法性的虛構世界和神話。

希特勒自認為發現了歷史的最終秘密，那就是作為歷史真諦的種族原則。這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它將生物法則運用于人類歷史，制造了一個生物歷史主義的神話。這種生物歷史主義把戰爭視為人類的正常狀態，因為歷史的全部秘密都在于不同的人群為爭奪生存空間而不斷斗爭，“就連戰爭也失去了那種能給人帶來意外的孤立特性。戰爭已經成為一個自然的、顯而易見的秩序的有機部分，這個秩序便是一個民族基本的、牢固的和永遠的發展”。希特勒的歷史達爾文主義觀點并不是人們普通理解的人類命運決定論。在希特勒那里，一個民族的發展有什么結果，成功、不成功或失敗，并不是由自然因素決定的，和所有的極權設計大師一樣，希特勒是個唯意志論者，他堅信人定勝天，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改天換地。希特勒要把這種思想灌輸給他的人民，成為對他們最根本的教育，他說：“只有當一個人民知道、珍視、感謝他們血統的價值，血統的價值才會充分發揮出來。那些由于缺乏自然本能而不懂得這一價值或對它不再有感覺的人民，也就立刻會開始失去它。”[xxx]

將生物法則運用于解釋歷史上一些民族歷史的發展，并不是希特勒一人，但他的唯意志論卻與那些主張自然決定論的歷史學們全然不同。例如，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kob Burchhardt，《文藝復興文化史》作者）認為，民族興旺的歷史周期約為1200年。希特勒認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衰微，完全是因為這個民族忽略了“它的生存所必須遵循的自然法則”。他還認為，一個民族只要有數千成員愿意為之犧牲，不怕把獄底坐穿，它就不會衰亡。納粹德國的教育，它的首要任務就是向人民傳播納粹的這種血的價值，黨國對社會的徹底掌控使得這種教育宣傳成為完全可能的現實。在納粹還沒有奪取到政權之前，戈培爾就在日記中記錄了他與希特勒對教育宣傳的討論，這種宣傳或教育必須是全方位的，包括對學校教育、電影、廣播、出版、和所有“公共啟蒙”途徑的徹底掌控。[xxxi] 這種極權式的徹底、全面的宣傳教育不僅在納粹德國加以實行，在其他極權國家也無不如此。

在納粹德國的黨化教育中，希特勒的生物歷史主義思想指導生物教科書的編寫，貫徹在教材內容之中。例如，1942年，中學女生5年級生物課的教材題為《自然和人類法則》，分為三個部分，每個部分都介紹一些與生物學、生物進化有關的知識，然后以“元首教導”作為這些知識的意義結論。[xxxii]

第一部分開始便是“一切生物、植物和動物都處在不斷為生存所作的戰斗中”，然后介紹自然界植物、動物適者生存的例子，而人類則是在與所有生物的生存斗爭中獲得“主宰地位”的。教材引述了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曾任普魯士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的話說：“從長遠來看，只有那些最苦干的，才是最幸運的”。在自然界里，有大型食肉動物，也有攜帶疾病的細菌，“想想為了生存，為了戰勝疾病而對細菌的戰爭，人類付出了并將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強身健體，多運動鍛煉，保持衛生的生活習慣，提高自己的能力，為人民服務。誰做不到這些，誰就不能勝任這種崇高、不懈的生存斗爭，誰就會滅亡。元首教導我們：‘要生存，就要戰斗，誰不想在這個不斷戰爭的世界上戰斗，誰就不配活著”（《我的奮斗》，第317頁）。

第二部分講的是生物保存物種的本能強過保存個體，“每一種生命形式都努力保存它這一種類的生存。后代的數量一定要超過父母，物種才會生存。……每一個物種都要占領新的疆域。物種比個體優良”。歷史留給人類的教訓是，“正當羅馬繁榮昌盛的時候，羅馬人失去了多要孩子的愿望。他們對維持種類的法則犯了罪。他們的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外來的民族破壞和征服。羅馬人的種族特征消失了。我們的民族也曾遭受過危亡的關頭。國社黨（納粹）恢復了德國人們多要孩子的愿望，把我們民族從沉淪之路上挽救了回來”。結語是，“讓我們牢記元首的教育，‘婚姻不是它自身的目的，婚姻必須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保存人種和種族。這是它唯一的意義與任務’（《我的奮斗》，第295頁）。‘女性教育必須以培養她們當母親為任務’（《我的奮斗》第4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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