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梁啟超這個看法并不是他一人所獨有,自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以來,相當多的中國人均科舉與學校劃等號。其實,仔細想想,這個看法大錯特錯。科舉對教育確實具有引領示范功能,科舉考什么,士子一定去學什么。但是帝制時代的中國學在民間,政府并沒有壟斷基礎教育。至于宋代之后各地涌現的諸多書院,不外乎科舉考試的復讀基地,而且是集中封閉的復讀基地,聘請名師予以輔導。而科舉,始終是朝廷選拔人才的方式,是人事制度、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正是基于如此認識,盡管改科舉、廢科舉的呼聲不斷高漲,清廷在甲午戰敗的反省,就是像日本那樣在全國推廣來自西方的新教育,而不是將科舉體制改為教育體制。1898年“戊戌變法”第一號文件《明定國是詔》寫道: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后裔,其愿入學堂者,均準其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德宗實錄》卷418,482頁)
這道諭旨一是宣布創辦京師大學堂,作為新知識教育基地,并作為全國新教育的示范;二是宣布調整科舉考試的內容,“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由此可見,在光緒帝的意識中,盡管科舉制存在諸多問題,但新教育與舊教育并行不悖,科舉考試必須改進,但并沒有廢除的意思。
顯然,康有為并沒有理解皇上的意思。十天后(6月16日),他與光緒帝有如此對話: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后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應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于朝廷,而賠于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
康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
上曰可。
對曰:上既以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
上曰可。(《康南海自編年譜》,50頁)
八股取士關涉千千萬萬讀書人的前途,立廢八股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年考生一直在八股復習中用功,政府說廢就廢,顯然無視這些士子的利益了,因此清廷采取漸進辦法。6月23日,光緒帝在宣布廢除八股取士,要求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不再使用《四書》命題,一律改試策論。但同時宣布這一改革并不從當年始,而是三年后逐漸推行,以此為考生留有足夠的調整時間。
至于改革后如何詳細章程,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接受皇上的委托,慎重研議,提出了一個新章程。新章程只是稍微改變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沒有如康有為等人所要求的那樣廢棄八股取士。但,新方案的好處是逐漸變革,在保留舊形式前提下逐步變化其內容,這樣自然比較容易被士子接受,也比較好地照顧了他們的利益,不致于引起社會動蕩。這個方案既迎合了潮流,又照顧到了習慣,是一個新舊兩宜的折衷選擇,使激烈的新舊沖突得以平息。
新教育必須獲得發展,科舉制必須改進。這是1898年中國政治改革的共識。然而歷史的吊詭在于,那年秋天一場未遂政變打亂了既定計劃,京師大學堂的創建沒有啟動。直至義和團戰爭結束,新政重啟,新教育重新起步,清廷責成各行省普立學堂,并令新進士悉就學堂肄業。然而各地對清廷學堂、科舉并存的思路并不理解,大率觀望遷延,否則敷衍塞責,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備。這是什么原因呢?袁世凱、張之洞1903年3月有一個細致分析:
推究其故,則曰經費不足也,師范難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為學校之的而阻礙之者,實莫甚于科舉。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有名無實。何者?利祿之途,眾所爭趨;繁重之業,人所畏阻。學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幸而期獲售。雖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經義,然文字終憑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詣可比。設有年少博植之輩,未嘗學問,小有聰明,或泛覽翻譯之新書,或涉獵遠近之報紙,亦能侈口而談經濟,挾策以干功名。而宿學耆儒,皓首窮經,篤守舊說者,反不能與之角勝,坐視其速成以去。人見其得之易也,群相率為剽竊抄襲之學,而不肯身入學堂,備歷艱辛,蓋謂入學堂亦不過為得科舉地耳。今不入學堂,而亦能得科舉,且入學堂反不能如此之驟得科舉,又孰肯舍今而圖遠,必易而求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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