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蒙古宣布獨立，并向漢人宣稱他們已經“尊稱博格達為汗，我們的國家稱為‘蒙古’”時，民國新總統袁世凱在致庫倫活佛之書中無論在語氣還是在內容上都明顯居高臨下：

貴喇嘛慈愛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詳述利害，以免誤會。各洲獨立之國，必其人民、財富、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國，而不為人所吞噬。蒙古地面雖廣，人數過少。合各蒙計之，尚不如內地一小省之數。以蒙民生計窘迫，財富所入至微，外蒙壯丁，日求一飽，尚不可得。今乃欲責令出設官養兵購械諸費，不背叛則填溝壑，何所取給？……各部箭丁，只知騎射，刀矛尚不能備，何論於炮？議攻占必無可恃。政治則沿貴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較各洲強國，萬無可企，更難自立。

鑒于這種邊疆民族發展落后、且其一向處于從屬地位的觀點，中國人對此的解決方案歷來一致：應當鼓勵、加快并組織自清朝后期即已開始的漢人向蒙古與新疆的移民，并在該地區發展農業。在民國初年討論有關“蒙古問題”和邊疆事務的文章中，這是一個不變的主題。 但這些文章很少承認這一事實，即漢族移民才是驅使蒙古想要獨立的最主要的因素。開發邊疆地區、傳播中國文化和教育并建立起邊疆與內地更緊密的聯系，最好的辦法是移民漢人。這樣做的同時也能為邊疆政權有能力抵御外來入侵提供財政基礎。而當這些政策的代理人遇到當地的阻力時，他們就將此典型地歸結為“愚蒙無知”。

帝國主義在邊疆

中國人懷疑蒙古和西藏是否有能力進行民族獨立的潛在背景是，他們認定蒙古和西藏想要尋求解放是受外國勢力的操縱，而這并不完全是中國的憑空想象。事實是，在運作獨立的過程中，蒙古向圣彼得堡派遣了代表，呼吁俄國予以支持；1911年，達賴喇嘛也曾在印度尋求英帝國當局給予幫助。在辛亥革命后與中國的談判中，蒙古和西藏都要求他們的外國保護者從中調停。 蒙古人最初見到沙皇時，他們曾將自己描述為一個“弱小民族”，需要更強大的俄國的援助。我們必須認識到，蒙古和西藏的封建統治性質，以及二者的新政府（尤其是西藏）從根本上還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質。這意味著事實上在這些地區還缺乏與現代國家相關的行政結構。由于這些原因，中國人懷疑蒙古和西藏易于為帝國主義操縱并非完全沒有根據。

1908年的清末官員

懷疑英國和俄國的帝國主義野心也有充分的根據。英國曾經派遣過軍隊遠征并占領了西藏拉薩。俄國在烏蘭巴托保持了小規模的軍事實力。1911年俄國對中國的政策尤具侵略性。這是因為1881年為解決新疆伊犁地區的危機而簽署的中俄《伊犁條約》，到1911年已經到期需要續約。春天，俄國人向中國提出了具有戰爭威脅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國在清朝帝國北部邊界和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方面做出商業和其他讓步。用清朝軍部大臣的話說，“俄國的所有措施都是意在將蒙古從我們這里分出去”。當時俄國在烏蘭巴托的地位舉足輕重，以致中國新聞界只能通過俄國駐北京外交官來獲得有關蒙古的消息，因此中國方面擔心蒙古的獨立運動受外國操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從內亞到海洋：中國的最后一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