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梁啟超傾向于將中華民族與漢族聯系在一起，那么這種趨勢在革命派中就更為清晰。這些大漢族主義言論多半是由反滿而來的。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極具影響力，在中國（或大和Yamato、英格蘭或雅利安人）“種族”的討論司空見慣。雖然一些評論家將“種族”和“民族”這兩個術語予以區分，但是二者在實踐中往往混為一談。人們在討論滿人統治中國因何不能得到信任時，常常會引用《左傳》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句。不管其中是否包含有種族、民族或是國家的差異，革命派經常把滿人視為異類和劣等民族。

反滿是革命派宣傳的主題。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宣傳手冊之一的《革命軍》里，鄒容痛斥了“游牧濺族，賊滿洲人”的“狼子野心”。他說，滿人的統治剝奪了中國的主性、國性、種性和自立。鄒容在討論中國的“種族”時，他的分類非常值得注意。他將滿洲人視為蒙古人之從部，又將蒙古人與突厥人看成是源于西伯利亞的種族。這些民族與中國人種顯然是有區別的。在中國人種中，第一是漢族（等同于“中國人”），還有朝鮮人、泰國人、日本人、西藏人以及“其他東亞民族”。1903年《革命軍》的出版在漢族民族主義的復活中是一個重要時刻。鄒容為中國人想象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中國人古代向東亞鄰國遷徙，近代又向東南亞和美洲移民，也許中國人很快會成為“20世紀世界的主人”。

章炳麟在流亡日本期間成為革命報紙《民報》的編輯。該報曾發表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宣傳文章。以激進的反滿言論著稱的章炳麟梳理了中國歷史，引用史書上對于中國北方邊疆游牧部落的蔑稱，作為反滿之根據。其時他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華民國解”，對我們了解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所幫助。他列舉了革命者希望組成的共和國的決定因素，并考察了“中國”和“中華”的含義，指出中華“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正是文化界定了作為中國人之含義所在：“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

蒙古武士

隨后，他談到了關鍵的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以先漢郡縣為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為界者，則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隸職方，其經營誠宜稍后。”回到他的作為中國人的文化標準上，章炳麟指出，韓國和越南也有類似的習俗，并使用中國的書面語言，所以他們應該包括在中華民國之內，但是他承認，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獨立于中國（并由競爭對手日本和法國控制），因而這種想法不切實際。相比之下，除了藏傳佛教外，西藏人、穆斯林和蒙古人與中國并沒有共同的習俗。對此，章炳麟基本上同意讓他們自決：“任其去來”。

那么，在原則上，由章炳麟的民族主義可以得出結論，清朝的邊疆屬地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應當由其決定自己的命運。章炳麟隨后還列舉了許多實際問題，提出了頗為不同的解決方法。相比越南和朝鮮（二者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落入外國帝國主義的控制中），盡管新疆、蒙古和西藏最初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至少不屬于其他任何國家。因此，如果他們能夠適當地被同化的話，就可以被納入到新的中華民國之中。他還解釋了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在措辭上，章的言論未必對以上各族有多大的吸引力）。章炳麟說，新疆漢人眾多，而穆斯林又非常聰穎，故可教之。“蒙古雖顓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而欲漢化西藏人，必須始于語言，因為他們最為孤僻。因此，漢人殖民、貿易和文化同化是形成中華民族的途徑。如此，則中華民國可保有清代邊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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