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長期體現合理回報
日報：那么回報率介于PE和儲備之間?
周小川：主要是回報期限比較長，從回報率來講，要求不一定高，但是由于期限長，可以拿到長期的回報。一般而言，一些期限比較長的項目，初期可能拿不到回報，最初幾年是寬限期，但到了后期，回報可能會比較穩定。就比如中東的某些基金，也是需要回報的，只不過對回報的需求沒有那么急切。絲路基金將來與這類基金也有合作機會。
從需求的角度看，傳統絲綢之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而“一帶一路”這個提法很有遠見，在地域界限上沒有嚴格設定，有靈活性，覆蓋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總體來看，這是一個使得中國更加開放，推動各國共同發展的機會。考慮到“一帶一路”的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較大，產業合作和發展的空間很大，也有創造就業的大量需求，這個戰略的推進符合大家的利益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了一些長處和經驗，若能將其用于幫助其它發展中國家，會助益大家的共同發展。此外，一些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有區域性，但需要前期的開發，這種機會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較多，因此通過產業合作、分工、相互融合，當地的市場有機會就能發展起來，所以，絲路基金除了有供給，有需求，還體現了克強總理剛在冬季達沃斯上強調的開放包容和合作共贏。
日報：絲路基金是主權財富基金嗎?
周小川：絲路基金目前未使用主權財富基金的概念。主權財富基金有一定的國家色彩，它強調“財富”的增加，多數主權財富基金在股票、債券、并購上有顯著的配置。絲路基金可能會更注重合作項目。當然，也要避免概念上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別人說你是主權財富基金，你的錢給我，就算是國家援助了。絲路基金在外還是應大致上看作PE，是回收期限更長的PE。
日報：但是PE背后一般沒有國家戰略。
周小川：對中國而言，國家戰略并非只強調中國的利益，而更加強調對外開放，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也是全球經濟未來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意義就是通過貿易發展，實現大家互利共贏，因此，未來絲路基金管理層在選擇項目的時候，顯然也會建立在互利共贏的理念之上。“一帶一路”已逐步在若干國家領導層面上形成戰略共識，而對絲路基金來講，這是投融資的機會。為此，戰略是更高層面上制定并推行的，絲路基金則是抓住機會，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務。
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日報：有些人把絲路基金稱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這是否一個恰當的提法?
周小川：我認為這個提法不恰當，“馬歇爾計劃”是二戰之后美國特殊地位的產物。今天，中國人均GDP約7000美元，位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在全球的情況和當年美國有很大不同。
中國的一大特點是儲蓄率高，這有一系列的原因，有人解釋為預防性儲蓄，有人解釋為文化價值觀所致。儲蓄率高，一部分資金就會走出去，外匯儲備就要走出去。這是由宏觀經濟恒等式決定的：儲蓄多，要么用于國內投資，要么用在國外投資，其中包括外匯儲備的運用。外匯儲備往往是通過凈出口的差額積累而來，從宏觀經濟恒等式看，其根源之一是儲蓄率高。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有人批評我們儲蓄過剩，這個批評是否成立暫且不論，儲蓄率高有其長處也有短處，但這是不是最佳選擇、是不是最佳資源配置?取決于你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既然儲蓄率已偏高，外匯儲備比較多，而且也不是短期能夠改變的，就需要有一部分用于走出去，把資金拿到國外運用，這就是絲路基金要做的事。
中國的人均GDP在全球才剛剛算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我們還在努力“奔小康”。因此，從本質上說，絲路基金和“馬歇爾計劃”不一樣。
日報：絲路基金運用外儲走出去，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人民幣也正在加速走出去，有沒有一些機制和安排可以讓人民幣和外儲結合走出去?
周小川：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如前所述，有貿易順差就可能會有儲備積累，儲備積累要么在國家手里，要么在民間。在國家手里，要走出去，在民間手里，民間也會走出去，這是同一道理。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勢頭也開始了。這時，就出現了新情況，多出來的儲蓄可以不表現為外匯順差收入導致的儲備積累，而是直接以人民幣的形式走出去，這中間會有一部分人民幣對外匯的替代。不過，目前總體來看，大邏輯還是從儲蓄偏多到國際收支順差，然后到外匯積累(包括民間和官方)，然后是外匯走出去投資的擴大，這是主線。
日報：在絲路基金的對外投資中，人民幣和美元可以共同使用嗎?
周小川：現在暫時走的還是兩條路，雖然背后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人民幣走出去的基金目前有兩個，一個是上海的賽領基金，一個是云南的云盟基金，兩者都是人民幣直接走出去尋求投資機會的基金。不排除將來還會有更多人民幣基金走出去。從長遠來看，有一天中國的對外投資會不以幣種為主要特征。不過，目前來看還是有區別的，絲路基金是外匯為主的對外投資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