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

中美兩國的一些戰略家，把避免兩國的沖突對抗簡單理解為避免戰爭。事實上，在當今國際環境和兩國國內環境下，雙方發生嚴重軍事沖突并引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雖不能完全排除，至少可以說是微小的。為把這種危險減小到最低限度，雙方應當加強軍事交流，建立可靠的危機預警機制和危機管控機制。

一、決定中美關系的首要因素，是兩國各自的發展方向、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兩國應當“共同進化”。

中美兩國政府處理雙邊關系的原則、政策和方式固然重要，但更大的決定性因素是兩國各自的發展道路。中美1970年代結束對抗，改善關系，最初動因是面臨共同的安全威脅。冷戰結束，這一共同威脅消失了，中國為什么仍然堅持穩定并改善對美關系的原則呢？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30多年前即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國內政治路線，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沒有動搖。中國在本世紀初提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同改革開放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觀察中國的對外政策包括對美政策有無轉變，首先要看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有沒有動搖。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60項決定。貫徹這些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改革措施，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而對美關系的穩定是塑造良好國際環境的關鍵。

展望未來，中國對外關系中的“和平與發展”主題一定會繼續堅持，但是其內容與視角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國際格局和大國關系基本穩定的今天，中國對“和平”的關注點越來越多地同局部沖突、海上安全、恐怖主義、分裂主義相聯系，同中國的海外利益相聯系。

東海、南海的島嶼歸屬問題和海洋權益問題近年來凸現，有時甚至激化，但是不可能使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發生逆轉。把這些問題放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中國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考察，不難發現其局部性和時限性。回顧過去，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1969年中蘇珍寶島沖突、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等等，其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是邊界糾紛，而實質問題是當年的政治大背景。隨著國內和國際政治氛圍的轉變，過去這些邊界糾紛都已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和視野。我相信，只要堅持中國前進道路的正確方向，中國就能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今天的海疆問題也不會引發中國同美國或鄰國的嚴重戰略對抗和軍事沖突。

就“發展”而言，過去中國的主要關注是擺脫貧困落后，推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今后則會更加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注重經濟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平衡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些都預示著中國外交政策在保持很強連續性的同時，會進一步為改革和發展的總任務服務。金融、貿易、能源、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公共衛生等問題，把中國的內政同外交日益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2013年出版了一本新書，題目是《外交政策始于國內》（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強調美國外交必須立足于國內的經濟復蘇與發展。哈斯說，今天的美國如不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教育水平、調整過時的移民政策、清理債務，美國就無法保障國家安全，提高國際競爭力，加強全球影響力。當今的全球政治權力對美國來說是相對寬松的，不存在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的大國對抗，所以美國正處在休養生息、苦練內功的時代。我相信，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美國戰略家的觀點。

的確，本世界初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都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影響到國計民生。2008年美國大選期間，許多美國選民認為整個國家“正走在錯誤的方向上。”在2013年開始的奧巴馬第二任期，美國的“內向”趨勢更加明顯，需要優先處理的國內問題很多，激烈的兩黨爭斗亟需緩解，因此在對外關系中采取了更為謹慎的戰略，不輕易進行海外軍事干涉。同時，奧巴馬政府強調“巧實力”，優先處理對外經貿關系和公共外交、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問題。所謂朝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rebalance）和“轉身”(pivot)一說，固然有其在安全方面牽制中國的企圖，但也表現了美國對中國和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日益重視和參與其中的積極性，不必做出完全負面的解讀。奧巴馬政府的國際戰略調整與糾偏，從根本上來說，是試圖糾正其發展道路上的偏差。只要美國總的發展方向不變，它就不會想挑起同中國的沖突和對抗。

我認為，如果中美兩國都堅持走各自認定的正確發展道路，那就能夠避免可能的戰略對抗，實現“殊途同歸”，而不是“分道揚鑣”。這里的“同歸”，并不是指兩國的發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并行發展且相得益彰。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寫道，美中之間不應該是零和關系，兩者之間應該建立的與其說是伙伴關系，不如說是“共同進化”(co-evolution)的關系。“這意味著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調整關系，減少沖突。”這正是我所說的“殊途同歸”。

二、美國應當尊重中國的國內秩序，而中國則不需要從根本上挑戰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中美都希望避免對抗，但對未來雙邊關系的核心關注點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問題，是“兩個秩序”問題，即中國要維護的國內秩序，以及美國所倡導并維護的全球秩序。

時任國務委員的戴秉國先生在2010年12月發表了一篇引起很大國際反響的文章，其中說到：“什么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我個人理解，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2011年中國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把“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納入堅定維護的國家核心利益范疇之中。按照我的理解，中方在對美關系中一貫強調的“相互尊重”原則，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即共產黨在國內的領導地位及政治秩序。中美關系中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問題，包括臺灣、涉藏、涉疆、人權等，都可以聯系到“國體和政體”上去。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從維護國內的長治久安出發的，對美政策尤其如此。

反觀美國對“新型大國關系”的界定和期待，都關系到它的全球“領導地位”和它所維護的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談到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時候，美方總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核等美方視為重大利益的國際安全問題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穩定（其中關鍵的是美元的主導地位）、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照顧美方的關切。美國人擔心的主要問題，是中國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實力和世界影響，造成對美國地位及其倡導的國際秩序的挑戰。這就是美國把主要關切聚焦到 “崛起大國同守成大國避免對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問題上的原因。

走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的關鍵，是理解兩國對未來關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匯合點，避免利益碰撞點。美國尊重并從主觀上不挑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國內秩序，才能說服中國尊重并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先地位和美國倡導的國際秩序。反之亦然。

中國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漸過渡到當前的“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顯示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事實上，中方已經反復向美方說明了對美國世界地位和現存國際秩序的看法，并通過實際行動建設性地參與了全球治理，參與了新形勢下國際規則的制訂。出于各種原因，包括對中方重大關切的不理解，美國對于中國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則，一直采取回避的態度，從未明確表明對中國政治制度、國內秩序、發展道路的尊重，而只是強調利益交匯點，要求中方在美方關切的重大國際問題上配合行動。

應當看到，美方關切的具體問題，多數是一些“移動的目標”。美國在若干年前關切的伊拉克問題、利比亞問題、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等等，而待這些問題解決或緩解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核、網絡安全等問題上。如果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之路，同這些無窮無盡的移動目標捆綁在一起，是難以找到出路的。當然，中方所提出的“合作共贏”原則，也應當充實更多可操作的具體措施。對于美國經濟復蘇和技術創新對中國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中方亦可給予更多的肯定。

三、需要預防中美之間的“新型對抗”和“新型沖突”。

更加令人擔心的是“新型沖突”與“新型對抗”的危險。“新型沖突”包括網絡戰、太空戰、貨幣戰、貿易戰等可能造成兩敗俱傷的“無硝煙戰爭”；“新型對抗”，指的是有形或無形的針對對方的國際聯盟、反聯盟和“勢力范圍”，耗費巨大的軍備競賽（包括建設以對方為主要打擊目標的“網軍”）等等。應當通過戰略對話和有效機制，對這類惡性競爭加以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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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2014年1月在美國召開的一次中美對話會上的發言稿，略做修改后，發表于2014年3月16日的《國際戰略研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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