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國家史建構中的“中國文明唯一延續論”

摘要： “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似乎成為中國史學界，乃至全社會的共識。但文化是人類主動適應環境的一種方式，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人類創造的一切文化都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歷史上的中國文化也不例外。考古學發現所展示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演變史和有關的歷史學研究，都顯示中國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這才是中國文化保持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在形成“中國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文明”這一印象的過程中，祖先崇拜思維與共同祖先認同、修史修譜傳統、悠久的漢語言文字系統、“舊瓶裝新酒”式的思想文化創新方式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代以來，受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為滿足民族國家“歷史記憶”需要而構建的民族國家史敘述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明具有唯一延續性”的強烈印象，并培養了我們具有共同歷史的情感認同。

在當代中國，“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這一觀念似乎成了中國史學界和全社會的共識，我們往往因此而自豪。

關于這一觀點的出現，雖然19世紀初的黑格爾已提出當代中國文化與兩千年前的中國文化沒有什么分別，但真正的中國文化延續論則是由梁啟超最早提出的，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其后，柳詒徵說：“世界開化最早之國，曰巴比倫，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國。比而觀之，中國獨壽。”梁漱溟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系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巋然獨存。”雷海宗通過比較中國史和世界史而提出中國歷史具有獨一無二的延續性和兩大周期。由此管窺，從這一說法出現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命題明顯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史學思維的產物。

同樣，也有一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國文明是延續的，如美國學者菲利普·李·拉爾夫說：“（中國文明）一旦在遠東出現，它就延續——并非沒有變化和間斷，但其主要特征不變——到現代20世紀……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歷史的……他們很少用武力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被征服民族，但是，卻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為他們的高級倫理制度的受益者當作自己的天職。”

李學勤總結說：“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者談論過中國文明的持點，看法雖紛紜不一，但在一點上可說是相當一致的，就是中國文明有獨特的持續性。與中國古代文明并時興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國文明這樣綿延久遠，迄今不衰。”

當然，雖然許多歷史學家支持“中國文明唯一延續論”，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認識。

法國沙義德教授在北京大學講羅馬的皇帝崇拜時表示，他不同意西方文明是斷裂的文明、中國文明是連續的文明這一說法，歐洲歷史也有連續性。還有研究世界史的專家對在中國史和中國考古學領域經常出現的“中華文明是世界歷史上唯一延續不斷的文明”的說法感到錯愕。因為，中華文明不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在“古代人類創造的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確是完全中斷了，例如古代西亞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文明以這樣和那樣的形式延續了下來，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這就是學者們所說的軸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猶太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這些文明的一個共同特征在于，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它們可能吸收了外來的因素，從而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和變化，但它們的基本精神傳統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觀念體系所取代，它們仍然是人們一切活動的軸心”。

另外，中國也不是唯一宣稱自己文化具有獨特延續性的國家。伊朗國家博物館館長阿克巴扎迪·大流士說：伊朗人認為，埃及的楔形文字和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字后來都被阿拉伯語取代了，而波斯語卻生生不息地延續了下來，所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東唯一從未中斷的古文明。

中國文化是變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文化傳統”“民族文化”等都是在近代全球化趨勢和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語境下出現的概念，使用這些概念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對這些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這些概念的內涵往往很模糊，人言人殊。

何為“中國文化”？應該是指當代中國范圍內歷史上的人們所創造的一切文化。以什么標準來判斷中國范圍內的古今文化屬于一個延續不斷的文化，即“中國文化”？如果我們說在中國范圍內歷史上的人們所創造的所有文化就是“中國文化”，那么這種說法是來自于我們的主觀認同，還是有某些客觀標準使我們可以作出這種判斷，比如古今文化上的一致性，或明確的傳承性？

我們所能認識到的歷史實際是：歷史上的中國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調整而不斷創新、變化，每個時期、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這是文化的本性決定的，沒有一成不變的某種“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傳統”。譚其驤說：“自五四以來以至近今討論中國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簡單化的毛病，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一種亙古不變且廣被于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其地區差異，這對于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極為不利。”而且，“一方面是因為幾千年的漢文化在不斷變化，有時代差異，另一方面是因為同一時代漢民族內部文化又因地而異，有地區差異，所以不存在一種整個歷史時期或整個封建時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

文化是一種人類主動適應環境的方式，文化通過不斷的調整與變化來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迎接各種新的挑戰，滿足人類不斷變化的新需要。不能作出及時調整以便有效應對問題的文化必然走向崩潰和消亡，變化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文化的發展既有傳承，也有變化，沒有一成不變的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也不例外。正如C·W·沃特森說：“任何關于文化形態的連續性的聲稱，都在嚴格的歷史審視中發現是不能證實的，因為在事實上文化的象征和形態總是處于一種不斷的變動中，而且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已發生了質的變化。”一個事實是，“即我們都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地學習認同新的角色和如何適當地扮演他們”，“文化的本質是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被重構和更新的”，“文化被不斷地修正和改造。因此，盡管文化表現出某種不變的本質，把民族的標簽貼到文化上純屬一種誤導，對于什么是英國（或法國或西班牙或中國或印度）文化今天所傳遞的，無論人們如何試圖區分它的特質，和一個世紀前被貼上同樣標簽的文化所傳遞的幾乎毫無相同之處。”他說得很中肯。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變與不變，斷裂與延續往往表現為“名雖同，實已變”，正如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川菜，雖然都自稱“川菜”，但各地的川菜往往不同，都會根據當地的原材料和口味喜好作出調整。一個不能隨時代、環境變化而變化的文化不是一個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文化，而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早晚會被歷史淘汰的文化！

所謂“中國文化”在歷史過程中實際上也是不斷變化的，從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無論是物質、技術層面的文化，制度層面的文化，還是思想觀念層面上的文化，都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中國文化”的實質也是在不斷的交融中演變發展，其涵蓋的人群和地域在不斷擴大之中，其文化內涵也在交流融合中不斷發生變化。

從考古學所發現的歷代物質文化看，中國歷史上的衣、食、住、行、墓葬制度等方面都直觀、明顯地展示出文化的巨大變化，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物質文化面貌，例如從仰韶文化的彩陶到龍山時代的灰陶、黑陶和玉器，再到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再到戰國以后的鐵器，唐宋以后的瓷器，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人半開玩笑地說，唐代的中國文化在日本，明代的中國文化在韓國。這種說法至少說明日本保存了較多的唐文化因素，韓國保存了較多的明文化因素。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兩個朝代的文化是相同或相似的。正是因為這種不同和變化，考古學的器物學分期斷代才能開展和成立。但我們在談論“中國文化”時卻忽視了這種文化的變化！

從制度層面文化看，由新石器時代，經夏商周三代，歷經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國家政治體從無到有，從祖先崇拜信仰和血緣組織為社會基礎的宗法制政權，到以皇權為核心的家天下的集權專制政權，再到近現代民族國家的民主政治思想與實踐處于不斷變化之中。

從思想觀念文化層面看，雖然中國歷史上的思想觀念變化更多采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即通過對儒家經典的考據、詮釋等來發展時代需要的新思想，但不同時代思想觀念的變化是明顯的。除了“五經注我”式的時代思想創新與表達外，還有學者提出，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個重要而明顯的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時期：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百家爭鳴到秦統一天下、漢以后獨尊儒術；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儒道釋相互爭鳴與唐宋新儒學的更新；明末清初以來的西方殖民入侵與西學東漸對中國持續至今的影響。

從人群遷徙和政權的統治集團來源看，不同王朝也不一樣，其中的許多統治集團均來自周邊文化區的族群，如南北朝時期的多個政權、元代和清代。

從不同區域文化交流融合角度看，從不同文化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化大傳統的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以后的歷史時期，每個時代都有各種不同的區域族群文化與中原文化發生接觸，不斷重復著由“夷夏之辨”到“夷夏之變”的融合過程，如夏商周時期的東夷、蠻越、戎狄、東胡等，兩漢時期的匈奴、羌人，南北朝時期的鮮卑、匈奴、羯、氐、羌，隋唐的突厥、回鶻、吐蕃、南詔等，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元明的蒙古，清代的滿人，等等。

在全面考慮中國文化發展進程的前提下，研究中國歷史上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的接觸對象、交流的可能性、交流方式、過程、重點、結果及其影響等均不相同。從文化發展進程看，中國古代文化交流的主流早期是各區域文化之間，后來是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交流及融合。隨著交流融合的深化，文化間的認同與趨同，中國文化區不斷擴大，中國與新的周邊族群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在早期，中國與當代所認定的域外文化的交流雖然存在，但并非主流，直至歷史后期，隨著中國文化區的擴大，以及某些文化的擴張，中國文化與這些文化才發生廣泛的接觸，文化交流日漸活躍。而我們傳統的研究對當代中國文化區域內各古代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和中國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并未予以足夠的重視，而是簡單地、概念化地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化”或“華夏文化”更多的是一種“概念”和“主觀認同”，而非歷史，尤其是文化發展史的真實狀況。

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過程中，中原地區受到的外來文化沖擊最多，不同族群在此來來往往，不同朝代的統治集團往往又來自不同文化區。除了統治集團變化，還有各種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如漢唐長安、洛陽的胡人及其文化等。這些外來者不僅僅是完全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同時他們也在改造中國文化，使之不斷變化、發展、適應。陳序經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接觸以后，他們無論任何一方都不能獨立生存。因為接觸一經發生，立刻變為一種新局勢、新要求與新趨勢。”“假使我們上面所說的話是不錯的，那么所謂保存固有文化這句話，無論在文化發展的理論上，或趨勢上，都是不通的。因為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尚未接觸之前，既無所謂固有，在他們已經接觸之后，他們也惟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而無所謂固有。”但中國歷史上的儒家知識分子通過以官方名義和儒家等主流思想為指導的歷史敘述再建構，將這些不同文化與族群納入主流文化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忽視了他們的自身特色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些都從側面反映了不同時期文化的名同實變。

我們以秦文化為例：在西周時期，秦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現為周文化，兩者關系密切，但從春秋開始，隨著秦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融合，秦文化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屈肢葬、土洞墓、繭形壺、鏟形足袋足鬲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文化因素開始流行。《春秋經》則視秦為戎狄，也有學者稱之為“戎狄性”。正是由于秦文化的這種早晚期文化的差異和多組文化因素并存的現象，導致學術界對秦人來源持不同觀點：從考古證據出發，有人認為早期秦文化就是周文化，有人則認為早期秦文化應該是西北地區的羌戎部族文化。如果我們從文化交流、融合和演變的角度，就不難理解這一現象。由于宗周文化的衰落和失去控制力，秦人在西北的拓展中不僅控制了大量羌戎人口，而且吸收了他們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面貌發生了明顯變化。羌戎人也漸漸認同了秦文化，而成為了“秦人”。同樣，楚文化的發展也表現出相似的趨勢。這種文化的交流、融合是雙向的，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它們作為戰國七雄的基礎。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秦人才有可能建立遠大于周的統一大帝國，使“中國”“華夏”的文化認同區域更為擴大。與此同時，隨著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融合，許多周邊部族的神話祖先也納入黃帝神話譜系中。

即使作為中國文化延續性的重要表征之一的漢語言文字也是不斷變化的，漢語言一直在與其他語言、文化的交流中不斷吸收外來的詞匯，同時漸漸放棄許多舊的詞匯。目前，我們大量使用的外來詞匯，如互聯網、達人、雙贏等等。就是在古代，不同時期，這種現象也不斷重演，如我們常用的葡萄、胡同、一剎那、六根清凈、借花獻佛、無事不登三寶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無不是來自外來語言、文化或宗教語言。因此，有沒有所謂的“純正漢語”之說是值得推敲的。

胡適說：“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仿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筑、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哪一件里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帶來的美術建筑，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歷法改革，無一次不是采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歷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

一些著名學者也意識到現代我們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和政治區域與古代中國文化和政治區域并不相同，現代中國文化和政治區域，是不同歷史時期多種文化交流融合與拓展的產物，并非古已如此。在這一交流融合的過程中，文化之間不斷接觸、交流，直至互相學習、融合，由此，中國文化的面貌、內涵不斷發展變化，具有共同文化認同的族群和政治區域不斷擴大。

正因為有這種意識，所以他們認識到研究這一文化發展演變歷程對我們認識當代中國文化及展望其未來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自近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將認識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即中國文化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今天這樣的面貌特征和文化認同，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提出了中國歷史學的重大課題包括“中華民族由幾許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跡何如？”蘇秉琦先生也提出：“第一，應把被歪曲了的歷史恢復它的本來面貌，這就是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點，必須改變，恢復歷史的原貌。第二，必須正確回答下列諸問題，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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