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是多源與多元的
如果我們說歷史上有一個所謂的“中國文化”存在的話，那這個“中國文化”不僅是變化的，還是多源與多元的。
從考古學資料來看，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核心區已經形成了多元文化分布的特征，夏鼐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劃分為七大區域；蘇秉琦將新石器文化分為黃河中游、黃河下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以長城為中心的北方文化區等六大區；嚴文明將中國新石器文化概括為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江浙文化區、燕遼文化區和甘青文化區，從經濟類型上，又可劃分為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狩獵采集經濟文化區三大經濟類型區域，他由此提出“中原以外這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張光直提出新石器時代多區域文化與交互作用圈理論。所有這些觀點都認為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文化多元的現象，這些多元文化都是后來中國文化的源頭，即中國文化是多源的。
一方面，經過新石器時代的多元文化共存、接觸、交流和融合，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形成中原文化的雛形，經過三代時期中原與東、西方幾大文化集團的交流和融合，至周代初步形成以禮樂文化為特征的“華夏”的文化認同和夷夏之分的概念，再經過春秋戰國時期諸國與各自周邊文化，如南方的蠻越、北方的戎狄、東方的夷人等交流與融合，更大范圍的中國文化區和文化認同形成，為秦漢帝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另一方面，進入三代時期以后，雖然形成了以禮樂文化為代表的大文化傳統認同，但各地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傳統，大文化傳統與小文化傳統共存互動一直是中國文化發展史的特色。理解三代以后的中國文化，我們仍然不能預設只有一個單純的所謂“中國文化傳統”。實際上，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同時期都存在過多個更小區域的文化傳統。從大小文化傳統的視角來看，夏商周朝代政權的更替應該是不同區域文化在認同、接受文化大傳統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奪取主導地位的同時，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斷補充、修正和發展文化大傳統的過程。正如趙輝總結三代考古的重要收獲時所說：“業已從考古學角度明確分辨出夏商周分別是三種有聯系、卻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發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關系，并非‘父子’，卻似‘兄弟’。按照蘇秉琦先生的說法，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存在一種‘大一統觀’，將夏、商、周、秦、漢視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這種觀念雖然不斷遭到質疑，然最終使之化為陳腐者，全賴考古學的證據。”這種大小文化傳統的互動現象在后來的歷代王朝更替和各種族群之間的互動、融合過程中不斷上演，由此，中國文化在不斷調整變化之中海納百川，融合創新，保持活力。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延續的、一成不變的、囊括全國范圍的所謂文化傳統！
劉師培、傅斯年、勞思光等也都指出先秦諸子具有不同的地域性傳統。傅斯年認為，魯國盛行秉承周代的禮樂文化傳統，“于是拿詩書禮樂做法寶的儒家出自魯國，是再自然沒有的事情”。陰陽家則是齊國以及燕國的文化傳統的產物，齊人喜作荒誕不經之論，燕人熱衷方士之術，“鄒子出于齊，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齊風氣，鄒子一身或者是一個表象”，同時齊國的上述文化傳統孕育了“骨子里只是陰陽五行，又合著一些放言侈論”的“齊儒學”，而有別于魯國“儒者的正統”。劉師培指出，墨家以宋國為重鎮，是因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習于愚”，并且宋地重厚好蓄藏，“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說得而中之”，節用薄葬之說由此起。他還說：“西秦三晉之地，山岳環列，其民任俠為奸，刁悍少慮，故法家者流，起源于此。”關于道家的地域性傳統，勞思光認為：“南方哲學思想之代表，即為老子及莊子之學說。”所謂“南方之文化傳統，則混合殷人及祝融氏族之文化而成，實是中原之舊文化”，“老子固楚人，莊子宋人，而宋正殷后也”；另外，“南方吳越一帶之巫術亦留下某種神秘觀念。皆對戰國秦漢之思想大有影響”。
譚其驤說：“五四前后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學說，就是綱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這么說……所有少數民族都各有其獨特的信仰與文化，只有少數上層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姑且不講全中國，即使未講秦漢以來的歷代中原王朝，專講漢族地區，二千年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文化，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嚴格地說，在采用‘中國文化’這個詞時，理應包括所有歷史時期中國各族的文化才是”。此外，譚其驤還強調了中國文化的時代性與地區性問題。
這些中國文化多源與多元的觀點以及中國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理論都很好地說明了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延續性與變化性、維持傳承與保持活力、上層精英文化與民間大眾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
總之，我們認為在中國古史與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必須首先明確這些觀念：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抑或一元的？古代中原華夏文化與周邊文化是平等的，互為影響的，抑或一枝獨秀？是中原華夏文化的單向傳播、同化，抑或雙向的交流融合？“中國文化”是古今名實一致的，抑或“中國文化”只是一個概念和認同，其內涵在歷史上是不斷變化、擴展的？
新資料、新理論和文化比較的研究成果迫使我們必須反思過去的傳統史觀和概念。只有保持一種開放的史觀，我們才可能更全面地認識古代社會和人類文化發展史，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從而開辟中國歷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時為當代中國文化如何在當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沖突的大潮流中進行文化交流、融合、創新和發展提供歷史的參考。
“中國文明唯一延續論”形成原因探析
有人說，對于一個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長的西方學者來說，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興趣和困惑莫過于以下問題：為什么中國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像其他古代文明中斷了？在地域如此廣大、人口如此眾多、地域差異如此巨大的背景下，中國文化真的是一致的嗎？他們是如何維系文化認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呢？歐洲有如此多的國家，而中國這么大，卻只有一個國家，一種文化認同，為什么有這種差異？這些問題不僅是作為“他者”的西方學者關注的重點，也是我國現實社會生活中需要尋找答案的問題。
正如前面所論，中國文化在歷史過程中既有相似性、傳承性的一面，更有變化、多源與多元的一面，但我們為什么會留下“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這樣的印象并特別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呢？
我們認為，大致來說，“中國文化唯一延續論”觀念的形成既與自我文化中心主義、中原文化優越論以及傳統的“文化一元論”、正統史觀和“大一統”歷史思維方式等有密切關系，更與近代民族國家歷史記憶的建構有密切關系，是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建構與想象給我們帶來的一種“印象”。
第一，祖先崇拜思維與共同祖先認同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尊古觀念。
在祖先崇拜和尊古觀念影響下，特別強調今人與古人之間的血緣紐帶，彼此之間血脈既然相承，文化上自然更是傳承有序。在這種血緣關系敘述的構建中，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人群都被不斷地納入炎黃始祖的華夏血緣大家庭中，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傳統成為大家一致認同的對象，由此，古今文化一體感、延續性也成為我們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第二，修史、修譜傳統強化了古今文化一脈相承之感。
文化傳統影響我們的思想觀念，而我們的思想觀念也在不斷重新定義“傳統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兩者相互作用。
中國悠久的以正統史觀和“大一統觀念”為指導的修史傳統使得中國文化的統一性、傳承性等觀念深入人心。但中國考古學的成就改變了這種受上層文化操控的文獻史學對歷史的壟斷陳述，使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發展歷史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更真實的一面，即文化的延續性、統一性只是上層文化的某種表面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文化起源的多源性、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發展的變化性才是實質性的特征，正如西漢與東漢雖都是劉姓王朝，在文獻中一直被視為一脈相承，但如果沒有文獻記載，兩者之間只從考古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如器物、墓葬、建筑風格等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看，甚至可以說彼此基本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
第三，悠久而獨特的漢語言文字的影響。
同一的規范的漢語言文字書寫體系是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大傳統。數千年來，漢字的一脈相承現象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延續性和一致性的印象，雖然漢語言文字的詞匯、結構不斷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而處于變化之中，但是“過去，漢字的使用使分散在亞洲各地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統一”。古文字學家許進雄說：“數千年來，漢字雖然已由圖畫般的象形文字演變成非常抽象的結構，但是稍加訓練，就可以通讀千年前的文獻。同樣的，不同地區的方言雖不能交談，但卻可以書寫和通讀一種共通的文字。中國的疆域那么廣大，地域又常隔絕，其包含的種族也很復雜，而猶能融合成一體。此特殊的語文特性應是重要的因素。”
第四，“舊瓶裝新酒”式思想文化創新方式的影響。
在專制皇權支持下的儒家獨尊地位，以及對儒家經典的“舊瓶裝新酒”式思想創新方式的詮釋造成中國文化，尤其是主導性的思想觀念呈現出一種古今延續一致的印象。
在中國傳統的專制社會中，新的思想往往要以舊的名義出現，以防“標新立異”之譏；而在當代，往往是冷飯舊論也要標榜創新，唯恐“缺乏創新”之論。在專制社會和儒家獨尊的社會背景下，文化創新一般都是采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即通過對經典的重新選擇、解讀、解釋與評價，賦予新的意義，建構新的文本。有人說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后，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但“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的發展模式之一就是通過對經典的不斷重新選擇、闡釋，以融入新的、時代性的思想與觀念，滿足不同時代的需要，今古文經傳統是既相對又互補的兩種手段與方法。所謂“中國文化的延續性”感覺也由此而產生。
漢代以后，歷朝歷代都奉儒家思想為官方的指導思想，表現出一種對大傳統文化的認同。歷史上，歷朝歷代統治者基本都認同、接受這一大傳統文化，以這一文化的繼承者、弘揚者自居，并由此而獲得文化上的“正統”地位。
第五，近代民族國家通史敘述構建的影響。
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為滿足民族國家“歷史記憶”需要而構建的民族國家通史敘述帶給我們“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的印象。因為，民族主義觀念和近代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構建為了滿足強化國民凝聚力，培養具有共同祖先與歷史的民族認同，證明近代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合法性和歷史悠久而特別強調古今民族、文化的一體性與傳承性。正如費正清所說：“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給我們描繪了中國的兩個形象，一個強調今天中國同它長期過去歷史的連續性，一個強調革命變革和創新的新穎特點。我們需要把這兩種形象結合起來。連續和間斷畢竟是作為歷史的經緯聯系在一起的。”有學者指出：“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一方面是歷代政府文治武功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史家對民族文化歷史系譜精心構筑的結果。”
所謂“民族文化傳統”不過是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回憶與遺忘、突出與扭曲等歷史記憶的重構手段對歷史素材進行闡釋與想象而建構出來的時代概念。它常常被作為想象的共同體——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強化民族的自覺意識、自我認同和“我者”與“他者”民族之間的差異感。
“中國文化唯一延續論”觀念的形成、最早“中國”論和華夏民族起源論等的提出以及有關從最早中國到現代中國發展史和中華民族演變史的構建都是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的，具有時代性的歷史解讀與敘述，因為滿足了中國人尋根和獲得群體認同的心理需要，以及培養構建民族國家意識和增強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現實政治需要而被廣泛宣傳和大眾接受，成為當代中國無可爭議的主流歷史話語體系。雖然其間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歷史敘述體系因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曾經占據主導地位。
總之，漢字的延續，祖先崇拜的血緣傳說體系，尊古傳統，“舊瓶裝新酒”式的文化創新方式，正統觀、大一統的歷史敘述傳統和當代的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等等，造就并強化了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的印象。因此，我們可以說，根本上，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的觀念是具有強烈歷史自我認同的中國歷史學家基于民族主義思想和民族國家的時代需要，為塑造民族國家公民的共同歷史記憶而建構的“我的”民族國家歷史敘述，及其宣傳、教育對人們思想觀念所產生作用的結果，是歷史敘述帶給我們的一種印象，并構成一種我們有關中國歷史的認知。這也是歷史學的價值與社會作用的一種表現。
中國文化的唯一延續論、民族國家“中國”的古老性等觀點的形成和廣泛傳播就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并通過教育成為我們認知的一部分。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史料和對史料的解說結合在一起，以提供行動指南和喚起愛國主義意識。”“不對史學進行革命，史學便沒有能力促進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和保證中國的續存。”其目的就是要培養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強化民族認同和凝聚力，正如梁啟超、錢穆、李濟等人所提倡的。
作者：徐良高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 ,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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