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紀中葉，漢族繼續向西南地區擴展，此地的壓力日益增加，清朝一直都在竭力維持微妙的民族關系。正如David Atwill(戴維龍)等人所概述的情況：1839年夏，緬寧城(Mianning，今臨滄)爆發了大規模的漢-回暴動，最終導致了大屠殺，清真寺變成了廢墟，有近2000的云南穆斯林被殺死。第二次大屠殺發生在1845年的春天，當時暗流涌動的漢-回敵對分子在云南保山發動了激烈的戰爭(came to a boil)。1845年10月2日，清軍進入保山城內，并且對大約8000回族進行了屠殺。

在東部，清朝政權所維持的微妙民族關系進一步被推翻。19世紀晚期，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分子利用滿族人的不同觀念，在帝國的精英人士和他們的臣民之間劃定了戰線。這一新興革命運動的突然發起，伴隨著的是一個新術語的出現，它發揮了一個中央的、話語的作用，這個術語就是民族。 從日本引進中國的這一新詞“minzoku”，成為了反清激進分子的一個有用的工具，否則他們很難像外國人一樣去描述這個國家，因為這個國家已經成功的將自己塑造成為儒家禮儀、科舉考試、漢語治學，以及許多的傳統中國文明的中心機構的統治者。像章炳麟(1868-1936)、梁啟超(1873-1929)、鄒榮(1885-1905)等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將自己的反滿立場建立在了所尋找到的民族概念之上，并且在被引進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t)概念的影響之下，促進了“漢族”和“滿族”這樣一類概念的出現。這些分類，盡管明確地表示了文化方面的差異，但卻標示了與傳統的文化身份概念的區別。章的關于“漢族”和“滿族”的分類，盡管是根據文化的標準，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本質主義和種族類別的相互排斥的特性。這種雜交的、文化和種族概念化的民族導致了Kai-wing chow曾經所稱的一種“漢種族主義”形式，一種文化主義的分化機制“削弱了改革派繼續支持滿族政權的立場。”擁有了這種文化種族混合的概念，梁啟超等人能夠表達他們對于滿族統治的反對，并以此作為種族斗爭的文化等價物。

三、國共兩黨的國家民族策略歷史淵源

1911年，清朝最終崩潰了。當然，我們不應該夸大1911年革命的民族主義因素，因為這是一組交織著反滿主義情緒的復雜因素發展的頂點狀態：隨著太平天國起義和對它的鎮壓，中央集權國家將世俗權力下放到各省;中法戰爭(1883-1885)和中日戰爭(1894-1895)之后不再對保守改革進行支持;在1905年科舉考試系統廢除之后，對于朝廷的侵襲性和破壞穩定的新政策做出了尖刻的回應，以及與國家知識關系的戲劇性轉變。這就是說，鄒榮的激烈的反滿族種族主義沒有能夠借助言論(rhetoric)的力量廢除溥儀。然而，反滿革命對于后帝國的激進主義，卻做出了一個獨特的形狀和基調，并且，正如Edward Rhoads (愛德華·羅德)所認為的，對于暴力的性質和嚴重性，在革命期間有時會加在滿族人民身上。從本質上來說，反滿族革命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恢復漢人控制一個國家本身就是以漢族人為主。武漢革命者的旗幟，在視覺上捕獲了這個概念，十八顆星象征十八個“中國本土”歷史省份。同時，滿族政權的瓦解是一件好壞參半之事，因為伴隨著的是一直保持著一個整體統一的多樣化的帝國的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清朝”普遍主義的崩潰。隨著滿族統治的崩潰，新時代的中國領導者必須發展他們自己的手段，在多樣性和統一性，多元性和單一性之間進行協調。如果他們失敗，他們將失去廣袤的領土。

正如Joseph Esherick(約瑟·埃謝里克)所概述的，此刻，這里有少數政治精英，他們歡迎領土的減少和隨之而來的一個中國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國際邊界線與漢人的分布是相一致的。然而，被埃謝里克認為是“中國本土”的這一立場，被“大中國主義”的補償立場所遮蔽。“大中國主義”立場的倡導者認為有必要把邊界省份作為在外國入侵時的緩沖地區。同時，他們認為必須阻止皇權滲透到這些地區并調動起當地的民族情感來反對中國的政體。實際情況是，后帝國的中國政權只有暫時承認歷史上其他國家與清朝簽訂的大量疆界條約，否則，他們認為重新設計中國疆域的界限將是一件昂貴的和復雜的事情。

最終，“大中國”的立場盛行了起來，并且共和黨的領導人致力于恢復對前清領土的控制。然而正如Xiaoyuan Liu(劉曉原)、Hsiao-ting Lin(李孝庭)等人所認為的：這個必須迅速完成，然而，由于1911革命的民族政治和領土的影響已經越來越明顯。1912年11月3號，根據俄蒙條約，外蒙古被認定為自治區。在1913年，西姆拉會議上發起了一個20年期限，在這期間中國的軍隊或民用機構不允許在西藏停留。中國的西南部，尤其是在云南，地方軍閥對該地區行使事實上的政治控制。這一瓦解，主要是共和黨政府軟弱這一結果導致的，也是后帝國正統崩潰的反映：作為一個親漢、反清團體，共和黨民族主義者通過發動革命，在無意間也疏遠了其他的非漢族群體。在為漢人建立一個中國時，他們沒有為藏人、蒙古人等留出地方。

面對災難性的領土的失敗，大多這樣的情況都發生在國家的邊境區域，新的共和黨政權內的一個派別開始提倡更大的包容主義，以一個更加寬容的話語來取代共和黨的革命言論。他們留心清朝的模式，將中國的民族關系重新概念化為包括漢人、藏人、蒙古人、滿族人和回人的“五族共和”(這一構想被具化在了政權新的五彩旗幟上)。不同于由章炳麟等人提出的民族概念，五族共和概念不再將藏人、蒙古人等描述為在本質上與漢人截然不同，而是強調將這些群體同化成漢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James Leibold(詹姆斯· 雷鮑德)所說的，Sun Yat-sen(孫中山，1866-1925)起初在這個概念上猶豫不決，但是他的反對建議被1912年早期的臨時大會所推翻。

在所有的象征中，共和政體在其國家實踐的核心方面并沒有構建一個中國多民族的概念，這在1912年人口普查中缺乏所有相關民族問題的事實即是明證。基于縣域間開展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表中包含十七個問題，沒有一個是關于語言或民族多樣性的。這些人口普查的問題揭露了這一政權首要關注的是出生和死亡率、性別比率、專業職業的規模和分布情況、以及外來人員的安置。人口普查局進一步說明了，該政權還關注犯罪分子。“縣里人口列舉和登記的規定”指出登記員要記錄有坐監歷史的戶主，有可疑傳聞的那些人和那些沒有血親關系而居住在一起的群體。共和黨政權想要去了解許多關于中國人口的情況，但是幾乎沒有關于民族差異的情況。

在民族政治的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并且制定出處理“民族問題”的方法。早期共產黨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相當抽象、且未經考驗的，這源于他們與國民黨(GMD)和蘇聯三邊關系的變遷。在1920年代，蘇聯當局與中國的列寧主義政黨和國民黨保持著策略性的關系，在意識形態上傾向于中國共產黨，而實際上承認國民黨最具有統一中國和抵制外來侵略的能力。在這一復雜的地緣政治等式下，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策略變量，盡管它不是特別的明顯。至少，它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楔子。相對于國民黨來說，無論蘇聯還是中國共產黨，他們都有利用民族來實現他們自己的政治優勢。

這一時期的戰略，隨著孫中山的逝世，共產黨——國民黨——蘇聯的少數民族政策的構想從1925年開始走到了盡頭。在Chiang Kai-shek(蔣介石，1887-1975)占據統治地位之后，國民黨放棄了多民族中國的想法，這一轉變再一次由國家旗幟上的變化表現了出來。1928年五色共和旗幟的廢除，被展示了中華民族、單一的中華民族的同質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旗幟所取代。孫中山的民族政治綱領受到蘇聯顧問的影響，它在第一個統一戰線期間(1924-1927)如同一座橋，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進行服務。而蔣介石不同于孫中山，大聲叫喊著反對共產黨的民族自決(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話語，因為它涉及到中國的非漢族人。兩黨之間尖銳的對立，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更殘暴地表現了出來，蔣介石致力于他的新南京政府的建立，建立一個劉曉原曾經描述的“單一民族共和國”和Frank Dikkotter(弗萊克·迪克科特)所稱作的“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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