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除2月的報告外，所謂的“許景澄言論”均來自金楷理的轉述。然而另有史料證明，即使是2月的晤談，也有金楷理在場。2月報告中雖只字未提金楷理，但隨后不久，3月18日德外部高級參事官克萊孟脫（Klement）在其手稿中談及此事：“駐柏林與圣彼得堡中國公使及使館參贊金楷理（kreyer）于本年二月勸我們先直接占領所希望的地點，然后再行談判。”顯然，拉度林與許景澄的對談，是由金楷理擔任翻譯工作，居間傳話。因此，是許景澄確有支持武力之意，還是金楷理在傳達過程中扭曲原意，要打個問號。真相究競為何？恐怕還要考問金楷理的個人背景，也要厘清晚清駐德使館的具體外交運作。
金楷理是美籍德人，1839年出生于德國，青年時期隨家人移居美國，1866年被美國浸信會差會派到中國。最初任職于江南制造局，與李風苞合譯了多部德文軍事書籍。后李風苞使德，調其前往柏林任使館翻譯，后升職為參贊。此后二十余年間，金楷理一直在中國駐柏林使館供職，歷經李風苞、許景澄、呂海寰、蔭昌等數位駐德公使。因使館中能通中德兩國文字者只他一人，前后幾任駐德公使都對他極為依賴。他曾因售賣假軍火、勒索回扣，為德國政府不滿。錫樂巴（德國鐵路設計師，膠濟鐵路的主要設計者）曾在報告中稱“使館翻譯金楷理博士從賣方勒索到訂貨總價的百分之七點五”，李鴻章也提醒過許景澄：“金楷理在德，聲名甚惡，文卿（即洪鈞，前任駐俄、德公使）深倚之，故不為外部所喜。”如此種種，側面反映了金楷理的品性問題。
德國政府對金楷理的不喜，涉及當時海外軍購的貪污、腐敗及競爭。但使德方真正耿耿于懷的是其對外交的過度干預。一方面，晚清使外官員多為舊式知識分子，如前后出使德國的洪鈞、許景澄都是翰林出身。根據清廷規制，出使大臣屬于臨時性的差使，設職之初便聲明“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并未經過專業的選拔和培養。因此，大部分的出使官員既不精通外語，更不熟悉近代外交法則與技巧，交涉上就不得不依賴外籍參贊和翻譯官，由外籍參贊代為交涉的現象并不罕見。另一方面，駐外使館內的參贊與隨員，人事權屬于駐外公使。出使之前，由公使擬具一個名單，奏調出洋，任期結束又偕同公使回國。這個以公使為核心的團隊，每數年一更換，難以形成一個持續的有外交經驗的系統。如此一來，長期留在使館中處理具體事務的，反而是游離在公使團隊之外的外籍參贊或翻譯。以金楷理為例，二十余年的駐德使館生涯，不僅使他積累了大量的外交經驗，比較熟悉中德事務，也擁有較大的事權，“金楷理在中國駐柏林使館占有重要的位置，像馬格里博士在中國駐倫敦使館一樣。中國的外交官對后者也是過分依賴，所有的政府命令都經過他的手”。
巴蘭德在1890年對許景澄傾訴過不滿，要求將金楷理罷職：
巴云：“姑且不論德館所用金楷理，我外部頗不謂然”。弟云：“從李大臣（即李鳳苞，筆者注）起至我任內，到外部談論公事，都是金楷理傳話，直至那年曾侯到德，貴國外部告知不愿洋員傳話，因此有事到外部即不帶金楷理去，但使館用此人，皆因頻年買炮、造船，機器事理深奧，他卻熟于翻譯，且各大廠管事人等亦都與他相好，我所親知”。巴色不悅，云：“如此仍要用他，恐于兩國交涉有礙。”弟云：“我到貴國，亦要將話講明，現在不令傳話、不辦公事，但令翻譯、采辦事件無甚妨礙。”
從巴蘭德談話可知，從李風苞開始，歷任使臣到德外部交涉，皆由金楷理傳話，德方不滿已久。1886年曾紀澤訪德時，德外部即已告知不愿由“洋員”即金楷理傳話。后因金楷理對槍火、炮艦，尤其是鐵甲艦的知識鉆研甚深，又常年與德國伏爾鏗廠等打交道，積累了相應的人脈和交情，使館不得不繼續使用此人。1890年巴蘭德雖以于“交涉有礙”相挾，迫使許景澄承諾在柏林期間不讓金楷理參與公事，但許景澄移駐圣彼得堡時，一切照舊，使館事務仍由金楷理居間辦理。
膠州灣事件之前，金楷理與拉度林在圣彼得堡過從甚密，數次私下晤談，他慫恿德方使用武力，拉度林本人也持相同主張。由此種種情形似可推斷，許景澄的“不當言論”，可能是拉度林的有意扭曲，也有可能是金楷理從中作祟。畢竟許景澄在柏林與德外交大臣馬沙爾的對話中，從未出現類似主張，但在圣彼得堡的使館中，卻經由金楷理之口，有違常理地主張德國使用武力。
德外部從拉度林的報告中，敏銳地察覺到金楷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以金楷理僭越職權向許景澄發難，并最終改變了駐外使臣兼使俄、德的局面。1896年11月，許景澄上疏《請派德國專使片》，道出德國方面對于由參贊來接洽外務的不滿：“德外部亦以使臣不常在德，僅由參贊接洽，隱懷不愜……彼國駐使曾向總理衙門述有政府要話不愿由俄都轉電之說”。為了避免德方猜忌，許景澄建議此后俄、德分使駐守，讓使臣能夠專注于一國事務，同時杜絕由參贊代為辦理外交的現象。清廷依議分別派遣黃遵憲為駐德公使，楊儒為駐俄公使。
對金楷理在中德外交中的影響以及傳話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巴蘭德早有忠告：
像金楷理博士這樣一個在使館工作，熟練中德兩國文字而又身居機要職位的人，不使他知道與政治有關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再說一遍，要是公使發現德國外交部不以赤誠相見的話，——相見以誠是符合德中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并且在目前是極為中國所重視的，——那末，他只能反躬自問。
金楷理居間傳達的“許景澄言論”，與其他史料中許景澄言行之抵牾，印證了巴蘭德的擔心并非多余。長期遙指外交，對駐外使館情形和金楷理品性都較為了解的李鴻章，在許景澄出使之初，也預見到了這一點：“竹使（許景澄字竹筼）潔己奉公，金楷理即不免浮言，則竹筼任內似亦未能羅羅清疏矣”。
四、余論
1896年11月，清廷在任命黃遵憲為駐德使臣后，海靖有意刁難，以黃遵憲在新加坡時貪污受賄為由拒絕。在澄清貪污后海靖仍堅持原見，在總署議及黃遵憲，“始終不肯接待，語極決絕，其他挾制誚訕語不可勝記”，實際意圖在于重提港口一事。后再三以此事糾纏，翁同龢知其醉翁之意，嘆道：“前使紳珂以海口未成撤回，故海靖注重在此。噫，難矣！”清廷最終不得不于1896年12月諭命許景澄為駐德使臣，此為德國第一任專使。
12月，海靖以同意增加關稅為條件，再度提出以五十年租賃的方式割讓一個儲煤站，被李鴻章以“粗暴的態度拒絕”。威廉二世極為惱怒，聲稱“經過這樣的拒絕后這將是個恥辱，那是最后一次”，德外交部此時也基本放棄了繼續交涉的努力，指令“馬上堅決地作為最后一次地向中國政府提出割讓一個海軍港的要求。如果這還不能達到所預期的目的，則最后必將干脆由陛下的軍艦占領一個合適的地點，先來制造一個既成事實”。至此，德國政府內部對華政策的爭持落下帷幕，最終就武力占領港口達成了一致。只不過在“和平的環境”下，德國沒有馬上采取行動，而是“等待華人先給了我們一個報復的理由”。此后，德國政府甚少再與中國交涉，待至1897年威廉二世訪問俄國，與俄皇密談膠州灣問題之后，德國再無顧忌。11月巨野教案的發生，對德國而言，只不過是期盼已久的“口實”終于到來。
自1895年10月港口索求的提出，至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的事發，交涉已兩年。此時距離國門洞開已半個世紀，浮沉于殘苛世局的晚清外交，在探索與認知近代法則的過程中，有醒覺與轉變，也有因循與巢臼，其中后者，為我們留下寶貴的前車之鑒。膠州灣事件中，本應在頻仍外患中積累經驗，體察時勢強弱的總署及其官員，難以全然拋卻舊日虛驕，外交之道仍是表面以禮而隱持倨傲，大多拒絕正視變化的事態：或漫不經心，漠然置之，如德方多次交涉，對港口野心勃勃、勢在必得，總署卻認為“無須詳為討論”；或推托遷延，延宕處理，德方第一次提出索港后，總署久久不向恭、慶二邸稟告；或應付了事，處理模式機械僵化，交涉中多次以唯恐其他國家提出同樣要求作為拒絕，這套簡單雷同的說辭在晚清外交中屢見不鮮。如此種種，總歸釀成晚清外交一大通病，即缺乏一個有效的外交應對機制，往往在事情初露端倪時，輕忽大意，不思未焚徙薪設法斡旋，待至事情爆發時唯有倉皇以對、被動因應。
其他交涉各方，亦各有局限與差錯：李鴻章一味以以夷制夷的方法處理事端，過度迷信中俄互保。駐外公使許景澄，銳意于籌謀海防，但外交觀念與方法落后陳舊，多為被動地傳達訊息，少有積極作為。1895年11月德國曾有占領廈門附近的小金門海島作為臨時軍港之議。當時德國兵船已集泊廈門，上海路透局發電報通知許景澄，然許景澄回復“數日后未有續音，想與上月電傳中國與俄旅順同一子虛”，將此事視為謠傳。不僅對德國行動掉以輕心，更身在德國，竟對德國選址廈門的熱議絲毫不知。交涉中活躍的各個外籍人員，暴露了晚清外交倚賴洋員充任中間交涉人的一大冗病。蒲安臣輕易代為允割中國利益，金楷理中飽私囊、僭越職權。最為李鴻章信任、被許景澄贊為“然心向華”的巴蘭德、德璀琳，雖不否認其為中國周旋轉圜的一面，但兩者本質上都更忠實于德國國家利益。巴蘭德極力陳說膠州灣是適宜的地點，對德國政府頗有影響；德璀琳左右逢源，在中國則為中國言事，在德國則為德國主張，他建議德國對中國“道義的取得”，看似是在為中國說情，實則仍是侵割利權，此舉不過是為了“使中國政府產生一個德國正在支持它的印象”，如同德璀琳在李鴻章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忠實于中國的德國友人。將國之外交，輕率托付于他國之人，結局似已昭然若揭。
注釋：略
作者：賈菁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師；來源：《史學月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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