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與許景澄“賣國”之說

上述交涉中，德國似乎在謀求以“和平”手段取得港口的可能性，然而“和平”的表象之下，積蓄著“和平談判”與“武力占領”兩種路線爭持的洶涌濤瀾。1895年10月至1896年年末，德國從不同渠道推進的交涉，不過是考量國內外局勢與輿論之后的權宜之策。于外，日本正式歸還所占領的中國領土之前，德國唯恐對港口采取的行動會激起日本的反對，日本若以此為借口拒絕還遼，將危及德國行動的全部成就；日本之外，德國還在伺探俄國、英國、法國等對德國采取行動的態度。對內，在港口的選址上，各方意見分歧，地點幾經更換，始終未能達成一致。

致使兩種外交政策出現、搖擺以及爭持的更關鍵因素，是德國國內權力機制與政治環境的急遽變化，最終促成新舊外交政策的過渡與轉換。1890年威廉二世的親政與首相俾斯麥的去職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面對俾斯麥下臺后的權力真空，各方勢力都在努力嘗試填補。就外交而言，原本由帝國首相即俾斯麥主持，19世紀90年代初則成為威廉二世、首相、外交部幾方意見的互相妥協。霍爾斯泰因領導的外交部更傾向于維持以歐洲大陸為中心的外交政策，威廉二世與海軍部則銳意于遠東利益的獲得，鼓吹海外擴張與殖民政策，主張必要時不惜采取武力，兩者之間不少抵牾；不僅如此，俾斯麥時期政治領導對軍事領導的優先地位消失了，海軍部、總參謀部，海軍軍官和陸軍軍官都在海外政策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由于這些錯綜復雜的影響，“德國外交政策失去了它至今為止的穩定性”。

但德國外交政策的搖擺和游移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隨著權力的集中鞏固，威廉二世的主張與個人色彩逐漸左右于外交政策，“要外交部干嘛？我就是外交部！”德國外交最終步上新軌道，由大陸政策而至世界政策，走出歐洲爭奪“陽光下的地盤”，德國海軍也開始在太平洋地區頻繁活動。具體到對華政策上，原本在總署、駐德公使、李鴻章處屢屢碰壁之后，“和平”外交就已陷入膠著狀態，輿論的風向開始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不見任何實質進展的交涉不滿。加之德國國內權勢的轉移，“和平外交”便逐步轉向皇帝與海軍部所主張的武力占領。1896年8月，威廉二世同時任命新的駐華公使海靖與遠東艦隊司令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是德國政策轉向的強有力標志。而在此之前，從1896年2月開始，中德交涉一連串的事件，已經顯露了這種態勢的變化。許景澄被指稱主張使用武力一事，即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1896年2月15日，拉度林突然指稱，許景澄與其交談中授意并支持德國使用武力奪取港口，建立海軍基地：“我的中國同僚極機密地告訴我，據他的意見，如果不運用‘一點武力’，割讓一個海島的問題是不易得到解決的。關于這個問題，如僅靠中國公使向中國報告，結果只會不痛不癢地處理，而不會發生作用。他本人怕熱心主張這件事，因為他不愿被妄言者目之為漢奸。”此事上報后，威廉二世對許景澄的“說辭”表示極為贊許：“正確！這正是我兩年來對外交部所諄諄勸說而沒有成功的！”許景澄此說頗出乎意料，令人質疑。許景澄回票總署的一封函牘記錄了這次談話，公文所記“臘月杪”按中西歷對比，正是在2月15日左右：“弟于臘月杪馳回俄館，唔及德使拉度林，據云：‘……俄自爭遼后仍約德國合力，德因亦愿與俄合，然非開埠、屯船不足聯絡。大約俄、法二國決不因中國允德別生為難之端。德國既須預聞東事，借地一節早晚決要辦成，此非我職聊為私告。’其言似有意聳動。”由內容可見，許景澄不僅毫無保留地轉述了談話，并且識破了拉度林的別有用心，稱“其言似有意聳動”。除拉度林外，同一時期許景澄多次與馬沙爾會晤，議論港口一事。馬沙爾的報告中，從未出現過類似記述。同樣在2月，馬沙爾與許景澄會晤后報告如下：“關于軍港事中國公使今日通知我說，總理衙門害怕中國如果滿足了德國的愿望，其他各國可能也提出同樣的要求；對這些要求，中國因國勢衰弱，必無法抵抗。”

許景澄何故一邊嚴詞拒絕馬沙爾，一邊又對拉度林表示主張武力？這是拉度林報告最大的疑點，即其指稱只是單方面的說辭，目前尚未在第三者的記述中出現類似言論。相反，從許景澄與總署往來的函牘、電報來看，十數年中他一直積極主張籌備膠州灣海防，以實力杜絕德國的覬覦之心。

一是密切關注并隨時探詢德國的動向，如實回稟總署。早在馬沙爾、拉度林提出港口索求之前，許景澄已經注意到德國謀取港灣的動向。1895年10月德國商人不滿德國在華無勢力范圍，借德國推廣土地會向政府建言應設法奪取一海口或島嶼，擴張德國在華利權。許景澄得知后設法覓得原稿，翻譯后奏稟總署：“德國家應在中國得一合宜可靠地方或一海口或數島，專為保護本國商務，特請宰相設法商辦此事，并須不顧他國嫉忌之心。”此后德國各大報紙關于港口的議論日漸甚囂塵上，許景澄繼續跟進并轉呈最新輿情。1896年年初德國令漢納根考察南澳情形，許景澄探查到并提醒總署，德國兵艦在金門上岸測量，“不知其意何居耳？”

二是建議總署建設海軍，布防港口。德國輿論界受李希特霍芬影響，大肆鼓吹膠州灣為遠東良港，許景澄1886年上奏《條陳海軍應辦事宜折》，提醒清政府德人對膠州灣有窺伺之心：“西國兵船測量中國海岸，無處不達，每艷稱膠州一灣為屯船第一善埠。”他注意到膠州灣在整個東南海防中的戰略意義，上顧旅順下趨江浙，“若酌抽北洋、江南海軍，合以山東一軍扎聚大枝，則敵艦畏我截其后路，必不敢輕犯北洋，尤可為畿疆外蔽”。建議清政府及時在此為海軍屯埠，投注財力漸次經營。海軍衙門將此奏折交由李鴻章核復，并派管理魚雷營道劉含芳和水師統領丁汝昌以及英國總兵瑯威理帶艦到膠州灣考查。但李鴻章傾向于集中北洋財力優先建設旅順口，膠州灣的防務就被暫時擱置下來。許景澄奏折所上之時，德國尚著力于歐洲，函待整治國內政治經濟，然而到19世紀90年代，德國作為后起之秀，對遠東中國復又蠢蠢欲動。1895年許景澄再度提醒總署在膠州灣增強布防，“該口在成山以南，議者或謂距畿輔窎遠，其實較之威海衛輪艦行駛僅遲半日余程耳，以后恢拓海軍，非在此建埠難策萬全。”

許景澄積極探尋德國動向、銳意于海防建設之所作所為，與拉度林的指稱大相矛盾。拉度林之說，不免讓人質疑其借許景澄之口為武力主張做注腳的嫌疑。

1896年8月，武力派官員海靖成為新的駐華公使，德國對華政策進一步釋出轉向強硬的訊息。駐華公使紳珂因為“政治上在中國的重大失策”，從北京被召回，他與總署反復而無結果的交涉使德國官方厭煩，外交大臣馬沙爾斥責他“必須給我滾蛋”，要求海靖夫婦“去北京！”海靖鼓吹在對華政策上使用強硬手腕，不滿外交部此前溫吞的試探，寄望在自己駐華任上扭轉局面。海靖甫抵華上任，即與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進行了對談，公開批評了德國前期外交的失敗。他認為，一方面，索取港口的失敗在于“最初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交涉“只在特別合宜的情況中才提出”，不管是紳珂與總署，還是德方與許景澄、李鴻章的交涉，都過于謹慎，多以私人晤談的方式展開，未能引起中國方面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政策所以失敗，完全在于德國至今在必要時還沒有對中國政府施用如俄國、法國及英國所能做的積極壓迫”，即武力脅迫的手段。喀西尼對其談道：“依我私人看來，德國政府想僅用外交談判而使中國能給以類似的讓與是很少可能的。”海靖還拜訪了法國公使，得到了相同的建議，即在中國僅僅依靠交涉很難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必須采取相應的武力行動。海靖迅即電報德國，將這些主張假俄、法公使之日“明顯地對本國政府指出”。

饒有趣味的是，海靖的妻子——公使夫人在寓居中國時，留下了珍貴的日記，記述了公使夫婦對德國政府遲遲未下定決心使用武力的抱怨與不滿，真實地反映了這段時期德國對華政策的游移、拉鋸與轉向：

由于國內猶豫不決，遲遲不發指令，所以即便像將軍（提爾皮茨）這樣的大人物也有此拿捏不準。

俄國人和法國人都有疆土與中國接壤，從那里他們可以對中國施加威脅并提出種種要求，因此他們比我們擁有巨大的優勢。每一次中國人對他們做出此許的冒犯或者不恭敬，他們立即把軍艦從他們與中國僅一步之遙的軍事基地開往中國。與他們相比，我們距離中國人實在是遙遠得很……如果單憑公使館的微薄之力，我們在中國不可能取得成功……狼吞虎咽的民族總是比拜倫筆下細細咀嚼的貴婦人在風采上要遜色很多。可是當我們在埃及旁觀了英國人的鯨吞后，又在中國目睹了俄國人和法國人大口地咀嚼，我想是時候應當讓我們也參與到其中了。

我們究竟是為了什么而被派往這里？如果只是為了在這里從事軟弱無力、擔驚受怕的政治，遠不如讓紳珂男爵在這里做公使更為合適……柏林總是漫天空談在這里建立一個海軍基地，但一旦可能出現困難，他們又怯怯地放棄所有的打算。

日記中還提到了拉度林與喀西尼的談話，稱使用武力的智慧“全部源自拉多林侯爵和喀西尼伯爵的一次談話”，喀西尼在對話中指出，德國“應當像俄國和法國一樣在中國大刀闊斧地攫取，不要有什么顧忌”，拉度林又將此言論大加宣揚，四處兜售。

顯然，海靖、拉度林等都是持強硬殖民政策、主張使用武力的代表人物，也都是駐外公使，居間打探傳遞信息。海靖曾言：“我們在北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編寫報告，牽著外交部的鼻子走”，結合德國國內兩種意見的拉鋸情況以及武力支持者對前期外交政策的不滿，不得不讓人質疑海靖、拉度林等利用自己一線交涉者的身份優勢，在向德國政府報告的文書中，為強調武力占領的必要，扭曲和夸大事實的可能性。類似夸大或扭曲的文本，在這一時期德國外交官員的報告中并不鮮見，如外交部參事克萊孟脫稱：“至于中國人民，據廈門德國領事的報告，如果我們事前不與中國政府簽訂條約而徑行占領中國一個沿海岸地點他們至少也漠不關心；外僑則都表示善意”；海靖稱，徐亦（清海軍中校）告訴他：“全中國都希望我們能占領廈門”。因此，拉度林報告文本的真實性和主觀性需要作更審慎的判斷。隨后不久中德之間的另一樁交涉，印證了拉度林確實有報告不實的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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