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留日學生與反日運動的興起

此次反日運動，之所以首先由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并非偶然。留日學生身處異邦，他們的國家認同意識與國內同胞相比，是更加強烈。留日學生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與日本的留學環境有直接關系。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翻然改態，蔑視中國人。如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言，“蔑視中國留學生的不只是他們的日本同學，社會上一般日本人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態度更是等而下之”，而且，“日本當政者的國家優越感及其對中國的輕蔑態度，影響著一般的日本國民，使人人都懷著對中國和中國人輕蔑的態度”，特別是民國以后，“日本人對中國人輕蔑（或憎惡）變得更厲害，這一點當局也承認”。許多留日學生已經看穿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留日學生在上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十年以來，彼何日不以亡我為事，封豕長蛇之心，路人皆見。第生等羈處異邦，見聞較切，刺激尤深耳。”所以，當他們得知北京政府在與日本進行中日秘密軍事交涉時，異常憤慨，遂發起聲勢浩大的罷學歸國運動。

日本政府嚴格保守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秘密，因此日本各報對于此項秘密交涉，“均一言不露”。3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才隱約透露，“中日間開始某種重大交涉”。 如前所言，3月22日，京津《泰晤士報》也有類似報道。直至4月3日，有關中日新交涉的新聞報道才引起中國留日學生周恩來的注意。是日，周恩來“晨起，閱英文報，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條’要求于中國矣”！ 這則新聞觸動了周恩來的愛國心。4月4日，周恩來日記寫道：“早晨，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憒憒，奈何？”表達了對北京政府的失望之情。在東京留日學生中，周恩來是較早得知中日軍事協定交涉一事，廣大留日學生此時尚未注意及此。

5月初，上海報界關于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系列報道，在東京留學生中間大范圍傳播開來。東京留學生界在致國內的公開信中，指出：“同人等前此以此間各報受日政府之意，對于向我國近來交涉中之秘約，均一言不露，是以同人等對于此中真相頗多不明。至上海各報揭載以后，同人等始得于此知之。”與此同時，留日學生開始商討應對策略。5月2日，周恩來記載：“觀報多時，國事益壞矣！近一二日內，因中日新約行將成立，此間留學生有全體歸國之議論。” 5月1日、2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留日學生殷汝潮率先倡議留日學生應該全體歸國，得到該校“同窗會贊成”，遂推舉代表“四處游說，發布傳單，征集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意見”。

東京北神保町的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中華青年會館）是中國留日學生反對中日新交涉的聚會場所。 孫中山曾說，“中國人的鄉黨觀念強而國家觀念弱”。不過，這句話對于留日學生來說并不確切。中國人的“鄉黨觀念”強確屬事實，但正是這種樸素的“鄉黨觀念”成為留日學生國家觀念滋生的重要源泉。實際上，中國學生到日本后，由于彼此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便產生了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因此也就感到有團結起來的必要。晚清末年，中國早期留日學生領袖曹汝霖、章宗祥、范源濂等人就組織“勵志會”，團結留日學生中的有志青年。1902年，曹汝霖等留日學生領袖成立“清國留學生會館”。1910年以后，中國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留日學生新的聚會大本營。 此外，留日學生以各省為單位，成立了各種同鄉會。此次反日運動中，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成為留日學生大串聯的有力紐帶，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動員作用。

1918年5月4日，下午，吉林同鄉會首先開會，贊成歸國主張，奉天省（今遼寧省）同鄉會也相繼贊成。同日晚，“有數省表決贊同”。 次日，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代表聚議“大高俱樂部”，有直隸、河南、江蘇、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貴州、山西、山東、陜西等11省留日學生代表贊成歸國。會議決定組織全體留日學生組織“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規定以“一致對外，決不干涉內政”為宗旨，商定留日學生歸國時，由“各省同鄉會會長及其代表，統率該省學生一致行動”，要求各省派出四人以上的“先鋒隊”，分別前往北京與上海籌備一切。

盡管留日學生極力反對中日新交涉，但是他們并不主張采取極端行動與政府對抗。5月12日，十一所留日學生所在學校的代表開會，一致宣布“告留東中華民國學生”書，表示此次行動為“愛國，愿與政府交涉解決”。 5月14日，留日學生派出代表四人會見了日本文相、外相以及警察總監，詢問中日新交涉情況。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發言，謊稱，“中日協約無他事，僅關系于西北利亞出兵問題。軍事行動當然得守秘密，報紙盡屬虛構”。這種答復，自然令留日學生代表不能滿意。同日，周恩來等留日學生領袖接到前期到達上海的400名留日學生來信，“催全體速歸”。 據日本警視廳5月15日調查資料，東京36所大專院校，中國留學生共2783人（據中文資料統計當時在日中國留學生約有3548人），罷課者2680人，罷課學生占全體留學生總數96%強。

1918年5月16日，《大阪朝日新聞》及《東京國民新聞》報道，北京政府將在一周內簽署中日軍事協定，上述報道令留日學生震驚不已。 次日，留日學生“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東京支部發出警告，呼吁全體留日學生盡速回國，挽救祖國。 隨后，救國團不斷催促留日學生“不歸者速歸，切勿逗留”。 據日本警視廳統計，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學生回國。留日學生大批歸國之后，即動員國內各界，一起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簽約。隨后，反日運動的中心從日本東京轉移到國內京、滬兩地。

留日學生歸國直接推動國內反對中日新交涉運動的興起，但國內各界對此反應不一，這種差異是由各自的核心利益、政治態度及其與當局的關系諸因素造成的。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是負責留日學生歸國的核心組織，留日學生王兆榮擔任干事長，阮湘、張有桐是副干事長，他們是救國團的領導者。1918年5月12日晚，負責北京聯絡任務的留日學生阮湘一行三人抵達天津。5月14日，阮湘等人與天津《益世報》接洽兩次，又三次拜訪湖南同鄉、社會名流熊希齡，因其“外出未晤”。此外，又與天津各校接洽，受到各校代表的歡迎。 5月15日，阮湘等人抵達北京，以正陽門外的湖南會館為活動據點，其對外態度仍本前旨意，即“此次回國實欲促政府之反省，將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根本撤消，對于內政絕不干涉”，而上海留日學生則因受“一方面之潮流，主持變為激烈”。 阮相是留日學生中的穩健派，他不贊成與政府對抗的主張。阮曾致信上海留日學生代表，反復告誡他們“言動務請穩健，必須反復申明無干涉政治之意”。

留日歸國學生抵達北京、上海是在5月中旬，此時正值中日軍事協定簽字之日。這兩件事情都成為國內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隨之，以京、津、滬等大城市為先導，在全國范圍內爆發一場以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為主旨的民眾運動。留日學生回國代表與國內學生界聯合起來，推進反日運動的開展。5月20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回國代表阮湘等人與北京大學等學生團體共同組織一次聲勢浩大的和平請愿活動。同日晚間，2000余學生聚集北京大學，留日學生代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會議決定次日到總統府請愿。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學生前往總統府，上午12時，學生代表見到總統馮國璋。 馮對學生們說：“諸生當亦知予之經驗資格豈肯賣國乎？不過弱國與強國結條約，稍有損失，亦所難免。且日本極力與我國提攜，表示一種親善狀態，我國人豈可一腳跌他出去乎？”學生代表被馮國璋幾句官話即打發回去，請愿毫無結果。隨后，北京政府即對留日歸國學生采取嚴厲措施，勒令他們返回日本，繼續留學生涯。5月21日請愿當日，北京教育部就向直轄各校和私立學校發出訓令，同時密電各省行政長官，要求嚴加取締所有學生集會和請愿活動。 次日，教育總長傅增湘發出第五號訓令，指出“聞力學以救國者矣，未聞廢學以救國者也，”勸告歸國留日學生早日東渡，鎮靜求學。

到5月底，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有學生團體舉行抗議活動，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學生罷課和示威請愿。雖然此次排日運動波及諸多城市，但始終局限于學生界，其他階層沒有真正卷入。 5月28日，教育部下達第7號訓令，限令留日學生6月10日以前回院校，否則“一經查明，不能不予開除學籍，以示懲儆”。 同時，教育部還通電全國各校，“禁止學校干預政治”。 在政府壓力下，6月下旬以后，北方各地學生運動開始轉入低潮。

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江蘇省教育會、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等為代表的教育界領袖對于此次學界發起的反日運動，也懷抱消極的態度。5月25日，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向留日回國學生潘錫九、陳俊暉、王兆全等人表示：“因近日中日交涉，留學生全體歸，以愛國之目的被利用，而為害國之方便。”經氏勸他們早日返回日本。次日晚，經亨頤又邀集留日學生王兆全、陳俊暉、潘西九等人在寓所便膳，探詢“留學生被動情形，并勸其切勿附和，適可而止，早[作]返東之計”。 其后，經亨頤還向江蘇省教育會表示了他的主張是：“留學生事，亦無何等辦法。以贊而不助，使即返東。”在江浙兩省教育會的勸說下，浙江留日學生已開始動搖，準備返回日本。6月1日，范壽康告訴經亨頤，留學生“已愿返東，前提是教育部要取消六月十日之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國民黨媒體對學生界的反日運動，至始就采取鮮明的支持態度。國民黨的黨媒《民國日報》及時報道留日學生的愛國舉動，并發表社論積極聲援。據統計，從1918年4月至6月，上海《民國日報》刊登留日學生活動的各種文電100多篇；另外專載學生發表的文電38篇；為歸國留日學生團體刊登啟事100余次。簡言之，國民黨媒體對于此番學生抗議運動的積極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4 為五四運動預熱

此次學生界的反日運動，實際上只存在一月有余，為時甚短。所以如此，原因是學生界基本上是在孤軍奮戰，除了國民黨人給予積極的支持外，其他黨派和社會團體基本采取了中立的態度。特別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及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新文化派人物沒有參與進來。此時，《新青年》雜志堅持胡適的不談政治主張，而專注于文藝思想的革新，對現實政治“有意回避”。 江浙兩省的教育界領袖沈信卿、黃炎培、經亨頤等人對學生愛國舉動則采取“贊而不助”的保守態度。沒有廣大社會力量的支持，單憑一些血氣旺盛、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要想把反日運動擴大化，顯然是不現實的。

從政府層面看，大總統馮國璋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尚未到公開決裂的地步。馮、段雖然明爭暗斗，還不至于水火不容。馮曾試圖利用學生運動迫使段祺瑞放棄中日軍事同盟，但是段派的立場強硬，使其未能如愿。不過，此次反日運動為后來的五四運動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政治思想遺產——青年學生組織動員思想的強化。五四運動的健將匡互生回憶說：“自民國七年上期中日軍事協定成立以后，……于是那些熱烈的學生，因此覺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組織堅固的有力量的小團體的必要。幾個月以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

歷史的前進，是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合力推進的結果。學生界通過此次反日運動強化了他們的組織觀念，學生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秩序發生重大變革。歐美列強重返遠東，中國國內政治也深受這一國際局勢變動的影響。中國國內政治派系力量進行新的重組，親美派與親日派，也借助外援以強化其政治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五四時期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愈益密切。盡管1918年學生界的反日運動如同曇花一現，但是此次運動客觀上為即將爆發的五四運動進行了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

文/馬建標 原載于《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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