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期，在原來奧斯曼土耳其的遺產之上，西亞北非地區建立了多個現代國家。由于歐洲、特別是西歐的民族國家，自近代以來成為民族國家建設的典范，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強的示范效應。這些穆斯林國家在建國和獨立和獨立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歐現代民族國家的范例。這也使得這些國家與歐洲各國之間具有一種矛盾而特殊的親近關系。

二戰之后，歐洲與穆斯林世界的互動主要體現為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歐洲各國從二戰后開始了鼓勵和接納移民的過程。這一方面是為了解決本國之內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資源不足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當時冷戰國際秩序下的國際義務的考慮。歐洲由歷史上的人口輸出國變成人口輸入國。歐洲各國移民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除了歐盟區內自由遷移的人口流動之外，歐洲各國的前殖民地成為移民的主要來源，其中相當比例的人口來自于西亞北非地區的穆斯林國家。例如，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08年的數據，當年德國國內的外國人群體中人數最多的是土耳其人，當年的數字是168萬人。而英國、法國等地的移民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雖然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促使西方關閉了引進外籍勞工的大門，但是穆斯林移民已經成為歐洲最大的移民團體。

二

移民人口的增長規模空前，這給歐洲各國帶來不曾料想到的巨大挑戰。其明顯結果之一是，歷史上文化傳統較為一致的歐洲民族國家開始成為宗教、種族多樣的社會，隨之而來的多元文化并存和社會異化現象更是讓人始料未及。對于歐洲人來說，穆斯林已經不僅是獵奇和征服的對象，他們是鄰居，是同事，是擦肩而過的路人，甚或是剛剛抵達自己社區的難民。與歷史上歐洲與穆斯林之間的征服或是相互試探性的“發現”不同的是，當今的歐洲和穆斯林面臨的是如何互相適應和接納。而后者，顯然是一個更加艱難的工作。

如何處理外來穆斯林移民與居留國和當地社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推動移民盡快融入當地社會生活，這些新的挑戰已經成為歐盟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大致來說，在處理移民問題的理念上，歐洲國家大致有同化和文化多元主義兩種思路。其中同化思路強調移民調整自身，向所處環境中的核心機制及其附加的社會期望看齊。這一思路隱含著對于少數族群原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屬性的區別對待，因而一度受到學界的批判。但是，同化理念更強調共和主義國家的規范性政治理念和經濟社會體制基礎，因而更具有普遍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色彩，因而依然構成不少歐洲國家移民政策的核心。與此同時，多元文化主義的思路則更重視對于移民群體文化、種族特征差異的保留和認可。在現實層面，多元文化政策不僅給予“異文化” 以一定的自由空間，還提供特別的經濟支持，以維護少數族群在語言、文化方面的獨立性。從具體國家來說，荷蘭、英國、瑞典等國傾向于多元文化主義的模式，而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則更偏向于同化的思路。

到了20世紀后期，不論采取哪種政策思路，歐洲各國在穆斯林移民的問題上都面臨嚴峻挑戰。盡管數據調查表明穆斯林有著積極融入歐洲社會的愿望和行動，但是他們距離真正的社會適應和融入還有遙遠的距離。在歐洲一些大城市附近出現了由民族、語言、文化背景相似的穆斯林移民組成的聚居區。這些聚居區孤立于主流社會之外，面臨著高犯罪率、高失業率、高輟學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一些來自移民原住國的習俗，比如強迫性婚姻、歧視婦女、甚至是榮譽殺人等等做法，在這些社區里依然發揮著重要影響。同時，從與原住民的比對數據來看，穆斯林移民明顯經濟收入低下、政治參與度低下、教育水平不高。這些因素使得不少穆斯林移民只能是所在社會的邊緣化群體，對于未來似乎只有迷茫或是反抗兩種選擇。

這些現象讓原住民對多元化社會的疑慮和不安逐步發酵，擔心移民群體融入失敗帶來種族關系緊張、犯罪率上升、整體國民素質下降、福利費用攀升，傳統價值觀喪失等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之下，在國家政策層面，歐洲多國普遍收緊了移民政策，同時對入籍政策予以調整，強調國民在文化與認同上的一致性，并采取法律手段以減少價值觀的差異。英國、荷蘭、瑞典等國政府都明確規定申請入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年齡、學歷、居住年限和經濟能力等基本條件外，還必須參加包括本地語言、歷史、文化、習俗等內容的考試。在20世紀80年代，荷蘭等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曾經由國家提供資助，在當地電臺電視臺給出專門時段，播出不同民族語言的節目，或是為移民族群社團學校活動提供資助。近年來，這類資助政策基本被取消。即便少部分依靠社團自籌資金延續的活動，也必須接受政府在時間、規模、內容等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歐洲國家還對建造新的清真寺加強管理，2009年11月瑞士通過公民投票，禁止當地穆斯林社群繼續修建宣禮塔。而在法國、丹麥、瑞典、荷蘭等多個國家里，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都在議會中贏得了更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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