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系定為“托派關系”。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斗于炳然，從于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里，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

同年加月，在中央黨校斗爭吳奚如，把吳打成叛徒、特務(后來得到甄別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學把張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務”。張克勤是甘肅地下黨的一名黨員，那時還不到20歲。由于他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于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還以假相威脅，張克勤終于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一個“紅旗黨”。此后，“紅旗黨”越來越多，幾乎所有黨的地下組織都被打成了“紅旗黨”(所謂“紅旗黨”，意即國民黨“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引誘進步青年加人，而實際上當了國民黨的特務)。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給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并不知道什么“紅旗黨”、‘紅旗政策”全都是審訊他的人提示他承認的。

張克勤是“恃務”這件事，謝老(謝黨哉)并不相信，因為他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時，同張克勤的父親有過接觸，了解此人是比較進步的。但由于康生處在反奸的權威地位，對他無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僅在于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風學習中正常的檢討、反省引向審干——肅反，并且把它說成是一種規律，杜撰出“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的謬論。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大肆宣傳“延安特務如麻”，說什么“一種特務是打進來的，如戴笠派來的特務”‘實際上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動交待，并迅速查清，當時稱為戴案，“一種是拉出去的，即在我們隊伍里發展他們的人做特務工作”。報告后，少數單位審查干部開始，接著各單位也都紛紛跟了上來。

1943年4月，傳出敵人可能進攻邊區的風聲，康生又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興(邊區保安處處長)和我‘保安處一局局長)叫了去，給我們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說一方面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以防有問題的人與胡“聯絡’，。康生手里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里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畫完之后，要我們把打了“。”的都抓起來，打了“.”的，都送進邊區行政學院接受審查。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個名字是“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接著把這個“。”劃去。我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換成了“.”。兩天以后，從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與此同時，李克農(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汪金祥(社會部二室主任)奉命負責抓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

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審干開始。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作動員報告，當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時，許多同志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

接著，康生把假特務張克勤當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禮堂、邊區政府禮堂以及一些單位做“坦白交代”的報告。康生拍著張克勤的肩膀說:“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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