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在習近平上臺以后所發起的各種政治行動中，反腐可以說受到了最廣泛的認同，在政治上也是一張很成功的牌。
李成：我同意，但實際上也有人認為反腐“做過了”。首先，利益集團對反腐就不能認同，并且會有反彈，因而反腐也有它的危險性。有人認為反腐是選擇性的，這當然是一種觀點，但是把反腐說成是派系斗爭的工具，這是不對的。應該看到，反腐的目的是為了拯救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只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那么，反腐到底針對的是哪些人?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王岐山顯然是一個有想法的人，同時也是黨內的一個行動派，中共在反腐的制度性建設方面應該是有考慮的。王岐山有很多海外的朋友，他的早期經歷使得他對國際事務比較了解。實際上，這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后代很多都在西方受過教育，甚至可能在西方社會工作過，他們會在對外部世界有較多了解的基礎上，想辦法來更好地改變中國。西方目前出現了很多問題，西方的問題恰恰就在于不想學習別人。王岐山是依法治國的推動者。我個人覺得，到2017年的一、二月份會有更多的重心轉移，例如會更加大力地搞法治建設。
安然：那么，用政治學的眼光來看，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一黨體制下，能夠讓執政黨找到一種制度，使黨有相當程度的自凈作用，能夠有效的預防和整治腐敗，并且能夠保持持續性。
李成：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作為一種過渡。我們知道，新加坡不是兩黨制，但是它在反腐敗方面做得是成功的。中國香港也是同樣。而反過來說，兩黨政治當中也會有很多腐敗現象，所以哪一種政治制度都不能與是否杜絕腐敗劃等號。問題是，對中國目前這種腐敗，必須要引進一些機制，這個機制不能只是依賴于黨內派系的互相牽制，我覺得最終還是要依賴法治和黨內民主的逐步引入。最近實際上在這方面有很多可喜的變化，比如巡回法庭的建立，這樣的機制就可能杜絕像薄熙那樣，把地方法院當成了他自己的法院，當然，在這方面需要一個過程。
對此，有一些悲觀的看法，就像多年前對中國經濟的態度一樣。而我是比較樂觀的。當然，它需要一定的時間，我認為這種改變應該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有時候，政治變化看起來沒有發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將來不會發生，它有時候會以水到渠成的方式突然出現變化。
安然：習近平所代表的這一代中國領導人，通常被稱為政壇“第五代”，也有人將其認定為“知青一代”。從政治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概念是能夠被公認的嗎?他們有何特點?
李成：領導人的代際劃分是政治性的。“第五代領導人”這個概念的建立，海外的學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我也同意把這一代定義為“知青一代”。要想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就必須了解知青一代。他們顯示了當今中國領導人的很多特點，這些特質都是在他們的知青經歷中得到的。
文革對中國有很深遠的影響，而對于當時成長中的青少年來說，這樣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的。這些經歷對他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很復雜。例如，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代人是有冒險精神的，是曾經滄海的一代，你騙不了他們、訛詐不了他們，對外界來說，你只能用很多道理，再加上自己的實力——這兩方面都具備了，才能對他們有說服力。所以，在國際上，要想用以前那一套方式去和中國這一代人領導人打交道，是不靈的。
知青一代本身是一個矛盾體，這種矛盾體可能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中國歷史上非常優秀、非常有能力的一代人。而另一方面，他們在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代，如此種種因素加在一起，構成他們非常復雜的特質。
安然：錢理群對知青一代有一個評價，從他的這個評價來看，似乎負面的東西比較多一點，而且他所談論的知青，重點涉及其中的紅二代這一部分人。實際上，對于知青一代的認識，錢理群所表達給我們的感覺，仍是不確定的、模糊的。
李成：是的。錢理群對這一代人有一些擔心，他的這種擔心是很重要的。但習近平作為個人，他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能夠突破中國社會的分離感，讓自己成為被廣泛接受的領導人，這是了不起的。當然，應該說錢理群對這一代人的評價是有勇氣的，但是我個人在對第五代領導人的整體評價上，還是更多地看到積極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