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角七號》與東亞的日本情結
如果說21世紀第一個十年臺灣最熱的政治話題系導致二次政黨輪替的總統大選，那麼，最熱的社會話題則非創造了戰后臺灣電影奇跡的《海角七號》莫屬。事實上，《海角七號》所引發的社會現象，如今已成爲臺灣社會學研究不能輕易忽視的新課題。
有關《海角七號》在臺灣社會引發的效應與相關的討論，可歸納為兩大類。其一，《海角七號》扣人心弦的成功因素。此類的討論涉及故事的張力、角色的塑造、攝影技巧、音樂、日本元素等等。其二，有關如何解讀《海》片的“日本情結”。此方面的議論中，最重要的一個的焦點集中在該片是否“媚日”的爭議上，議題涵蓋包括后殖民主義、文化認同與臺灣主體性等觸及臺灣社會神經的核心問題。
《海》片引發的爭議始于臺灣兩位知日派學者。臺灣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許介麟在其刊登於2008年9月25日《聯合報》，題為〈海角七號：殖民地次文化陰影〉的評論文章中，以專家的觸覺批評影片彌漫著“對過去殖民地臺灣的戀戀‘鄉愁’”，并嗟嘆“臺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其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陳宜中在10月9日刊載于《中國時報》的《<海角七號>的臺日苦戀》一文中，毫不掩飾地批判《海》片成功地拍出了臺灣人民的“被殖民慾望”。
許陳二文對臺灣社會缺乏對殖民主義的反省乃至“媚日”現象不以爲然的批判，是否涉及價值判斷的層面，本文不予置評。然而，二文對臺灣社會所存在的日本情結問題的關切，卻提供了社會學者與比較社會學者作進一步探討的契機與空間。
所謂“日本情結”，背景有源自于戰前日本殖民統治的同化政策與生活經驗，也有戰後日本經濟起飛與新文化產業興起的因素，後者常以“哈日”現象冠之。就程度而言，有停留在對日本流行文化、傳統文化鐘愛、迷戀的層面，也有進而擴大至傾向對日本人、日本社會制度甚至對整個國家正面評價乃至憧憬的層面，成爲一種近乎意識形態的認知與態度，甚至還提升至身分認同的層面，期待成爲“日本人”。從此定義而言，圍繞在日本情結問題上的討論，已不僅僅是臺灣社會范圍內的問題。
事實上，從臺灣到港澳、從新加坡到越南、從韓國到中國，無論是東亞的“中心”還是“邊陲”，盡管各自所浮現的時間、程度與性質不一，然而都在戰後(部分地區始於戰前)不約而同地出現、存在“哈日”或日本情結此一社會現象。
與此同時，由於過去戰爭的陰影與戰後所遺留下的“歷史問題”在東亞地區時隱時現，也使得東亞地區的日本情結多了一層其他地區少有的愛恨交織的復雜性。因此，如何解讀、分析東亞社會日本情結的本質，也成爲東亞區域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課題。
雖然個人的喜好愛惡未必直接涉及歷史因素，然而作為戰后東亞地區社會現象的日本情結則或多或少避免不了歷史因素的影響。筆者以爲東亞地區的日本情結因該地區與日本之間的“歷史問題”之深淺，大致可分爲兩大類。
其一，戰前受過日本長期殖民統治的地區，包括臺灣與韓國。日本對沖繩(琉球) 的統治盡管非采用總督府模式，不過其統治形態與其後的臺、韓地區相似，屬於此類。
其二，在二戰期間受到日本的軍事侵略或占領，這些地區包括中國、香港、越南 。實際上接受了日本15年統治的中國東北地區(“滿洲國”)則介乎兩者之間。
由于此二類國家或地區各自擁有不同的“日本經驗”，這些經驗也對其民衆在戰後出現的日本情結產生不同的影響 。
首先，第一類的國家或地區民衆所擁有的日本經驗中，既有武裝反抗與殘酷鎮壓的歷史記憶，也有後期社會相對和平、穩定，與日本人也有較多互動的歷史經驗。這些經驗，成爲戰後形成與影響日本情結的“歷史基因”。而此歷史基因的實際效應，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親身經歷與記憶的選擇。
此外，第二類國家或地區由於在戰前的日本經驗較短，而且當時基本上一直處於戰爭或被占領的狀態，因此造成經歷者對日本抱持較爲單一且負面的印象。
值得補充的是，無論是哪一種日本經驗，其對後來日本情結的影響，還與戰後該國家或地區的政府與日本的關系如何、涉及該段歷史的戰後教育如何進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