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當時并不是日本人的戰略目標，當時在上海的日本駐軍只有幾千人。一旦中國決定在上海打一仗，大量軍隊集結到上海，日本幾千人的海軍陸戰隊怎么打得過中國最精銳的德式裝備88師、87師，日本人很快就吃不消了，但又要面子，雖然不想在上海打仗，但是真的打起來，為了面子又不能撤退，于是就把大量日本軍隊從國內調到上海，最后日本軍隊達到30萬人，中國軍隊也達到7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軍隊多次想提出妥協。都被蔣介石拒絕。

江海平原的上海吳淞地形很快讓日本海軍、陸軍、空軍聯合作戰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憑借中國當時的軍事實力，與日本軍隊在平原開闊地帶進行硬拼，當然也處于弱勢，中國軍隊損失越來越大，一個師投入到前線，如同放水餃一樣，投下去就兩三天就沒了。更嚴重的是，日本派軍隊從杭州灣金山口偷襲成功，金山與吳淞的南北兩路日本軍隊就對上海形成鉗型攻勢，如果70萬中國軍隊被包圍在上海地區，一旦日本的軍隊包圍成型，中國軍隊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現代版的“長平之戰”就在眼前。

在如此關鍵的時刻，蔣介石又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戰略錯誤之一，他認為應該等待比利時布魯塞爾正在召開的國聯會議，希望國聯能發布一個譴責日本侵略中國的聲明，他太看重這個聲明，嚴令中國軍隊必須再堅持三五天，然而，正是在這三五天里，中國軍心大亂，等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全軍撤退的時候，中國軍隊在從南翔通往嘉定的一條公路上被日本飛機發現，日本空軍不斷對這條路進行輪番轟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國軍隊就在此路上犧牲，損失非常大，胡宗南這樣的高級軍官都是從河里泅水游著逃出來的，從此以后八年戰爭中再也沒有恢復元氣。應該說，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水平是極低的，低得出乎人們的想象。

日本人既然已經把上海拿下來了，于是干脆把南京也打下來，因為中國軍隊完全沒有了士氣，在南京戰役中兵敗如山。這樣，這場戰爭也就不可能再是局部戰爭，而是成為全國性戰爭，日本人由于得到首都南京因此提出更高的要價，不但要中國割讓東北，建立所謂的“滿洲國”，而且要中國賠償巨額軍費。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辦法再談下去，哪個政府也不會更不敢做這樣的事。于是，日本所占土地越多，要價就會越高，而中國就越不能同意。戰爭就越打越大。日本陷入了“蛇吞牛效應”，咬起來好像很容易，但永遠吞不完。

日本人一直打到武漢，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該干什么了，因為它的兵力已經被稀釋到沒辦法繼續攻打中國，于是進入持久戰時期。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就陪著美國一起打日本，到1944年，即抗戰前一年，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筋疲力盡到極點，只能把貴州山區的農民拉來當兵，那些農民營養不良，走路都困難，骨瘦如柴，從陳誠檔案中可以得知，當時好不容易從山區抓來每一百個壯丁，送到部隊時只剩下十個人，其余九十個要么逃走，要么在送押路上當逃兵被處死，要么在路上生痢疾病死。

日本軍隊在1944年年底已經打到了貴州的獨山，離貴州與重慶已經不遠了，而且此處中國軍隊防守空虛，如果打到重慶，中國就有可能亡國。由于在此關鍵的時刻，太平洋戰爭取得重大勝利，日本軍部考慮到盟軍有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陸，于是拒絕了 “遠水不救近火”的岡村寧次攻打重慶的計劃。正因為如此，日本人在戰后回憶說，“中國差一點被打敗了，卻突然勝利了”。

通過從甲午戰爭到中日抗戰基本歷史過程的概述，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有幾點值得思考。北伐統一后，中國出現一種新型民族主義，我把它稱之為弱國的高調民族主義，在國力遠沒有強大以前，長期的屈辱與挫折而形成的亢奮民族主義，在民國統一以后提前早熟。中國作為傳統帝國本來就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多次戰爭屈辱挨打，又形成國民內心強烈的悲情，一旦統一，就容易產生虛假的大國感。以為“每個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日本人淹死”，這樣的落后大國很容易滋生一種高調的民族主義，而國家實力遠沒有成熟。

另一方面，正好碰到日本國內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蕭條，社會上勞資與城鄉貧富兩極分化，形成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正，廣大底層群眾對資本主義不滿，對腐敗官僚不滿，日本國內這種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情緒，卻很容易與對外擴張的右翼民族沙文主義與軍國主義契合起來。把日本國內資本主義看作是國外美英帝國主義的同盟。眾所周知，軍國主義的精神領袖北一輝就曾經是個激進的左翼社會主義者。

就這樣，日本國內發酵的軍國主義，與中國北伐統一后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之間，形成不斷強化的互動作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就是借助于這種互動形成的局勢，來取得國內民眾的支持，從而導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此后，日本軍國主義又借機不斷擴張，發生“七七事變”。事實上，日本參謀本部參謀堀場一雄在戰后的回憶錄中寫道，當七七事變后，日本為了撈好處而從國內派軍隊出發時，當時日本參謀本部中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是八年中日戰爭的開始。

要特別強調的是，人類的理性在判斷事物時，經常容易犯錯誤。人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時很難面對問題的復雜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變后，其實并不準備發動一場全面戰爭，中國方面也沒有為戰爭做好最低價限度的準備，然而，由于日本擴大派軍人再次想撈占“油水”而得寸進尺，想進一步再把永定河以東變成中國的“非軍事區”。

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與陳誠卻誤判了日本人，以為日本軍隊即將從華北直下武漢，于是決定去主動開辟所謂的“上海戰場”，想當然地以為，這樣就可以以吸引日本軍隊從所謂的“由北向南”的進攻路徑變為“由東向西”，沒有想到上海戰場卻由于中國軍隊實力太弱，戰略指揮能力實在太差，竟敗得如此之慘，反而讓日本人借機向南京進攻。從而形成全面戰爭。

陳誠檔案中披露，陳誠為了鼓動蔣介石立即在上海與華北與日本人同時開打，竟然對蔣介石說，“日本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在華北戰場上消滅他幾個師，它就老實了”。然而，當時華北二十九軍的實際戰斗力卻是，北京連一天也沒有守住，就兵敗如山了。這就是當時決定中國命運的最高軍事領導人的認知水平。

關于抗日戰爭，我們的歷史書中記述的，大多是中國軍人英勇殺敵，最后奪取勝利的過程，然而，事實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英勇戰士們，穿著草鞋，帶著油布雨傘，槍膛里只有幾發子彈，步行幾個月來到上海，投入戰火中后，對面對敵人的現代武裝，血流成河，從此一去不復返。真的是用自己的血肉來筑起新的長城。其中有著崇高與悲壯，也給我們子孫們留下了凝重的感傷。

從大量史料來看，由于日本在七七事變后并沒有全面進攻中國的打算，中國當時還是有其他選擇余地的，從軍事理性角度來看，假如五年后，等中國有了100個德式裝備與訓練的精銳師，并為應對戰爭有了更充份的準備，日本也不敢輕易冒險去得寸進尺，歷史就要重寫了。

從歷史的前車之鑒中汲取智慧與警示

二戰以后，日本已發生重大變化。首先，日本清除了軍國主義的毒瘤，軍部被清除了，日本戰后的土地改革，解決了城市與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經瓦解。其次，日本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發展，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過國際經濟貿易和高科技，滿足本國各方面的需要，日本是個法治國家，和平憲法相當牢固，日本民族的性格在二戰后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日本人是對戰爭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根據民意測驗，當今日本只有16%的日本人表示在國家受到威脅時，愿意上前線打仗?，F在的日本已經變成老齡化的民族，到2030年左右，日本必須從外部引入560萬勞動力才能維持現在的生產水平，這樣的民族，極端右翼分子要想搞軍國主義也并不那么容易。日本民族性格變化之大，人類世界上只有十三世紀蒙古民族接受黃教后所發生的變化可以與之相比。(眾所周知，13世紀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族是多么彪悍，而現在的蒙古族是我國性格最溫和的少數民族之一。)

當然，最根本的一點還在于，除了日本人本身的變化外，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也己足夠強大，不再是過去那樣的軟弱可欺，日本侵略中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日本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希望建立足夠的武裝力量，保衛國家安全，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鄧小平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日本復活軍國主義，我們是反對的，但我們也理解日本應該有足夠的自衛力量。”(《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737頁)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一個國家應有的權利，這和軍國主義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是反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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