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壤污染的問題日益嚴重，除大量化肥和農藥的殘留物之外，還有工業金屬污染的問題。據估算，目前農業中被污染的耕地已占總耕地面積達到25-30%。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質在農作物中積累，并通過食物消費進入人體，引發各種疾病，最終危害人體健康。根據各個污染區的不同情形，稻米等糧食中超標的有害重金屬不只是鎘，還可能包括鉛、砷、汞、銅、鋅等。除了稻米，其他農作物同樣有可能受到重金屬超標的影響。結果，不僅工業投入邊際生產率下降引導的日益增加的投入需求，土地不再生產食品而是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新近發生的的大米樣鎘含量超標的“鎘大米”事件，就是的目前中國農業自然生態和集約生產方式不可持續的警號。
農業生產的工業投入對水源和環境的污染也很嚴重。近年中國農業用水量已達4000億方，其中灌溉用水量占90%，由于工業投入的過度施用，造成了大面積的水污染。同時，工業化農業對農村環境的污染也愈益嚴重，比如，據廣東省政協的調研，廣東農村環境面臨生產污染、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三大污染困擾，農村環境污染導致珠三角多地蔬菜重金屬超標率達10%-20%。
然而，為了實現高產出，農業生產中化學投入到施用量的上升趨勢依舊，這對于本已脆弱的農業自然再生產基礎無疑于雪上添霜，同時加劇農業生產食品向生產“毒品”的轉化過程。
中國可持續糧食安全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房地產向糧食生產直接爭奪土地，摧毀糧食生產的自然基礎。
城市化會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但近年中國日益火爆的房地產，在相當程度上映射出的卻是土地財政和房產金融化促成了對土地的過度需求。1978年中國人均住房面積僅6.7平方米，2012年增加到40平米，在30多年中，新的住房建筑面積凈增433億平方米，按容積率為2算，3600多萬畝土地被用于新的住房建筑，這還不包括商業房產。如果按照近年的年均新增住宅面積7億平方米的規模，每年將有600萬畝土地將被征用。
在人均僅1.38畝耕地的國家，人均住房面積超過40平米已經是一種很大的奢侈，但中國的房產依然增速不減，高房價和億萬家庭“蝸居”被誤讀為“剛需”。中國房地產的興旺主要原因是賣地成為政府暴富的途徑，房產成為只漲不跌，回報最高的金融產品，結果推高了房價，“誤報”了需求。在“買房可以致富”的當下，很少人可能會因為遙遠的，后代的糧食安全危機而同金錢為敵。
由于高房價，造房比種地帶來更高的金錢效益。一畝地種糧食凈收入一年不過1000元，但1200平方米的房產(假設容積率為1.8)，在每平米5000元的價格時，卻可獲得600萬元。在金錢的誘惑之下，糧食生產面對房產爭奪土地，注定無招架之力。土地，糧食生產的基礎，不斷的被房地產蠶食。什么“耕地紅線”，不過是紙編的籬笆。尤其是在所謂“剛需”的借口下，不斷驅趕蠶食糧食生產的基礎，用耕地種植水泥然后換成可能變成廢物的紙幣，危及子孫萬代的糧食安全。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巨量進口食品不可持續。與中國農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十連增”相伴的，是中國糧食和農產品貿易的歷史性移位和進口的“暴增”。在2003年前的10年，中國年均凈出口谷物(玉米，大米等)870萬噸，在2004年瞬間落為谷物凈進口國后，成為全球最具爆發力的進口國。2012年，中國農業凈進口額(農業貿易赤字)創下歷史最高紀錄：1125億美元，谷物1400萬噸，大豆5800萬噸，食用油850萬噸，棉花510萬噸，肉類200萬噸，食糖370 萬噸，干鮮果品330萬噸。按世界平均產量為基礎估算，生產這些農產品至少需要4000萬公頃的土地，約為目前中國農業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
按照目前的趨勢，在2020年，中國玉米進口將達2000萬噸，大米2000萬噸，小麥1500萬噸，大豆8500萬噸，其他油料600萬噸，棉花500萬噸，食糖500萬噸，肉類600萬噸，蔬菜果品600萬噸，生產這些農產品將至少需要8000萬公頃土地。在未來幾十年中世界糧食安全都面臨自顧不暇的危機，這樣的巨量進口絕對不可能滿足。
據聯合國的人口模型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92億，比目前70億凈增22億。目前，世界糧食總產量將近28億噸，人均擁有400公斤。考慮到目前世界尚有10億人面對饑餓和營養不良， 2050年世界糧食生產至少需要在現有產量的基礎上增加20億噸糧食，即要在現有的產量上增加70%。
隨著世界各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耕地面積不斷被蠶食。雖然由于灌溉條件的改善，過去50年中全球用于農業生產的耕地增加了12%左右，但是人口翻了近一番，按人均計算耕地面積事實上減少了35%。根據一個最樂觀的估算，地球潛在的可農用土地面積約在45-50億公頃之間，現在實際農用耕地面積僅15億公頃，所以，土地不是糧食生產的約束條件。但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現在60-70的淡水資源都用于了農業生產，這樣，即便全部的淡水都用來生產食品，耕地也最多能擴張到21.4億公頃。結果，即便土地不會制約糧食生產的擴張，但淡水資源會成瓶頸;其二是土地資源國家和地區間分布不均，很多亞洲國家和地區，開發率已經超過90%，在這些國家耕地是糧食安全面臨的最大挑戰。
由于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革命，以供給鏈管理為基礎的，跨國公司對全球糧食貿易壟斷的格局基本形成，控制了 70%以上大宗農產品貿易。同時，進入貿易的農產品金融化不斷加深，糧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農產品成為金融產品，這讓農產品貿易成為跨國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2008年世界主要農產品價格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而這樣的格局，加大了國家糧食進口的風險和成本。即便是2012年的食品進口總量不變，如果世界價格翻10倍，中國每年進口糧食的支出將是1.2萬億美元。
中國糧食生產的經濟效率越來越低。
首先是生產成本急劇上升。比如玉米生產，據中國農科院農經所的研究報告， 1978年中國玉米生產總成本為798元/hm2，到2011年已經達到11 463元/hm2，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比1978年增加了2.4倍，而單產從2805公斤/hm2，增加到5960公斤/hm2，僅1.1倍。而且，2011年玉米單位生產成本就超過美國。由于化肥和農藥等工業投入量和價格的不斷增長，玉米生產總成本趨勢繼續走高。
其次是政府農業補貼的邊際效率明顯遞減。2012年中央財政“三農”支出近13，000億元，比2011年的10，408億元增長25%，這是過去幾年中央財政“三農”支出15%左右增幅的再跳躍。如果所有中央財政“三農”支出都和增加糧食產量有關，那么，2012年每公斤凈增產糧食涉及的中央財政支出為15元左右，這比2011年的7.4元翻了近一倍，遠高于市場上每公斤稻米的價格。而這還不包括增加的地方財政補貼，和政府對糧食生產要素的補貼。政府扶持農業邊際效益的惡化，不僅表明政府支持農業增產缺乏經濟有效性，也反映出由于成本巨大而缺乏可持續性。
工業化的農業可以通過透支未來滿足眼下的食品奢侈和浪費，而增加進口也可以短期中填補供求的缺口，但是，不可持續的供給和消費將危及子孫萬代的糧食安全，這是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真正危局，也是“永恒課題”的深刻含義。
三、化解中國糧食安全危機
1. 反對浪費，合理消費
糧食安全，本質上是供給和需求的動態平衡。然而，在應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問題上，長期以來卻過分偏重于增加供給，志在“連增”，而忽略了反對食品消費中的浪費和不合理的消費，同時在“刺激內需”的思路下，政府政策和市場導向主要目標是鼓勵和刺激食品需求，這集中反映在改革開放以來飲食行業的超高速增長。
在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全國飲食業的經營額僅55億元，人均5元左右。而2012年，經營總額突破2。6萬億元，人均2000元，幾乎和城鄉居民家庭食品現金消費的人均額相當。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比1978年暴增了68倍。在1978 – 2012年間，扣除通脹因素的餐飲業營業總額年均增長率是18%，將近GDP年增長率的一倍。而2011年商務部發布的“十二五”期間促進餐飲業科學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力爭在“十二五”期間，餐飲業繼續保持年均16%的增長速度，到2015年零售額突破3.7萬億元。
而在飲食業增長奇跡的背后，是中國工業用糧和飼料用糧的暴漲。1978年工業用糧僅800萬噸左右，但2012年約為8000萬噸，大豆榨油和釀酒業的高速發展對工業用糧暴增功不可沒。飼料用糧的增長更快，1985年以前，飼料用糧一年大約7000萬噸，2012年已達3.5億噸，翻了5倍，占糧食總消費量的60%。換句話說，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從1978年的260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520公斤，主要歸功于餐飲消費。
雖然生活社會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近年諸多實際調查發現，中國餐飲業的浪費情況十分嚴重，保守的估計大約五分之一的食品，至少7000萬噸的原糧被浪費。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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