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歷史上至今的主要都城都設在今天的五個城市,即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如果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發(fā)展而言,這五個城市可以分成兩組:東西向的西安、洛陽與開封,南北向的北京與南京.這兩組首都所占歷史時期也正好明顯地分開:前一組占據了前大半段歷史.后一組則占據了后小半段歷史.再仔細一點分析,每一組的定都過程及其變遷都出現(xiàn)往復徘徊現(xiàn)象.也就是說,在一段時期里同時存在兩個地點都適宜建都的情況.難于有絕對的取舍,于是首都經常在這兩個地方來回搬遷,這種搬遷不但只發(fā)生于王朝更迭之時,有時在一個朝代里也存在短時遷移或同時兩都并建的情況.對首都定位何以存在這樣的變遷進行一些分析,或許能讓我們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中國歷史上主要都城定位的問題。定位就是指首都應該確定在全國范圍內的那一個地理位置或者說區(qū)位上。從宏觀的方面而言,這個位置必須是最有利的,其他地點都不如它。從微觀的方面而言,這個地點的地理環(huán)境又適宜建設都城。前賢今哲對中國古都的研究已有許多成果,我在這里想換一個角度,從政治地理背景來思考這一問題。
中國古代一統(tǒng)王朝與分裂時期以及近現(xiàn)代的首都,主要都設在現(xiàn)在五個城市或其附近,這五個城市即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當然還可以數上其他城市,但以這五個城市最為重要,其中又以前三個最為重要,其次是南京,開封只是一個過渡性的古都。如果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發(fā)展而言,這五個城市可以分成兩組:東西向的西安、洛陽與開封,南北向的北京與南京。這兩組首都所占歷史時期也正好明顯地分開:前一組占據了前大半段歷史,后一組則占據了后小半段歷史。再仔細一點分析,每一組的定都過程及其變遷都出現(xiàn)往復徘徊現(xiàn)象。也就是說,在一段時期里同時存在兩個地點都適宜建都的情況,難于有絕對的取舍,于是,首都經常在這兩個地方來回搬遷,這種搬遷不但只發(fā)生于王朝變更之后,有時在一個朝代里也存在短時遷移或同時兩都并建的情況。仔細點說,在從西周到唐代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西安與洛陽都同時是適宜建都的地方,所以,首都在兩地之間徘徊搬遷多次。從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間,則是洛陽與開封的徘徊時期,這可以算作是一個短短的間奏曲。而大致從金朝到今則是從北京到南京的往復時期,這一時期也長達八百年,而且由于與當代相關聯(lián),更顯其重要。對首都定位何以存在這樣的變遷進行一些分析,或許能讓我們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
一
從政治地理角度來看,適宜建都的地點一般有幾個層次的考慮,其中有兩個層次最為要緊:一是在全國領土范圍內的地理區(qū)位,二是建都地點本身的地理環(huán)境,包括自然條件與人文基礎。在第一層次中的考慮又分為兩方面,一是選擇全國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內御外的位置,二是與統(tǒng)治集團的發(fā)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則。
當然從最簡單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為一國的政治中心應當位于國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于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如戰(zhàn)國末年成書的《呂氏春秋·慎勢》就說: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這里的國就是都城的意思。這是天下統(tǒng)一之前人們關于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類似于《呂覽》上述的話在在多有,如《荀子·大略》曰: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是從禮制出發(fā)來說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的。又如《管子·度地》也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這樣的話。事實上, 《禹貢》的五服制與《周禮·職方》的九服制,都是從天下之中為原點擴展開來的。以地理中心為首都的思想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思路,并不玄虛,無須將此一思想進行無端的拔高。唐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比較大范圍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區(qū),從政治地理上來說就是所謂核心區(qū)。所以司馬遷說: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從三河縮小到一個地點的天下之中則是洛陽。所以,從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陽建都的事實或打算。雖然王朝領土范圍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時卻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現(xiàn)實位置。因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軍事經濟因素要起著實際的作用。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內部的敵對勢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為。在這種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設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體而言,在唐代以前,適合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帶。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對山東地區(qū)(即崤山以東黃河下游地區(qū))而言是居高臨下,起著明顯的控制作用。《鹽鐵論·非鞅》所說: “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就是這個意思。而這一地區(qū)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優(yōu)勢,即使控制不了東方,也能據險保守獨立。洛陽則沒有這個優(yōu)勢,萬一四方叛亂,則難以保全國家政權。這是控內。而對于御外而言,由于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敵威脅來自西北,對于強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抗敵自保。如西漢、隋、唐都是如此。到了宋以后的外患則來自正北或東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響而發(fā)生變遷。另一個與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據———王朝時代稱為龍興之地。一般而言,統(tǒng)治集團都力圖將首都定在與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據地不遠的地方,這個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遼夏金元清亦無不如此。甚至后梁的朱溫,明太祖與明成祖(各選擇不同地點),中華民國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概莫能外。甚至連割據江東的孫吳政權也有“寧飲建業(yè)水,不食武昌魚”的說法。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經濟地理條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雖然首都地區(qū)的糧食與其他用品可以從全國調配,但糧食供應卻要有最基本的保證,于是都城所在地區(qū)要求有一塊能生產糧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說的五大都城中,都有這一優(yōu)勢。與經濟地理相關的則是交通條件,首都必須位于交通樞紐處,這樣既有利于對全國的政治控制,同時又保證對首都的經濟供應。
以上這些條件既互相補充,又互相制約,于是中國的都城,尤其是統(tǒng)一王朝時期,就會出現(xiàn)這樣兩種情況:一,很難有一個地方完全滿足這些條件,既然如此,就會產生某一時期在兩個地方徘徊建都的情況;二,在長達三千年時間里主要的都城實際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洛陽,開封只是一個補充。金以后至今主要就只有北京,南京只是一種權宜。以下讓我們以歷史事實來詳細分析上述的結論。
二
周的先人為了向東開拓,其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到周文王終于定于豐,在今西安以西豐水西岸。這時的周還只是商王朝的一個諸侯國,隨后的武王將政治中心遷到與豐隔水相望的鎬。不久,武王伐紂,周取代商朝,統(tǒng)治了中原地區(qū)。當周武王君臨天下的時候,鎬京作為首都就顯得過于偏西,洛陽一帶處于中原地區(qū)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優(yōu)越地理條件。武王就有在洛陽建都的想法。《逸周書·度邑》講的就是武王滅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帶建立都邑的事。故《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周書·洛誥》也載周公語曰: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說明他在伊洛瀍澗地區(qū)建設了洛邑,成為與鎬京并立的都城。后者是正式都城,號為宗周;前者是新都城,分為兩城,一為王城,一為成周,含有陪都的意味。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雖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鎮(zhèn)服東方敵對勢力的重鎮(zhèn)。鎬京始終不遷的原因有三,上面已經提到:一是關中自然條件好,糧食供應充足;二是離前敵較近,在國家強盛時有利于抵御,而且關中是四塞之地,有險可守;三是與周人之發(fā)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后盾。但是,也有一個重要缺點,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國中心,于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東周王權衰落,抵御外敵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將都城東遷王城,遠離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擾。洛陽處天下之中,不但于對全國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貢賦的調集,商貿上的往來也處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點是防守困難,中州平原是四戰(zhàn)之地,伊洛小平原更無險可守。所謂東據成皋,西阻崤、澠,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勝,只是主張建都洛陽的人的說詞,真正打起仗來,就如張良所說: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如果王朝內部有敵對勢力的叛亂,則洛陽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與洛陽兩處對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個也不能說占了絕對優(yōu)勢。也正因為如此,唐以前統(tǒng)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徘徊遷移的特點。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秦人也一樣從西邊來,秦國的都城從西到雍,到櫟陽,最后定于咸陽,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國以此為基礎,打敗東方六國,自然也以此為統(tǒng)一天下以后的首都。秦雖然不以洛陽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經常性地全國巡行活動。秦亡漢興,仍然出現(xiàn)定都何處的問題,劉邦從東面而來,到了洛陽,定都于此達三四個月。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離老家豐沛較近,他認為是合適的都城所在。后來接受婁敬、張良的建議,才西遷長安。
婁敬說: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婁敬所講的是關中的形勢,而以秦地為名。因為關中是秦地的核心區(qū)。這一地區(qū)的特點就是經濟上有自足的可能，即“資甚美膏腴之地”;軍事上是退則“四塞以為固”,進則“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張良的話與婁敬差不多意思: “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張兩人的話說明關中可以控制全國形勢,即山東叛亂而失去控制,靠著關中的險固與富饒,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帶,優(yōu)于洛陽。這個預測是正確的,后來漢初異姓諸侯之亂,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起初雖然聲勢很大,但不過數月,即已徹底平定。秦國要對付的是東方六國的舊貴族的潛在危險,西漢初期要對付的是東方各諸侯的割據勢力,以控內而言,建都關中是合理的選擇。但與婁、張類似的話韓生也對項羽說過,可惜項羽眼光太淺,仍然要回到離自己老家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敗亡。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與西漢所面對的北面強敵是匈奴。首都建在關中有利于抗敵。秦代據之收復河套地區(qū),又占河南地建設新秦中,深度地打擊了匈奴勢力。漢初雖然國力不強,只能以和親政策與匈奴周旋,但漢武帝以后,國力強盛,以關中為基地而打擊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壓倒的優(yōu)勢,不但建設河西五郡,超越秦國疆域,而且開辟西域地區(qū),將今天新疆內外部分地區(qū)納入版圖之中。這時的長安就不再過于西偏,而比過去靠近全國領土的中心了。武帝出擊匈奴不但于漢代而且于整個中國歷史都有很大的意義,與之可比者,只有唐太宗對突厥的抗拒,也是處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條件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設想西漢隋唐建都于洛陽,則于匈奴突厥必定有鞭長莫及之感,且將時刻處于其威脅之下。故大致說來,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東漢國力遠遜于西漢,于匈奴于羌均有力不能勝的難處,只能建都洛陽以自保。隨后的西晉比東漢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陽。介于東漢與西晉之間的曹魏只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陽為都城。而在兩漢之際,短命的新朝王莽也徘徊兩都間,以長安為西都,而打算遷至東都洛陽未果。之后,連在位前后不過三年的更始帝劉玄也先都洛陽又遷長安。漢晉之際都城在洛陽與長安之間的奔波,顯示出長安與洛陽在首都地位上的難以有絕對優(yōu)勢的態(tài)勢。
十六國之后統(tǒng)一北方的北魏,也選擇洛陽作首都。因為其目的是要進取南朝,不可能以長安為基地。只有分裂后的西魏與北周才能再次以長安為都。而東魏與北齊何以離洛陽而就鄴城,道理也不難理解,只是因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遷移,以靠近原來鮮卑的根據地。還有一個原因是洛陽離東西魏(后來的北齊北周)分界線過近,軍事上不利,而且移鄴城實際上也更靠近東魏與北齊疆土的中心。但這一搬遷為時甚短,且影響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繼承了其首都長安,唐繼隋立,道理相同。關隴集團的根據地在此,首都不可能東遷洛陽。但是洛陽地處天下之中,地理區(qū)位條件實在優(yōu)越,所以隋唐兩代都城也免不了有洛陽的徘徊。
隋代重新統(tǒng)一天下。經濟文化重心依然在黃河流域,全國性的首都依然處在東西軸線上。隋代雖然建大興城,定都于今西安地區(qū)。但視洛陽仍十分重要,隋煬帝以之為東京,此后實際上是兩都并建,而且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代隋立,雖仍以長安為首都。但唐高宗后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又成兩都并建態(tài)勢。武則天稱帝正式定都洛陽,長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雖返都長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陽,后來才定居長安。這種情況不但可以總括為一句話,那就是:西安的地理偏向需要以洛陽的居中地位來補救。而且還說明洛陽將要取代長安的趨勢。到唐末,昭宗終被朱溫逼迫遷都洛陽,此后長安永遠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暫做過后唐的陪都西京。從唐末以后,東西軸線上的首都輪替發(fā)生在洛陽與開封之間。
那么,難道中國之大,從西周到唐代兩千年,就沒有第三個可供選擇之處,必得在西安與洛陽之間作取舍?的確如此。因為古代從整個統(tǒng)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黃河與長江流域。而且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這正是中國早期首都必選在黃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黃河流域最適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陽之外,我們的確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處。除了以上已經講過的原因外,由于建都的時間都很長,形成了另一個重要背景,那就是這兩處人文因素積淀深厚,都從西周開始便是政治中心與陪都所在,朝綱典制衣冠威儀,積漸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擬。西安、洛陽東西遷移幅度雖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緯度一度,實際上,西安、洛陽與開封,幾乎就在東西一條直線上,這或可以說是一條建都的東西軸線。元代大一統(tǒng)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統(tǒng)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于長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于中原王朝邊緣的北京一帶。只能在長安與洛陽之間徘徊。勉強可作為第三個選擇的則是開封。從唐末起開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權的宣武軍節(jié)度使朱溫駐節(jié)于此。朱溫之所以強迫唐昭宗遷都于洛陽,自然是便于控制。待后梁篡唐而立,就直接定都開封了。這是以自己的根據地作為首都的典型。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開封利用運河的漕運更加方便,于經濟上有明顯的好處。但是,由于洛陽長期以來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溫定都開封并非一錘定音,接下來便是開封與洛陽的小徘徊期。朱溫定都開封不過兩年便西遷洛陽,四年后又還都開封。后唐滅梁以后,便遷都洛陽。后晉滅唐,兩年后又定都開封,此后才延續(xù)至北宋不變。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并非一下子就確定建都開封的。開寶九年(976),宋太祖趙匡胤到洛陽巡幸,打算以之為都,但其弟趙光義與群臣都力諫阻之。趙匡胤退一步說,如果洛陽不行,想到長安建都。趙光義問為什么?趙匡胤說,想“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趙光義等人還是堅決反對,認為應該回到開封才是正理。這大概可以算作長安、洛陽之爭的一個尾聲吧。雖然此時以長安或洛陽為首都已無可能,但開封的確是四戰(zhàn)之地,無險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勢的優(yōu)勢,便只好用純粹的武力守衛(wèi),所以首都地區(qū)的戍衛(wèi)兵力要用到14萬人之眾。不過,盡管后晉以降定都開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時洛陽也一直作為陪都地位存在。
北宋以后,長安即使從理念上也永遠與都城告別了。但料不到千年以后的1932年,仍有一次回光返照。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洛陽辦公。鑒于南京地處前線,一旦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首都地位難以保全,因此,國民黨于當年3月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決定以洛陽為行都的同時,再行設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委派張繼等人組成“西京籌備委員會”。從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這個西京籌備委員會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其實最后陪都選的是重慶,與西安毫無關系。至于開封,也有另外一個尾聲。 1214年金朝末代皇帝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將首都遷往陪都南京開封。 1233年金帝出走,南京陷落,開封作為陪都與首都的地位結束。不過在明初,朱元璋定應天為南京,以開封為北京,因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明代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學自宋朝轉運、安撫、提刑諸監(jiān)司),曾有建都開封的想法,后來因開封周邊水道淤塞,優(yōu)勢盡失,再也不適宜做首都,才放棄這個念頭。但開封的北京之稱在明初竟也保持了十年之久。所以開封作為首都的過渡性,不但表現(xiàn)于東西之際,也形諸南北之間。順便說一句,若以北京居中,開封西偏與南京東偏,也不過經度兩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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