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的都城建設開始有了離開長安、洛陽一線而發生南北位移的現象,這可以算是后來首都偏離東西軸線之濫觴。北朝仍然可以有建都長安、洛陽之可能,南朝則只能建都于長江流域了。而在長江流域只有三個城市———即三“陵” ———有建都的可能,一是秣陵(后稱金陵)，二是江陵三是廣陵。廣陵即今揚州,只做過西漢諸侯國吳國之都城,氣勢不夠。要到隋代南北運河建好之后,經濟地位才大有提高。江陵居長江上游(以今而言是中游),離南方最富庶的江東(今稱江南)地區過遠,因此東漢末年,最適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自然非秣陵,即今南京莫屬。南京既在富庶地區之內,其地理環境又前據大江,南連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自諸葛亮說“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以后,歷代帝王更是認為南京是最合適做首都的地方之一。孫權改秣陵為建業,作為吳國都城前后達七十年之久(若除去其間兩次短時遷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也有六十年時間,比明朝與南京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間還長)。東晉起,又在由建業改名的建康建都,此后經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不變(其間只有梁元帝都江陵兩年,可忽略不計),總共作為以上六個朝代都城的時間達330年之久,統治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等地域廣大的半壁江山。與此同時的今北京一帶,由于地處中原邊緣,長期以來還只是一個州郡級的首府而已。更早時期的北京一帶也只做過燕國的都城,燕先只是西周的一個諸侯,后來只是戰國的一個弱國。北京地處中原王朝的邊緣,既不可能被選擇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可能作為占據北半個中國政權的都城。北京作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漸形成的。契丹族崛起東北,后建立契丹國,勢力逐漸進入中原。五代后晉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讓給契丹,遂使契丹國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線。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 938年契丹改國號為遼,并改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建為陪都,又稱燕京。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遼的陪都之始,北京作為有影響的都城可以從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7個世紀。 12世紀初,遼的部屬女真族繼起于東北,十幾年后即滅遼滅北宋,建立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秦嶺淮河一線,遠過于遼。仍建遼南京為陪都,改稱燕京。 1153年,為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金朝將首都從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遷至燕京,改稱中都大興府。這是北京成為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首都之始。從此以后,北京就從半個中國的首都到全中國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間雖有遷往南京的往復,但相對而言都比較短暫。 13世紀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元朝建立以后不久的1267年,忽必烈即從開平府(今內蒙正藍旗東)遷都金中都城,后改稱大都。金、元的情況相同,既要統治中原,就不可能將首都設在民族的發祥地,但又不能離得過遠。于是北京就成為最合適的地方。

北京成為建都最合適的地方,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于邊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帶來了東北與北方的遼闊版圖,使得原來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釋,從洛陽位移至燕京了。金海陵王仰慕江南衣冠文物朝儀,想遷都于燕京,而征求意見于內外臣僚,結果多數人都以為“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應之”。于是貞元元年(1153)遂從上京會寧府遷至燕京,稱中都大興府。因此頗疑中都之定名,實以“天地之中”為稱也。到了元朝,也同樣以此地為天下之中。據《元史》載,巴圖爾曾對忽必烈言: “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邊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笨梢娒稍獣r人視燕京是“中”。后來,忽必烈在開平就帝位,不久即遷都金中都,而改稱大都。

就自然條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處于華北平原的最北端,從北方而下,既已進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緊緊背倚邊疆民族的發源地。往北可通過燕山山地諸山口,進入蒙古草原,往東北可沿渤海邊緣大路進入松遼平原,往南可經太行山山麓通道直達中原地區核心。這種形勢十分理想。所以金人梁襄說過很有名的一段話: “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奧,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边@說的就是一種地理上的氣勢。清人入主關內,出現的依然是遼金元的政治態勢。清的龍興之地在東北,在建立了全國性的一統王朝之后,舍北京外,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地方作為首都。這時的北京從遼代以來,已經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與首都地位,除了中間明初中斷的數十年之外。此后的北洋政府的中華民國,再往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首都的定位無不依此勢而來?？梢哉f,除了西安以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城市作為首都之氣勢可以與之相比。西安是以西駕東,而北京則是以北臨南。唐以前,山東地區,即黃河下游地區是可以與關西抗衡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在。也就是說是東西力量的對峙。宋以后則是南北的對峙。東西對峙以西安為上,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形勢使然,豈有他哉。中國首都的選擇,形勢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傳統觀念。這一點有時要勝過經濟中心的重要性,也要勝過天下之中的實用性。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最突出的以形勢取勝的都城。而對于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實也有一定的實用性,所以蒙元王朝敗于明代,退向北方以后,北元仍然存在了好一段時間,而蒙元的后身韃靼瓦剌始終對明王朝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與金對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慣例似乎應該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沒有恢復全宋的雄圖,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長江以南甚遠,故趙構寧愿躲到更偏安的杭州。這是割據南方的政權的一個例外,不去細說。應該重點述說的是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之始。就這一點而言,南京落后于北京近一百年。 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以應天府即今南京為首都。這是因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勢,另一方面離朱元璋的根據地淮西老家很近。但形成有趣對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從其侄子手中奪取帝位后,思路卻與其父完全不同,他一開始就打算遷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幾方面:一北京是其龍興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較牢固的政治基礎;二他的帝位按中國傳統觀念是篡奪而來,他自然要避開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敵是北逃的蒙古勢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敵。撇開前兩點不談,第三點考慮是積極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六次親征蒙古,都以北京為基地,對鞏固明朝邊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京是明太祖欽定首都,永樂帝又不便立時改變,而且他的子孫想法又與他不同,并不都認同北京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與南京之間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往復階段,從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經過了七十多年時間,即使從永樂元年開始的兩京制度算起,也有近四十年之久。

永樂元年(1403)改北平為北京,此時的北京只是陪都。朱棣在永樂七年、十一年與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都是從南京出發的。第三次巡幸以后再未回南京,首都機能開始轉移。十九年正式遷都北京,改稱京師,而原京師改稱南京。洪熙元年(1425),又改北京為行在,有南遷之思,經宣德朝至正統朝,南遷始終未能實現,于是正統六年(1441),北京官廳去“行在”二字,北京最后正式定為首都。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間的小往復,不但反映了選擇首都的各種外在因素交叉的復雜性,還體現了具有定都決定權的皇帝個人的心理狀態。永樂皇帝自然是一心要遷都北京的,但卻遷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間他有將近一半時間是呆在北京處理國事,或以北京為基地進行親征。但在他離開南京的時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卻幾次在南京監國,對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當的感情,而不愿定都北京,想遷回南京。但他當皇帝只有一年時間,來不及完成這個任務。他的太子宣德帝情況又與他不同,雖然遵照父命有遷都打算,但他作為永樂帝的皇太孫當其祖父遠征蒙古時,都隨侍在側,所以對遷都回南京積極性并不高。加之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條件的確比南京優越,故經過來回往復之后最終首都還是底定北京。不過南京作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與北京一樣設有六部,這種情況為歷代所無。這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對祖宗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南京的確具備建都的一些必要條件。

清朝代明而興,選擇北京為首都沒有任何遲疑之處,這與金、元時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國北部幾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準噶爾與回部,西南領有西藏地區,遠遠超過漢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過去那樣偏向北部,而顯得相對比較適宜?；蛘哒f,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進入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礎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選擇。但由國民黨建立的國民政府,其政治基礎卻在江浙財團,也因此自然選擇南京作為首都。但上面已經說過,作為一個領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的國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區位顯然優越于偏于東南一隅的南京,這是自古以來的定論。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以北京為首都,這是理所當然的。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由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往復,雖然是不同政權之間的首都變遷,其意義重于明朝前期兩京制度的變遷,但時間卻不過只有22年,遠短于明前期的往復期。南京之所以被選為明初與國民政府的首都,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明代與國民政府的統一行動都是由南而北地完成的。至于元、清兩代則恰好相反,所以作為軍事行動的策源地,也為定都加上了一個重要的砝碼。

四

英國地理學家柯尼希(V.Cornish)對首都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研究以后認為,建都地點大致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自然倉庫(natural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資源豐富,糧食充裕,能滿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樞紐(crossways),即首都應位于要道交匯處,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這三點對首都而言的確十分重要。西安一帶作為首都,其地理區位與這三點全部符合。雖然西安不處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國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處,但西安一帶還是處于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隴右,往南通巴蜀,往東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彌補不在地理幾何中心的缺陷。洛陽于三個條件中只能符合一個,即交通樞紐。所以其建都優勢不如西安。而無論西安無論洛陽,都只是在漢人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里才是合適的。待到經濟重心南遷長江流域,政治重心轉向北方時,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現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與南京間的往復。而政治因素重于經濟,北京自然在往復過程中占了極大的優勢。

但柯氏的總結與中國的情況還不盡相同。在傳統中國,地理“形勢”是建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這是中國文化的要義之一。 《讀史方輿紀要》在分析順天府的形勢時,說其“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首都需要的就是這種“鉅勢強形”。在分析陜西(其實是關中)的形勢時則說其“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陜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蓋陜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在頭頂,其勢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則必所患之非真患也”。以西安與洛陽比較,西安的形勢勝;以北京與南京比較,北京的形勢勝。所以中國自古以來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為強勢,是有其道理的。所謂形勢,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地理特征。居高臨下,坐東鎮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種勢,一是氣勢,二是地勢,這種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種政治地理要素,這一點在中國首都定位中是極其重要的,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文地理的特征。

另一個重要政治地理因素則是統治集團的政治根據地與首都的關系。中國古代的歷史是王朝更替的歷史,每一個王朝的興起都與其政治根據地有密切的關系,這是王朝賴以依靠的政治基礎,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首都定位會盡量與此基礎相近,或離得不遠。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但是如果接近政治基礎的要求與地理形勢發生矛盾的話,那么還是以地理形勢為首選考慮因素。西漢定都長安即其顯例。當然,政治基礎也有其兩面性。一方面是保證王朝長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礙當權者的革新行為。在后一種情況下,倒反而要遷都以避開守舊勢力的干擾。如秦孝公為了變法圖強,將秦國都城從櫟陽搬到咸陽,有擺脫反對變法的貴族們干擾的意圖。北魏孝文帝將首都從大同遷到洛陽,更是明顯地要減少統治民族拓跋鮮卑實行漢化的阻力。

在與首都定位有關的政治地理要素中還有一對矛盾,那就是形勢要緊還是中心為上。定都于西安與洛陽之間的徘徊,就是這一對矛盾的體現。這是比較難以決斷取舍的矛盾,否則不會出現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較起來仍是形勢重要,而且說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處只是四方來朝與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優勢而并不符合作為首都的其他必要條件時,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選作建都地點。因為交通樞紐的地位可以彌補并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交通方便的優點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首都定位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本文重在分析首都在全國范圍內所處的地理區位,略及其具體所在地點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條件,是想要從政治地理角度來加深對定位歷史過程的理解。至于對都城布局與宮城結構的研究則是另一個問題,那是確立首都位置以后的第二步工作,與政治地理關系較少,留待以后再行請教方家。

作者：周振鶴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9 , 41 (1)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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