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現代圣戰理論與實踐矛頭長期并非針對西方

創建現代圣戰理論的直接起因同樣不是西方殖民者壓迫，而是穆斯林圣戰者刺殺印度教領袖及印度社會對此暴恐罪行的抨擊。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總設計師毛杜迪（Syed AbulA’alaMaududi）1903年生于印度，他繼承和主張的圣戰傳統首先是針對印度教徒。1927年，毛杜迪發表最重要代表作《伊斯蘭圣戰》，奠定現代圣戰理論基礎，契機并非西方殖民者當時對穆斯林干下了什么“暴行”，而是南亞次大陸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加劇，1926年12月穆斯林青年以圣戰名義刺殺印度教凈化改宗運動（Shuddhi Movement）領袖斯瓦米·施拉塔南德（Swami Shraddhanand，1856—1926年），在南亞次大陸激起譴責浪潮，連圣雄甘地也譴責“伊斯蘭教是一種嗜血和暴力的宗教”，[⑩]他要為此恐怖主義暴行辯解。而這一波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浪潮之所以爆發，起因是成千上萬印度穆斯林在“遷徙圣戰”旗號下企圖通過阿富汗奔赴伊斯坦布爾為哈里發而戰，卻遭到阿富汗人虐待和強制遣返，隨后土耳其素丹及其哈里發職位也被土耳其共和國之父凱末爾廢黜，宗教沮喪情緒和與印度教徒的經濟矛盾相結合，引爆了波及整個次大陸的宗教沖突，同樣難以直接歸咎于英國殖民者。

在此書中，毛杜迪明確宣稱，伊斯蘭教制度是人類唯一理想的制度，其它一切制度都是“邪惡和專制的”，圣戰是比禮拜和封齋更重要的穆斯林宗教義務，其目標是消滅一切非伊斯蘭統治，建立伊斯蘭統治，圣戰對象之一是伊斯蘭教內部敵人“偽信者”（即其它教派），……由此看來，把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說成是對所謂“西方霸權”、“美國壓迫”的反擊，至少有違現代圣戰理論基礎著作誕生的背景和主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現代伊斯蘭激進主義、恐怖主義、武裝圣戰思想理論和行動長期以穆斯林國家[11]政府這類“近敵”（near enemy）為最重要敵人和主要打擊目標，而這些“近敵”中許多是高舉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乃至“社會主義”旗號而崛起的世俗政權及其領袖，這些激進組織、個人得到的經濟資助和政治支持較多來自海灣君主國。圣戰武裝全面崛起、全球圣戰主義（global jihadism）泛濫，契機是1980年代抗擊蘇軍的阿富汗戰爭。把這些歸結為全部、或主要是對“西方霸權”、“美國壓迫”的反擊，不能成立。

埃及是穆斯林兄弟會發祥地和絕大多數基地組織創始骨干的母國，基地組織1988年初創時，2/3核心成員是埃及人，[12]埃及人庫特卜（SayyidQutb）是現代穆斯林激進主義開山宗師，號稱“全球激進伊斯蘭運動教父”、“武裝圣戰之父”、“伊斯蘭恐怖哲學家”，是穆斯林兄弟會精神領袖，被拉登、扎瓦希里等奉為基地組織意識形態教父，他不曾直接遭受美國迫害。包括號稱現代穆斯林激進主義“圣經”的《路標》在內，庫特卜的代表性著作完成于埃及納賽爾政府的監獄，他和其他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入獄，是因為他們接受沙特阿拉伯資助，企圖刺殺納賽爾總統等大批政府官員，推翻納賽爾政府。

法拉葉（Muhammad ‘Abd al-Salam Farraj）堪稱庫特卜衣缽傳人，是埃及最重要伊斯蘭圣戰理論家、“伊斯蘭圣戰”組織（Al-Jihad Al-Islami）創始人和精神導師、當代“獨狼”暴恐理論開創者，他聲明，《古蘭經》和圣訓教誨的根本上是關于戰爭的內容，現代穆斯林“被疏忽的職責”正是圣戰，呼吁“戰斗——對抗和流血”，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有職責參加暗殺行動，……；而他認為，異教徒西方雖然用心惡毒，但“同‘近敵’戰斗比同‘遠敵’戰斗更重要”，消滅埃及統治者并在埃及建成伊斯蘭國家才是第一要務。[13]拉登死后的基地組織領袖扎瓦希里也一直強調，“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要經過開羅”。[14]

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才在拉登極力倡導推動下較多地將矛頭轉向以色列、美國、歐洲這類西方“遠敵”（far enemy）；直到1998年，扎瓦希里才率領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成建制加入基地組織，首次選擇同美國人及其西方盟友開戰。拉登之所以如此倡導推動，直接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第一次海灣戰爭，沙特國王邀請美軍入駐保護，長遠目標是因為他將美國視為基地組織在穆斯林世界重建“哈里發帝國”終極目標的障礙；若將這一起因歸結為“西方霸權”和“美國壓迫”，同樣是荒謬的。而大批圣戰組織之所以同意接受基地組織指導轉向對“遠敵”開戰，直接原因是承受不起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政府的無情鎮壓，不得不同意與本國政府停火。

三、阿拉伯國家“禍水外引”對該區域亂局難辭其咎

至于911事件引發的美軍打擊伊拉克和阿富汗、“阿拉伯之春”后相關國家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動蕩戰亂，美軍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打擊伊拉克和干預操縱利比亞、敘利亞戰亂固然有錯，但有幾點我們需要認識到：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同樣曾經成規模培訓恐怖分子；其它阿拉伯國家政府推動大規模向第二次海灣戰爭后的伊拉克輸出極端分子對伊拉克亂局影響重大，而且本國最終也遭到由此壯大的極端主義勢力反噬。

薩達姆政權倒臺打開了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勢力在伊拉克膨脹坐大的蓋子，這基本上已成國際公論；但薩達姆政權同樣曾經成規模培訓恐怖分子。塞特馬里阿姆（Mustafa SetmariamNaser）號稱“新生代圣戰者首席戰略家”，是歐洲恐怖小組和阿爾及利亞血腥反政府恐怖主義圣戰的設計師，是系統全面總結、發展、闡述反西方“個體圣戰”實踐經驗并上升至理論層次的第一人，其思想理論指導了2003年以來伊拉克遜尼派暴亂和歐洲、美國的恐怖活動方式，在中國的一些嚴重暴恐大案中也能看到其理論主張的影子，而此人投身恐怖活動始于1980年穆斯林兄弟會軍事骨干培訓班，地點在伊拉克巴格達拉希德軍營。

與此類似，敘利亞政府也曾公開頌揚發動自殺性暴恐襲擊的人體炸彈“殉教者”。2003年9月6日，敘利亞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評論：“‘殉教者’代表了民族的意識，他們是世界上最尊貴的人，人類中最令人尊敬的人。”[15]

沙特、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阿拉伯國家大規模實施將本國反政府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押犯送往海外圣戰的“禍水外引”策略，始于1980年代阿富汗戰爭，2003年第二次海灣戰爭爆發后故伎重施，其目的是減輕激進、極端分子對自身安全的威脅。畢竟，即使在沙特這個二戰以來最穩定阿拉伯國家之一，1960年代后半期以降也曾經歷政局動蕩時期，反政府傳單撒上主要城市大街，武裝政變傳聞風聲鶴唳，僅1969年破獲的多起未遂政變中就拘捕嫌犯逾兩千人，其中政府官員二三百名，空軍官兵一百余人，被捕空軍官兵中將、校等高級軍官多達20余人。[16]特別是伊斯蘭原教旨派“新伊赫萬運動”1979年11月20日在麥加發動武裝叛亂，組織兩千武裝分子占領麥加大清真寺，自稱真主使者馬赫迪降臨，號召推翻沙特王權，建立他們理想中的伊斯蘭神權國家，更是轟動一時。當時，沙特政府軍足足花費了半個月時間方才完全攻占大清真寺，控制局勢，據稱政府軍官兵陣亡2700余人之多。[17]有鑒于此，“禍水外引”被這些阿拉伯國家視為一箭雙雕的高招：

2003年11月齋月期間，也門政府釋放1500多名犯人，其中基地組織嫌犯92名。

2005年1月宰牲節期間，阿爾及利亞政府大赦犯人5065名。

2005年9月，毛里塔尼亞新軍政府大赦政治犯，其中激進分子為數眾多。

2005年11月齋月結束之際，摩洛哥政府釋放164名激進分子，同月又以紀念獨立50周年名義釋放5000犯人。

2005年11—12月，沙特阿拉伯釋放400名激進分子犯人。

2006年2—3月，阿爾及利亞政府釋放犯人5000名，以此作為全國和解計劃的一部分。

2006年2月，突尼斯總統本·阿里釋放1600名犯人，其中不乏激進分子。

2006年3月，也門釋放600余名極端分子。

……[18]

為了向海外輸出極端分子禍水，這些阿拉伯國家向赴海外圣戰的極端分子們提供了大幅度機票折扣等便利，眾多伊斯蘭慈善組織也活躍其中。至于阿拉伯之春后某些阿拉伯國家對戰亂國家叛匪組織的全方位支持，眾所周知，在此無需贅言。

阿拉伯國家的“禍水外引”策略不僅對目標國戰亂難辭其咎，而且他們本國日后也遭到由此壯大的極端主義勢力反噬。正是阿富汗戰爭造就的“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群體（英美情報機構認為有1.4—1.7萬人）[19]令拉登勢力崛起并威脅沙特本國，其中的三千“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人”（Algerian-Afghans）及其組成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又成為核心、骨干發動了血腥的1991—2002年阿爾及利亞內戰。[20]這場內戰死亡總人數15—20萬，[21]其間僅1992—1994年間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動就造成了6.5萬人死亡。[22]割喉、斬首、斷肢、掠奪強奸婦女性奴之類殘酷手法因“伊斯蘭國”習用而為世人熟知，最初也是出現在阿富汗“圣戰”硝煙之中，然后被阿富汗圣戰老兵們帶到了波黑和阿爾及利亞內戰戰場。對伊拉克戰爭、利比亞內戰和敘利亞內戰重施“禍水外引”故伎，遲早會令這些阿拉伯國家收獲更大的反噬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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