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實用主義是貫穿于美國的教育和學術思想的一大特色。這種重視社會需要的傳統使美國的大學不是象牙之塔，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美國的長處。但是同時使美國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場驅動。如一位教育史專家指出，美國的高等教育與通俗文化一樣，變成了買方市場，學生及其家長是買方，學校和教師是賣方，于是課程和選題主要由知識較少的買方來決定，而不是由處于賣方的學識淵博的教師來決定。甚至由國會通過的對教育補助撥款的方式也是以資助申請人(學生或研究人員)為主，而不是資助高校和研究機構，也就是資助買方，而不是賣方。 結果大學日益庸俗化，淪為培養各色市場所需要的專家的場所，純粹意義上的學者和高瞻遠矚的思想家日益稀少。這樣的高等教育日益喪失學術的超脫和獨立，20世紀末與世紀初相比，那種曾經推動進步主義運動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獨立批判精神正在變味。
市場”專政”腐蝕特別明顯的一個重要領域是新聞傳媒。言論自由是美國和其他西方社會的基本人權之一，美國的民主的前提是國民有認知權，即獲得信息的自由。這種成為信仰并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造就了無比發達的新聞媒體，以至有在”三權”之外的”第四權”之稱。這一強大的輿論監督和社會批判力量，曾對揭露黑暗、防止腐敗、促進改革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卻已起了變化。當然過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獨立的，政府雖然無權干涉它，其出資者所代表的利益還是對它的傾向性有一定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于社會監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場律令卻是更加無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為主要載體時，其對象為知書識字的人，特別是著名的大報和雜志面對的讀者至少相當一部分是知識精英，要滿足他們的需求。從業人員也有自己的守則，能夠比較客觀地報道新聞，從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國內外問題，即使代表某種傾向和偏見，也是有跡可尋的，并有各種流派互相制約。只是報紙的收入日益依賴廣告，已經種下不祥的因子，銷售量與廣告互為因果成倍地加強了市場的影響力。
隨著電視的普及，手段、對象、市場都起了急劇變化。與對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樣，大眾的口味從精致的佳肴變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從用腦筋的閱讀和思考變為直接的感官視聽。由于技術的發達，頻道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爭取廣告與爭取收視率之戰使從業人員幾乎完全喪失真正的主動權。傳媒既迎合又塑造大眾的口味，形成惡性循環。新聞工作的客觀、公正、良心、原則都要服從不可抗拒的市場律令。今天，美國傳媒揭露矛盾，監督政府的作用當然不能說已經消失，但是正義的呼聲淹沒在浩如煙海的無序的光怪陸離的”節目”之中，提供給美國公眾的國內外的圖景與客觀相距甚遠。美國人對信息有最大的選擇自由，實際上卻基本上是被動接受，甚至強迫灌輸。世紀末的傳媒的作用比之于世紀初已經異化了。這里只談到電視的普及，至于市場專政下的信息網絡化會走向何處，更難逆料。
一方面，威力強大的傳媒日益失去維護社會良心的功能，實際上淪為各種利益集團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為一種利益集團;另一方面，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知識分子大多數或進入體制內，或成為狹義的專家(有人說羅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為他把知識分子的主流納入為政府服務，使其喪失了獨立的批判精神，而歐洲知識分子這方面傳統還保留較多)，優良的批判傳統大打折扣?？傊?，有一些事物本不應該屬于市場的，而市場威力無窮，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喪失主動權。
道德滑坡是另一公認的現象。1993年，剛當選一年的克林頓出現在田納西州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中。大約是受那肅穆的氣氛的感染，即席發表了一篇動聽的演講，揭露當前美國道德敗壞的情況，問道：如果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況會說什么?
“他會說，我為之奮斗終身死而后已的，決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歲的男孩拿著槍追趕9歲的孩子只是為了好玩、年輕人用毒品毀了自己生活再以毀別人的生活來發財，這決不是我到這里來的目的。
“他會說，我為自由而斗爭，但決不是人們由著性子互相殘殺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親棄之如蔽屣而離去的自由。我為人民的工作權而斗爭，而不是要讓整個社區和居民被棄置不顧……”
克林頓還強調必須進入”人的本性、價值觀、精神、和靈魂深處”，否則政府的行動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無濟于事。今天來看克林頓大談道德說教，特別是維護家庭價值，頗有諷刺意義。美國保守派更會嗤之以鼻，因為他們認為象克林頓這樣一個人能當選為總統本身就是公眾道德觀念下滑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他所指出的確實是美國人今天普遍憂慮的主題。
對于美國今天嚴重的社會和道德問題的內容”左””右”各派所見略同。他們都批判美國的極端個人主義和現代版本的”自由主義”，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當年托克維爾的預見，指出個人主義發揮出巨大的想象力、創造力，但是走向極端就成為自私自利，每一個個人封閉在自己的小圈子內，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會的疾苦，植根于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沖動遲早會沖開一定的教化的界線，變成為所欲為。過去美國人賴以建國的基督教新教倫理的美德，諸如艱苦奮斗、勤儉自律、自立自強、堅忍不拔以及有計劃的量入為出的消費習慣和誠實的遵守規則的處世態度，如今在總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標下變成了一味追求高工資待遇、高社會地位，敬業精神變成短期觀點，只顧眼前享樂而少儲蓄，守法的觀念蛻變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賴以立國并維持了幾個世紀的精神支柱-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現在正在發生異化。貝爾(Daniel Bell)對韋伯(Max Weber)提出的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義”所作的補充：”貪婪攫取性”，可謂高度概括。如今后者逐漸占上風，”宗教的沖動”為”經濟的沖動”所淹沒，結果道德自律和創造精神兩敗俱傷。
對于病源的分析和治療方案則”左””右”兩派觀點截然不同，其分歧的本質還是對待平等的態度。左派認為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除了新老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外，比較有影響的左翼宗教界也認為，當前的社會道德文化墮落來自以大企業為主導的社會制度，來自對資本的崇拜和對勞動的缺乏尊重，因此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 – 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 就應該有所改變。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和思維方式，首先改變追求無限發展的習慣動力，換一付”非物質的”眼光，把重點放在精神方面。不過他們認為這一切改變不是通過革命，而是通過”重建(reconstruction)”來完成。歸根結底，這種主張的落腳點還在于教育，只是不限于學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點剛好是自由主義中追求平等的因素，他們認為60年代的激進運動是這一墮落的標志，其結果之一是摧毀了社會價值的防線，大大降低了道德標準，從此大家對本來不可容忍的行為見怪不怪。現行的福利制度和類似”肯定行動計劃”這樣的對某些群體的照顧性法律都是罪惡的根源，它喚起人的最壞的感情–嫉妒和懶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導向中央集權的大政府，從而導向專制……。這些本是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保守派的一貫論點，不足為怪。
值得注意的是極端保守主義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紀初以來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論，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國《獨立宣言》以及啟蒙思想和理性主義所依據的前提。也就是不僅反對平等，而且反對自由，認為正宗的杰斐遜和米勒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本身的動力就是不斷擺脫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會的各種制約，伸張個人。但是18、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啟蒙思想的先驅們都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們普遍懷有基督教的原罪感，并承認公認的傳統道德規范，能自覺地以此自律，輿論的褒貶也以此為準則。他們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決不會想到追求他們所提倡的個人自由和平等的結果會發展到今天這種”激進個人主義(radical individualism)”和”激進平均主義(radical egalitarianism)狀況。正是由于先驅們對人性的認識所犯的錯誤，發源于”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自由主義”已經異化和墮落，因為自由主義本身沒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斷地要求滿足個人的欲望，爭取更多的權利。因此世風日下也是必然的。 在他們看來，還得訴諸宗教的道德力量。所以，又與教會左派殊途同歸。
著名奧裔美國企業管理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也對資本主義有嚴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場的堅決擁護者，但是認為資本主義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經濟，不考慮”人”，是”單維”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擔心工業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會使法西斯得勢，結果不幸而言中。今天，經理們自己謀取豐厚利潤而同時裁減員工，更是在社會和道義方面不可原諒的。
總之，極左派和極右派，都對美國抱悲觀態度，認為美國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對傳統的自由主義本身提出批判(當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樣)，居于中間的主流派則竭力維護自由主義，卻對它的命運憂心忡忡。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錢的作用，利益集團對內外政策的超常的影響……等等，都是人們熟知的，它始終是使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異化的一種拉力。有人說，現在在美國，只要有一百萬美元，沒有打不贏的官司，辛普森一案就很明顯，碰巧他是黑人，種族問題掩蓋了司法的腐敗。總之，三權分立、輿論監督、思想界的批判這些美國的看家法寶能否繼續有效地制衡金錢和市場專政的腐蝕力量，這是美國進入21世紀的大課題。
追求個人幸福是美國人的原始動力，發揮到極至，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驅使和高度實用主義又侵蝕和抵消著美國人引以自豪的”美國精神”，這又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悖論。
(六)一種特殊的”隱性霸權”
本文主要討論美國本身的發展道路，不涉及其一般的對外關系。但是在今天各國相互依賴日深的世界上，一個大國的道路所產生的影響決不會限于其國土之內，美國當然更是如此。
總的說來，到目前為止，前面所列舉的負面因素尚不足以使美國走上衰退之路，或發生動亂。一是因為在后工業化的信息社會新一輪競爭中美國又著先鞭，不但跑在前面，而且領導著競爭的方向;二是其雄厚的物質基礎可以在尖銳的矛盾之間產生”軟墊(cushion)”效應，大大減弱沖擊的震蕩;三是多元社會提供多種出氣閥，長期以來的調節機制仍然有效，也就是說，其優越的自我調節能力并未喪失;四是處于底層的美國人盡管有許多不平和不滿，但與他國進行橫向比較，還是感到在美國總平均生存空間較大，機會較多;最后，美國在全世界所處的優越地位有助于轉移或轉嫁國內的矛盾。眾所周知，美國一向以外交服從其內政，并且據此對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和操作施加影響，實際上這是把調節國內矛盾的機制擴大到國際范圍，而且行之有效。例如美國工會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傾向于貿易保護主義，其壓力是針對美國的貿易伙伴而不是本國的資本家。去年WTO洛杉磯會議期間的群眾游行示威，主要是對第三世界會員國施加壓力，表面上使美國總統難堪，深層意義是國內矛盾外向化。
所以今天盡管學術界”美國衰落論”不絕于耳，世人擔心的還不是美國如果衰落會帶來什么影響，而是一個唯一的、在各方面遙遙領先的超強的美國對世界是禍是福。也就是說美國如何運用它的力量，奉行什么樣的哲學，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都有利害關系。百年來，美國高度發達的科技和生產力帶動了全球的進步，美國以雄厚的實力對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后恢復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又直接幫助或間接促進了一批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哪個國家善于學習的話，美國從治國到企業管理到解決社會問題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經驗。今天，在有關全人類福祉的問題如環境保護、自然災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國際恐怖主義等斗爭中，還需要美國發揮帶頭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外交思想和實踐是不折不扣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無論以什么”主義”的名義，”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孤立主義”還是”國際主義”，”意識形態”為主還是”地緣政治”為主，實際上，美國一直都是隨著實力不斷的增長，不斷向外擴張其勢力范圍。直到今天，全球都被當作它的戰略勢力范圍。
關于美國的全球戰略、以傳統的強權政治手段推行霸權主義等等已有無數論著。筆者對其對內立民主與對外行霸權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也有過論述， 此處不再贅言。這里著重要講的是方今世界”美國化”的現象及其意義。
美國確立世界霸權地位還有一種不依靠傳統強權的方式，那就是以它不斷在科技和生產方式上的創新”領導”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響，跟著它跑。不知不覺間在器用、話語、生活方式、品味習俗、甚至禮儀服飾都向”美國化”發展。今天所謂的”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其源頭還是在美國。接受了”網絡化”，所接受的就不僅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新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語言。美國根據自身的規律和需要實現某種發展進程，而這種進程必然輻射到全世界，其他國家不論是否符合自身發展的階段和模式，只有緊追，否則就被淘汰。這是另一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一個客觀現象。無以名之，姑稱之為”隱性霸權”。
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文化互相融合、撞擊乃至沖突是必然的。但是美國挾其強勢發揮主導的影響是客觀事實。對于后進國家來說，憂慮不在于”全盤西化”(或美國化)，因為這事實上不可能，而在于舍本逐末，或曰取其糟粕，棄其精華。本文第(二)、(三)、(四)節論述的美國強盛之道是深深直根于美國的歷史文化中，經過長期的演變形成的。這是其精華。別的國家如不先改造土壤，很難簡單移植。而現在輻射到全球的，甚至被趨之若騖地吸收的卻大多數是第(五)節所提到的異化后的余沫。其中最明顯的是健康的市場競爭并未充分發揮作用，而市場專政效應已經惡性膨脹，而且是在本不應市場化的領域內。
來源:《學術界》2013年6月28日作者:資中筠
作者介紹：
資中筠
1930年6月出生，女，漢族，上海人，中共黨員，1951年8月清華大學西方語文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太平洋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專長為國際政治、美國研究。1983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1991年被人事部批準為“有特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2004年獲“資深翻譯家”稱號。
主要成果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重慶出版社，1987;《追根溯源———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資中筠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上海世紀集團文景出版社，2006。合著：《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三聯書店，2000、2001。譯著：《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人民出版社，1983;《啊，拓荒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哲學的慰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主編：《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合編：《美臺關系四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駕起理解的新橋梁———中美關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論文：《中美關系中臺灣問題之由來》，《國際問題研究》，1982.3;《緩慢的解凍：尼克松訪華前十幾年美國對華輿論的轉變過程》，《美國研究》，1987.2;《20世紀后半葉世界舞臺上的美國》，《美國研究》，1993.2;《百年思想的沖擊與撞擊》，《美國研究》，1996.4;《變與不變：中美建交10周年與20周年》，《美國研究》，1999.1;《美國強盛之道》，《學術界》，2002.6~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