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視野中的“吳建民難題”

在當代關于吳建民的爭議中，有一點往往被論者忽略，卻對于解析“吳建民難題”意義重大。

吳建民本人自70年代開始從事外交活動，他學習法語出身，其履歷是較典型的職業外交官。而放大歷史視野，人們不難發現，無論鴉片戰爭后出現的郭嵩燾、曾紀澤和薛福成等人，及后來的民國外交官，還是后來的國民政府留用外交人員等等……近現代中國史上的專業與職業外交人群可謂最失敗的一群。作為近代化與現代化轉型社會前沿和敏感的職業群體，對外事務的職業化與專業化思維本與中國傳統華夷觀念格格不入，這個人群的出現本是傳統中國外部危機的應急機制產物，政策與權力體制中，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外關系辦事員和替罪羊的角色，其不可或缺與悲慘處境都與這種微妙的角色特點有關。

歷史研究表明，一個社會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進展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其職業化和專業化的分工來觀察。國際政治與外交服務于國家利益，但卻都是高度專業化的領域，這與現代社會中科技、文化、教育，乃至國防、司法和行政的情形都是一致的。

在合理運轉的現代社會中，專業化的外交作業與國防軍事政策施行各循其道，互相區隔而支持，并受體制化的民意代表機構及公共意見的制約，從而有效運作。而在傳統中國觀念與社會中，這種專業化和職業化，以及社會機制性的均衡并不存在。

從對吳建民觀點的公眾批評中，人們不難發現甲午清流和義和團式的空泛道德激情，政策的檢討有意地被扭曲為對專業人群的道德攻擊，甚至人身攻擊，將綜合社會和體制原因造成的外交無效和低效歸結于特定職業人群莫須有的道德過失，其唯一結果是社會撕裂加劇，在不敢攖其鋒的忠誠拷問的洶涌潮流下，內外政策高歌猛進地沖向負面結局。

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職業外交人的失敗本是中國轉型失敗的一環。人們熟知的一句話是軍事是政治的繼續，人們容易忘記的是，外交是內政的繼續。

轉型社會的外交本是西西弗式的艱難職業。當代中國的國際處境和角色與近現代外交史不可同日而語，但從吳建民爭議的強烈社會反響看，當代外交職業和專業化意識問題尚不能說已完全解決。說到底，在現實撕裂的社會建立專業化共識，為職業外交提供更良性的環境，這本是不可能之事。

今日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有重要的影響和地位，中國在全球的外交利益絕非簡單的戰爭與和平的邏輯可以概括。作為全球事務中日益活躍的大國，中國全球利益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回顧近代以來歷程，特別是過去30年來的發展，人們大多承認中國社會受益于更開放的對外政策，乃至現有國際秩序，中國政府多次反復重申堅持對外開放，而要實現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以及在這種開放中合理地界定、發展和維護中國正當的國家利益，則需要更專業的國際知識和外交業務。

基于冷戰思維，甚至傳統道德激情的外交批評與外交的職業化和專業化轉型實為南轅北轍，而這恰恰是對吳建民的大部分批評的無分左右的基本特色。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吳建民難題”實際是百年中國轉型問題的一個現實表達。吳建民及其觀點在現實中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現實轉型困境的體現。也許，只有當中國徹底完成近現代轉型，我們才不會有“吳建民難題”的困擾。

文/趙楚 來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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