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難題”與公眾話語的轉向

“吳建民難題”的出現和突出與當代中國公眾話語的轉向有直接關系，也可謂其在外交與對外政策領域的一種表現。隨著網絡時代的興起，公眾對國家重大政策的討論熱情開始擴大，而在過去20年中，公眾中影響最大的對公共政策的爭議集中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對外政策方面。這些爭議以80年代被否定的傳統極左外交理念為依據，以國際和國內階級斗爭學說為工具，檢視80年代俗稱為“韜光養晦”的對外戰略。這種極左教條主義批評竭力論說中國外交的“軟骨病”，而吳建民這樣在同一時期走上高級職位的職業外交官，正被此類批評者視為此種他們眼中的“鴿派”外交的代表人物。這是吳歷來受部分所謂“鷹派”學者及其網絡追隨者猛烈詬病的原因。

回顧歷來對吳建民所代表的外交思想與實踐的抨擊和批評，其主要觀點是基于扭曲的當代中國外交史知識，比如，他們認為建國以來前30年的外交是“強硬的”，因而成就驚人。然而，在前30年反帝反修的意識形態理論指導下，中國的外交處境可謂近代以來最為孤立和困難，當時中國對戰后世界基本社會、文化、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大勢判斷錯誤，在實踐上，無論早先的一邊倒親蘇戰略，還是文革中發展到登峰造極的與主流世界全面為敵的自我孤立政策，這都使中國自外于戰后發展大潮，因而造成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上與社會史上的巨大倒退。改革開放大政環境下的所謂“韜光養晦”無外是對前30年代價高昂卻緣木求魚的“革命外交”的一種修正而已。

吳建民近年來引起廣泛抨擊的觀點之一即主張堅持改革開放，在新的全球環境中認識中國的利益，以及與全球利益的關聯。他認為，中國發展與外部世界更多的合作關系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主張中國學習和利用國際法等主流的國際博弈規則，他呼吁不能以傳統極左的思維看待今日中國與歐美以及其他國家的利益矛盾，反對用軍事觀點來看待中國在主權爭議和大國博弈中出現的諸多分歧。這自然與日益興起的民粹主義的觀念和風尚正面沖突。

▲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顧問、前駐法大使吳建民

盡管他已經盡量在現有政治正確話語框架內表達，但他所代表的觀點與傳統你死我活的全球階級斗爭話語猶如水火不能相容，這并不是他本人及其支持者任何正面的意圖說明所能改變的。

無可諱言，對吳建民觀點的反感和批評為中國外交實踐中現實的問題所加強。從重大問題上外交聲音的曖昧，到外交人員素質，這些真實的負面因素使得對當代外交的批評似乎言之有據。然而，稍微放大視野，人們不難發現，對外交的許多指責本身脫離了外交官行動的真實社會與體制背景。

因此，在對吳建民觀點的批評中，人們可以看到極左的批評者一種精心設計的話語策略，即借對外交的批評來抨擊30年來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進而將現實的社會與政策困境歸因于30年來的基本政策，主張全面重回前30年的革命與戰爭政策體系。這是有關爭議實質與核心的部分。

所以，批評者仿照過去帝修反全面包圍中國的論述，發展出一種全面危機的中國外部環境認知，將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因自身發展而出現的與外部世界的矛盾、利益糾紛和意圖猜疑描述為美蘇冷戰式的全面對決，并根據這種扭曲的圖景呼吁一種對外和對內全面升級的對抗性政策體系。應該看到，這種復興的極左政策話語有深厚的現實社會根源，那就是，如何在當代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話語框架內反思后30年，奪取前后30年政策及成就的詮釋話語權。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吳建民的友人稱其為“偉大的愛國者”，但他所代表的觀念與政策思維在目前環境下并不占有天然優勢，這是可以肯定的。

面對現實社會和意識的撕裂，面對現實的內外新局與危機，在真實社會困境的鮮明對照下，知識和專業化的思維并不能解答洶涌的現實追問熱情。盡管對吳建民的批評有太明顯知識上與思維方法上的謬誤，但在缺乏嚴肅的批判性思維的大環境下，它們作為現實批評的替代物，迎合了現實的批判熱情，因此獲得強烈反響。這也是不能否認的。潮流變了。當代政治正確話語框架已無法反擊傳統意識形態教條主義的社會與政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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