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

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嚴重對峙，美國在進行全球擴張的同時，加緊了對中國的“遏制”，對我采取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經濟上封鎖的政策，從而對我國獨立與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這種形勢下，我們采取了與蘇聯結盟、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央軍委提出了“保衛祖國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

1956年3月，彭德懷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并作了《關于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代表中央軍委正式提出了這一戰略方針。其要點：一是力爭防止戰爭，二是不首先發動戰爭和先發制人，三是立足于打贏戰爭。為此，確定了我軍在可能發生的反侵略戰爭中的作戰行動方案：在戰爭初期，我軍要依托堅固陣地頂住敵人的連續進攻并不斷消耗敵人，將敵人阻止于我沿海預定設防地區，掩護國家轉入戰時狀態，把戰線穩定下來，打破敵人速戰速決的計劃，迫使敵人同我進行持久作戰，剝奪敵人的戰略主動權；同時采取積極的作戰行動，以戰役戰斗的進攻作戰，改變敵我力量對比，逐步掌握戰場上的主動；使我軍盡早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并發展為戰略進攻，徹底打敗敵人。

(二) 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20世紀60年代初，國際形勢和我國周邊安全環境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面臨著大戰隨時發生的直接威脅。美國在全面擴大侵越戰爭，實行“南打北炸”的同時，對中國的挑釁也逐步升級。美國一再威脅說，在越南戰爭中不再有“庇護所”，美軍要窮追，為向中國進行軍事侵略行動制造借口；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乘大陸暫時的經濟困難，以及中蘇關系破裂之機，再次重彈“光復大陸”的老調，臺海上空戰云密布；蘇聯由于其軍事上控制中國，以及把中國外交納入其全球戰略軌道的企圖遭到中國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之后，便進而把兩黨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1960年蘇聯單方面決定在一個月內從中國撤走全部在華專家、撕毀合同。1962年在中國新疆地區策劃和煽動了大規模的騷亂，制造了“伊塔事件”。1963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派兵，從而在北面對我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印度在美蘇的慫恿支持和鼓動下也在中印邊境不斷挑起事端。

針對面臨的大戰威脅，我們的戰略方針也相應地發生了一些變化。1962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提出，要準備應付出現這樣的局勢，一是發生局部戰爭，一是發生天災。根據這一精神，周恩來在同年2月召開的軍委常務會議上提出了“整軍備戰”的方針。隨后，軍委召開編制裝備會議，落實“整軍備戰”方針。會議期間，毛澤東將這個方針調整為“備戰整軍”，以強化戰備意識，加快備戰步伐。從歷史實際看，“整軍備戰”的方針是一個應付局部戰爭的方針。重點是東南沿海方向，兼顧西南方向中印邊界地區，同時又做最壞打算，準備由局部戰爭升級為全面戰爭；1959年夏，廬山會議后，彭德懷被免去國防部長職務，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便指責彭德懷提出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實際上不夠積極”，其國土設防是“分兵把口”、“處處設防”。于是在1960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作了《組織積極防御，采取北頂南放的方針》的報告，提出了“北頂南放”的方針。這個戰略方針仍然是以蘇聯為戰略背景，以美國為主要戰略對手，當時設想美國對我發動戰爭將主要是由海上入侵。因此我主要戰略方向是東南沿海地區。從一定意義上講，“北頂南放”方針是1956年保衛祖國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補充與調整，或者說是具體化。1964年6月，鑒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急劇惡化，毛澤東指示這一戰略方針停止執行，同時中央軍委開始制定新的戰略方針。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可謂“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黨中央認為戰爭危險臨近了，帝修反有可能聯合進攻中國，一場大戰迫在眉睫，并有可能動用核武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軍委提出了既針對美國又針對蘇聯，還要準備對付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防止反華勢力從四面八方向我發動進攻的戰略設想，重點是防止美蘇兩國的入侵。1964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國防科委的一份請示報告上批示：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這就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方針的由來。

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這一歷史階段，雖然我們總的指導思想是積極防御，頂放結合，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而具體方針的名稱，軍委卻沒有明確提出來。但是，基本的精神卻是明確的：即積極防御、有頂有放、誘敵深入、縱深殲敵。這是一個既抗美、也防蘇、反對帝修反，對付四面八方的戰略方針，也是一個立足于兩線或多線作戰的戰略方針。

(三)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是，美國由于長期陷于越南戰爭的泥潭和持久的軍備競賽，國力大衰，在全球處于戰略守勢。而蘇聯則利用這個機會，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在全球處于進攻態勢。蘇聯在加緊向外擴張的同時，繼續在中蘇、中蒙邊境增兵，加大對我國的軍事壓力。自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對國際戰略形勢的看法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斷定蘇聯是對中國最危險、威脅最大的敵人。他確信可以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對付最危險的敵人。這樣，我們的戰略也就改變了，對外實行“一條線”的政策，即聯合美、日、西歐形成一條抵御蘇聯霸權主義擴張望的統一戰線。

在軍事上我國的防御重點已轉向“三北”地區，主要防范蘇聯的入侵。這一時期先后提出了兩個戰略方針：1977年12月，葉劍英代表軍委提出了“積極防御、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也稱“八字方針”。這個戰略方針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后一年提出的，主要是為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排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軍事領域的影響而提出來的，也是為了解決長期以來，主要是文革十年內亂期間，由于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而對軍事戰略指導所造成的困難而提出的來的；1980年9-10月間，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了全軍高級干部會議，即“八〇一”會議，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對蘇防衛作戰的許多重大問題。在制定對蘇防衛作戰的戰略方針時，會上有人提出仍叫“積極防御，誘敵深入”，也有人提出改叫“積極防御，持久作戰”。最后，鄧小平集中大家的意見，在會上講了一段話：“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采取什么方針？我贊成就是‘積極防御’四個字。積極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個防御，防御中有進攻。既然是積極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戰。”于是就按鄧小平的意見，我國的軍事戰略方針確定為“積極防御”。

這次會上還確立了貫徹這一方針的戰略指導思想：即“三堅持、兩立足”：堅持后發制人，堅持人民戰爭，堅持持久作戰。立足于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立足于復雜困難情況下作戰。

“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制定，其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在戰爭初期從戰爭全局上改變了實行“誘敵深入”的做法，肯定了堅守防御的陣地戰在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的地位與作用。這是毛澤東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大發展，也是我軍在戰略指導上的一個重大轉變。這些都是對毛澤東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在和平建設時期的進一步豐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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