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相比以往因當下中日關系的緊張而顯得格外高調。各種紀念反思綿延不斷，真真是“舉國談甲午，共話得與失”。就軍事角度而言，甲午除了戰事本身之外，它給中國軍事發展進程帶來的影響及根源更值得我們關注，對當下也更有警醒和啟示意義。甲午之戰與晚清軍事變革的關系，也就成為觀察甲午的一個重要視角。
一、 甲午之敗源于軍事變革戰略指導思想的錯位
談到甲午，大家關注的熱點和諸多研究的焦點往往都集中在北洋水師身上，從北洋艦隊的陣型，到火炮的射速、彈藥的選擇和軍艦的裝甲等等技術性問題，都研究的很多。但相比之下，對甲午陸戰的研究卻不多見。誠然，海防建設代表了洋務運動以來滿清軍事變革的最高成就，但卻是戰略建設指導上的扭曲所產生的“四不像成果”。
我們知道，北洋海軍是李鴻章投入心血最多，也是寄予厚望的北方軍事防御屏障。但海軍是什么?海軍本質上是進攻性軍種。正如朱利安·科貝特在《海上戰略的若干原則》當中所說的，“除了控制以商業或軍事為目的的海上交通線外，制海權沒有任何意義。海上作戰的目標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線，而不是像陸戰那樣征服領土。這是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當時，中日兩國都在大力發展海軍，但海軍對于中日兩國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作為海島國家，日本對海軍的依賴性遠遠大于中國，對制海權的認識也遠比中國深刻。而中國耗巨資建設的北洋艦隊，如果不想淪為擺設的話，就只有主動出擊取得亞太地區的制海權。而實際上，中國確實擁有了一支令人生畏的進攻性海軍力量，卻從未正確使用過它，甚至根本沒有過這樣的考慮。封鎖日本海上交通線、海上艦隊決戰這樣的戰略構想和作戰預案，李鴻章和他的手下恐怕都沒有仔細想過。滿清諸公只知“海防”而不知“海權”，白白浪費了這樣一手好牌。
直到晚清時期，中國經濟形態仍然是傳統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雖然中外貿易額不斷增加，但基本上都是外國商人到中國來做買賣，中國商人走出去的很少。這種經濟的利益指向是對內的，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和農耕民族的民族性也決定了難以走出去。從朝廷到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沒有人去打擾他們，讓他們過平安的日子，缺乏擴展海外貿易的動機和行動，也就沒有那么多需要海軍來保護的資源。當時那個年代，海軍沒有艦載航空兵和導彈，火炮射程也有限，無法對內陸地區進行火力打擊，其基本作用只在于破交(即切斷海上交通線和阻隔海上貿易)。以當時的海軍技術和海軍實力而言，日本海軍無法遠隔萬里來封鎖中國東南沿海。而中國北方除了天津港之外，沒有什么太大的海上商業樞紐，如果只是想達成防御目的的話，一定規模的精干海軍加上合理的陸上炮臺配置完全可以勝任。實際上，決定甲午戰爭的勝負手，在于陸戰而非海戰。“重海輕陸”也是甲午戰前滿清軍事防御指導思想的重大失誤。
軍費的投入規模是一定的，厚此必然薄彼，大量資金投入海軍建設，勢必影響陸軍的現代化改造。袁世凱在編練新軍時曾算過一筆賬，北洋六鎮新軍，僅創建費就得1200萬兩。而維持費一年需780萬兩。再比如，馬克沁機槍這種可以說是能夠改變戰局的新式武器是1884年發明的，1891年已經裝備英國軍隊。在巴黎做演示時李鴻章還去看過，后來認為太貴太浪費子彈而未采購裝備。如果把制造購買巨艦的錢投入陸軍現代化改造(不僅僅是裝備的改善)，清軍在朝鮮和遼東的表現或會有所不同。
實際上，直到甲午戰爭時期，清軍陸軍仍然是一支遠未實現近代化的烏合之眾。勇營體制與歐美日的近代陸軍存在致命的代差。雖然甲午戰爭前，湘軍、淮軍在其武器裝備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卻不能在戰術方面做根本性改革，更無法對更深層次的編制和指揮體制進行更新。不用說八旗和綠營，即使是湘、淮軍，也長期固守著舊有的勇營編制和募兵制度。只采用一部分西式武器和操典，骨子里還是一支冷兵器時代的軍隊。西方史學家也認為：“中國的指揮官在基本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方面，顯示出可悲的無知”。
當然，這個戰略指導錯誤也存在客觀的原因。都說北洋水師被視為李鴻章的個人武裝和政治資本，但李鴻章的小算盤也是出于現實的無奈。作為本已權傾一時的漢族大臣，搞強大的新式陸軍肯定引起滿清貴胄忌憚，因為這是被視為要威脅大清龍椅的。搞海軍，這種危險或者說擔心就小得多了，得以更多地施展拳腳。晚清的軍事變革，不得不在政治斗爭的夾縫中艱難生存和發展，且注定因政治缺陷而走了彎路。
二、 甲午戰敗為何未能推動深層次軍事變革
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曾說：“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鴉片戰爭如此，甲午戰爭雖有痛醒，但結果依然如此。
甲午之后，雖然國人莫不痛心疾首，更有變法圖強的強大呼聲。雖然民間熱盼，但實際上，朝廷在軍事方面的改革并不多，總體上還是因襲舊制。晚清的軍隊編制體制變革之難，就因為要打破大大小小的舊飯碗。從洋務派到變法派，每有一項新的舉措，保守派總要跳出來設置障礙，導致改革進行不下去。而軍事變革的參與者往往又是被改革的對象。在軍事變革過程中，從慈禧太后到王公大臣，都“恨不得一夜之間打造出一直新式的八旗部隊”。但是，當軍事變革的方案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時，這些人往往變得猶豫不決，甚至轉化為變革的否定者。
戊戌變法尚未實質波及軍事領域即告夭折。編練新軍從1894年即已開始，但直至20世紀初年后，清政府才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掀起了大規模的編練新軍運動。類似自強軍這種請外國人充當新軍的營哨官，可以帶來西方軍隊的基層管理、訓練和后勤醫療制度，但卻不可能帶來西方系統的軍事編制體制、指揮架構和兵役制度。這些關涉全局的制度絕不是這些中下級外籍軍官所能解決的。可見，甲午戰敗對晚清軍事變革的推動作用并不大。只有在庚子之變，朝廷被趕出紫禁城之后，在軍事上才有了以新制換舊制的現實要求和大規模動作。1901年，清廷將編練新軍作為“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開始在全國推行。下令廢止武科舉考試，設立武備學堂，培養新式軍官。1903年底，清政府在中央設立練兵處，各省設立督練處，組成上下一貫的新軍編練機構。1904年9月，制定“新軍制略”，提出對全國新軍實行統一編組，新軍制才基本確立。
軍事力量的發展路徑和使用投向，決定于戰略目標選擇。一個國家有了安全需求才會注入安全成本。滿清自平定關內以來，幾乎再沒有向外擴張的雄心。領土上沒有，商業利益更無從談起。所有的資源投向和目標指向就是“守業”。所以，對于他們來講，軍隊能幫助他們守住大清江山足以，甚至一些邊疆“不毛之地”的得失，也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因此，軍隊一是要“忠”，要掌握在滿清貴胄手里，二是能彈壓農民起義，打敗長毛亂匪之流就夠了，對外用兵，都是萬不得已的事。甲午戰敗，割地賠款，只是皮外傷而已。而一旦改革，威脅到滿清權貴的切身利益和大清的江山穩固，才是戳在心窩上的。
甲午戰爭暴露出了中國軍事在深層次上仍然堅持舊的傳統、缺乏積極改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但在一心保江山的滿清統治者心中，外敵仍然還是很遙遠的事，要緊的是國內亂黨。軍制改革只能讓位于鞏固權力。“江山”與“國家”的不同性質地位和形勢差別，是決定軍事變革走到什么程度的關鍵所在。打個比方來說，對于滿清這樣的統治者，你打上門去敲他家玻璃砸他家門都沒用，叫不醒這個“巨嬰”，只有狠狠一腳踢在他屁股上的時候，他感到疼了才會醒。所以，只有當八國聯軍打進紫禁城，皇室倉皇出逃后，才真真切切感受到，不改革國防不行了。然而，距離甲午之敗，軍事變革又拖了五年。
三、 晚清并不具備軍事變革的土壤
晚清軍事變革先天動力不足，對于統治者來說，這一開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應激之舉”。主宰軍事變革的滿族親貴，實際追求的是軍隊“滿族權貴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站在中華民族近代國家觀念的高度來籌劃軍事改革的大政方針。維護滿清江山統治的意愿遠遠壓過了振興國家的想法。
晚清軍事變革自始至終缺乏明確的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目標。最根本的還在于“保大清還是保中國”的選擇，對朝廷來說，保大清，循舊制，自然首選八旗子弟。例如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后，清廷就裁撤勇、練軍，騰出錢來壯大八旗，就是擔心“前者日進，八旗愈衰，危機朝廷”。直至一九○○年三月間，清廷還批準一項從旗人為主的神機營里挑選一萬人受西方操練的計劃，試圖把八旗兵訓練成為具有戰斗力的勁旅。相比之下，保中國，搞改革，就要裁汰嫡屬，大興新軍。然滿洲貴胄心目中，“大清既去，中國無用矣”。所以舊軍雖已不堪用，仍不用新軍，即使對外打了敗戰也在所不惜，無非割地賠款而已。列強吞不下老大帝國，也不會奪去大清江山。真正的威脅還是來自內部。老實說，滿人的目光還是很敏銳的。因為若興新軍，滿人勢必無法完全掌控，朝廷對袁世凱等人雖嚴加防范，甚至幾次削去兵權，新軍仍不能盡數聽命于滿清權貴。之后的大清，恰恰敗亡于新軍。所以，為滿清江山社稷計，朝廷自然對軍事變革不那么“上心”，這與日本皇室對軍事改革近乎狂熱的投入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對于晚清軍事變革來說，主要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如何適應和推進軍事技術的快速進步;二是如何掙脫舊體制、舊制度的束縛，實現軍事體制機制的創新。前一個問題屬于比較單純的技術問題或軍事問題，后一個問題則是嚴肅的政治問題。前者完全可以找到新的出路和辦法，真正的考驗并不在此，而在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在軍事制度創新上，這是與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創新緊密關聯的。在這方面，改革者們大都顧慮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即使有人偶爾冒出新的思想念頭，也不敢正面向朝廷提出。其結果，他們的改革思想受到嚴格的禁錮，極大地制約了軍事改革實踐的發展。在不敢觸動中國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的條件下，李鴻章等人的軍事變革思想被限制在“師夷長技”的范圍內，他們所進行的軍事改革實踐，也只能是圍繞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來“制器”和“練兵”。這樣的做法，違背了軍事變革的規律，有悖于時代潮流，必然以失敗而告終。在中國近現代化進程中，保守勢力往往打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捍衛“祖宗成法”的堂皇旗號，企圖窒息哪怕一點點體制變革的火花。這一幕，又何其眼熟?
皮明勇在《中國近代軍事改革》中指出，在開始階段，“中體西用”從理論上為洋務運動時期的滿清軍事變革提供了一個特有的空間，部分解決了軍事改革的存在合法性問題。但在新的社會思潮的沖擊下，“中體”的范圍逐漸縮小。當最后只剩下封建倫理綱常意識這一核心內容時便再也不肯退縮了。在清末大規模新軍編練過程中，某些西方近代軍事制度可以學，西方近代的一些軍事文化觀念也可以引進，但與此同時，對官兵進行封建忠孝意識的教育也不遺余力，仍在倡導要“忠信以為甲胃，禮義以為干槽”。這種做法無疑是想在新軍官兵頭腦里強加一道緊箍咒，因而也就成為制約中國軍事近代化建設的最后一道精神鎖鏈。從根本上說， “中體”與“西用”是難以硬性嫁接在一起的。否則便會體用相悖，矛盾重重。這也正是“中體西用”理論最終要被拋棄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應該說我們已經完全可以對此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了，但在軍事變革的實踐中，卻仍有意無意地重復劃著百年前的怪圈。
晚清軍事變革給后人留下許多借鑒。首先就是軍事變革必須用政治體制變革保證。洋務運動的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中學”是建立在腐朽沒落的政治制度之上，各種變革所需資源牢牢掌控在頑固堅持這種沒落制度的清政府手中，變革就不可能成功。大清軍隊不是真正的國防軍，長期以來，它的作用是對內的而不是對外的。雖然自洋務新政以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不是根本改變。當現實需要它轉而對外——防御侵略時，就遠遠不能得心應手。由此，可以下的一個結論是，一個以保“江山社稷”為第一要務的政權，是沒有資格談真正的軍事變革的。
來源:共識網 作者: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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