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霸權之后”的現實可能
現在,讓我轉向發展了這些不同的反思霸權的傳統的最出色的當代思想家們。有兩位最為引人矚目。在意大利,葛蘭西的遺產在阿瑞吉那里得到繼承和豐富。在1960和19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領導了一個以葛蘭西命名的革命群體,他在工人和學生運動中是活躍的斗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這筆側重于國家內關系的意大利的遺產,第一次和思考國際關系的德國傳統聯姻,形成了一個將這些領域關聯在一起的歷史理論。對阿瑞吉來說,正如對葛蘭西來說一樣,霸權結合了強力和合意,但合意是占首位的。在國際上,這種合意通過更為優越的組織和消費模式來獲得,而這些模式不僅贏得對于霸主的理想和價值的順從,同時也在其他國家中產生了對于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為回報,這樣的霸權給所有國家中的統治群體帶來利益,為國際秩序設定可預測的規則,防備共同的威脅。在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和“剝削性的支配”并不同,在后者,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通過暴*力的實施來從其他國家那里獲取順從或者貢賦,而并不給予他們利益作為補償。
阿瑞吉認為,支配應當被設想為首先依賴于強力,而霸權則是“附加到支配性群體之上的額外權力,它的獲取,有賴于一種能力——它安排各種問題,使得沖突在一個‘普遍的’層面上得以展開。”這在國際關系中意味著什么?在這里,霸權是世界領導權,授予任何“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自己是一種原動力,促進統治者相對于被統治者的集體權力的全面擴張”或者“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其針對于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國家的權力擴張,符合所有國家中的被統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國家。對阿瑞吉來說,這一結果的實現,通常并不僅僅通過某種管理,而是通過對先前的國家體系的轉化。這樣一個轉化涉及到什么?從結構上說,它帶來的是對于資本主義和領土擴張主義的新的結合,企業層面的資本積累,國家層面的領土擴張,彼此獨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動力機制。
這正是產生出阿瑞吉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繼的世界─歷史霸權的框架。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這樣的原型霸權之后,他的敘事轉向了三個強大的近代霸權:第一是17世紀的荷蘭共和國;然后是19世紀的英國,最后是20世紀的美國。這個序列的驅動力是什么?從根本上說,在于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周期。最先進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資本主義擴張最初是物質性的,即對商品生產的投資和對市場的征服。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競爭降低了利潤,以至沒有任何一個資本集團能夠控制競爭對手,發展出降低最終價格的技術或者產品的空間。在那個時候,霸主的積累轉向了金融擴張,競爭的國家在領土擴張的沖動下就流動資本進行競爭。隨著對抗,往往是軍事沖突的升級,霸權崩潰,產生一段時間的體系性混亂。從這一混亂中,新的霸權力量最終產生,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開始了物質擴張的周期,新的霸權力量有能力服務于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以及他們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這個序列中,每個繼起的霸權都更為全面,比上一個具有更廣泛和更強有力的基礎。
我們今天處在歷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堅定和清晰地認為,在美國領導之下的戰后資本主義物質擴張在1960年代就逐漸消逝。自從1970年代初的危機以來,興起的是金融擴張的周期,美國用它來保持其過時的世界權力。阿瑞吉同樣很早就預測,這一輪金融擴張是不可持續的,在其內爆之后,美國霸權會走向終結性的危機。這個預測的第一部分現在正在我們眼前展開。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發表的《漫長的二十世紀》之中,阿瑞吉觀察到,美國霸權的黃昏具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維度,那就是,和荷蘭或英國霸權的衰落很不同的是,軍事*權*力和金融權力之間的分野已經開始,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壓倒性的全球優勢,雖然它逐漸下降到一個負債國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錢柜轉移到了東亞。以前沒有發生過像這樣的事情。再一次,隨著一個霸主的凋零,體系性的混亂近在眼前。
從這一場混亂之中將會產生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認為有三種可能性:或許是另一場有可能摧毀整個星球的世界大戰;或許是歐洲和美國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國的痙攣性回歸;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現一個更為平等的世界市場社會,在其中,霸權業已消失,因為在國家之內的階級差別不再嚴重,國家間的關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換而言之,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是在東亞。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為自信了。戰爭的危險減退了,一個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國的可能性也變得遙遠。他的最后一本書《亞當·斯密在北京》,剛剛在中國露面,其中心論題是: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于一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諾,已經決定性地改變了全球前景。看起來,好像全人類將要把霸權作為不平等的權力的結構甩在身后。阿瑞吉的臨時性結論,以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達到了和基歐漢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所作出的并無不同的判斷。我們現在能夠期望邁向一個“霸權之后”的時代,但并不是基歐漢理解的資本家間合作的和諧世界,而是一個資本主義最終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對阿瑞吉來說,美國的霸權已經奄奄一息,被不斷上升的外債、軍事冒險主義和中國崛起所削弱。阿瑞吉過去是對的嗎?現在是對的嗎?所有的這些發展都有一些模棱兩可之處。美國的債務規模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于沒有債權人敢于催逼,因為害怕美國崩潰給自己帶來的結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對于美國來說,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經濟壓力。而在華盛頓的這個被認為是開明的、多邊主義的新政權,就像那個被認為是愚昧和單邊主義的舊政權那樣,相信它最終會勝利。確定無疑的是,從這些華盛頓輕易挨過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戰可相提并論的失敗。而就中國來說,它自身的發展和穩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消費者和美國國債,至少在近期之內,不會輕易打挑戰美國權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測的另一面,即一個遵照斯密的方針實現的、以東亞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場社會的長期愿景,又會如何呢?不管這個前景是多么誘人,必須質疑它的現實性。僅僅談論一個市場,而不具體分析鑲嵌其中的財產關系,只是一種抽象。斯密是在另一個歷史時期進行寫作,這個時期早于工業革命和現代公司的出現,更不用說后現代的金融資產的證券化了。他對于今天來說,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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