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后坐力

對于清代田賦制度的演變，本書已梳理得相當清晰，然而，在其書寫中也隱藏著一個不時可見的傾向，那就是從現代化轉型的視角出發，看到傳統田賦制度不足以應對現代挑戰的種種弊端。毫無疑問，這些都是無可回避的事實，何況這種“從后向前看”的視角，也幾乎是這一領域普遍存在的。但這未能回答一個問題：既然這項制度有這么多顯而易見的弊端，當初為何要如此設計？設計出來之后，又為何遲遲不改革，還居然能延續了如此之久？

當然，這其中的問題之一，是傳統政治體制下組織制度巨大的惰性，每次都是應付了事，求一時之安穩，若非被逼到最后沒有辦法，是不會痛下決心改革的。然而，問題并不僅僅如此簡單，因為這一被痛斥為僵化、刻板、一成不變的靜態制度設計，當初的目的正是為了旨在阻止后人做出變更，“永不加賦”四字被奉為清朝祖制，所謂“萬世不易之法”。“輕徭薄賦”在中國也一向廣受贊譽，各級官紳無不竭力爭取減輕、至少是不增加田賦，以寬民力。所謂“仁政”，本身就要留有余地，不能太過嚴苛，因而清代地方官但凡在意民心官聲者，無不反對清查田畝。

這種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并不是一個現代社會中財稅制度的效率與專業化，著意的是社會的長治久安和民心順服，是“仁政”而非“財利”。正如周健在書中也明白指出的，傳統中國社會的語境下，完納田賦是基于王朝國家對編戶齊民的人身支配；而現代財政學定義的“稅收”，其實是一個近代西方的概念，指在嚴格的公法規范下，納稅人同意并自愿上繳的收入。從這一點來說，以“財政”的觀點來看待田賦制度，是注定會覺得它問題叢生的。因為田賦、漕運對傳統中國的王朝國家來說，并不是純粹的經濟制度，而是集政治、經濟、社會、權力支配等諸多考慮于一身的綜合安排，像社會安定這樣的目的，甚至遠比國家獲得穩健的財政保障更為重要。漕運雖然積弊叢生，但罷停漕運卻會造成大批水手、船工無以為生，僅此一端就足以阻礙變革。

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廣大農民普遍對國家抱有一種倫理期待。詹姆斯·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曾說：“農民誕生于社會和文化之中。這個社會和文化給予他道德價值的源泉、一組具體的社會關系、一種對他人行為的期待模式以及這一文化中其他人過去如何實現自我目標的認識。”在這樣的生活中，人們所期望的是一個對他們的處境予以深切關懷的仁慈家長，但財政制度的現代化，卻意味著一個非人格化的國家機器對之采取日益無動于衷的態度。在不斷的變動中，不僅長期穩定的社會關系碎片化了，原先的倫理期望也落空了。

最重要的是，當這樣一種國家權力轉向擴張性財政而又缺乏權力限制，其結果是催生了一種與民爭利的掠奪型政治權力。如果說原先的“仁政”和“祖制”還能制約各級制度的汲取能力，那么晚清隨著新政事業的推進，各省普遍開征新的附加稅名目，造成近代各種惡性膨脹的苛捐雜稅，讓百姓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如果僅從現代化視角出發，歡呼晚清財政改革的轉型奠定了新基礎，那就不免遮蔽了另一個面向：正是在這樣的現代財政汲取之下，民眾更加無力逃脫不受限制的掠奪，而原先的“仁政”至少還要求施政者自我限制權力擴張的沖動。

在晚清劇烈的社會變動下，政治倫理、財政收支、管理模式都面臨全面改造，從反動態、反擴張的財政結構轉向動態、擴張的結構，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從一個靜態社會轉向動態社會。這讓中國近代的施政者陷入一個始終無法解決的兩難境地：如果不變更現有財政結構，將越來越難以敷衍局面，只能積弊日深；但如果強化財政汲取的效率，又勢必違背民眾的倫理期待。最終當然形勢比人強，近代中國在不縮小國家權力范圍的情況下，大大強化了執行效率，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民眾對國家權力的失望與疏離。正如黑格爾所言：“當一個社會秩序沒有實現它自身的倫理原則時，就等于那些原則的自我滅亡。”

這里的癥結在于，中國近代的財政結構在變革時，雖然伴隨著“效率”的提升，但卻并不以“賦權”作為交換。本來一個國家的財稅制度在現代化過程中，應以納稅人作為主體，推動國家各項制度的變革，但在中國，“納稅人”仍是國家管理的客體與對象，其結果是國家的財政結構得到優化，而民眾卻既未得到“仁政”，也未得到“權利”。這可能是一種中國特有的矛盾現象：在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原有的賦稅制度設計不允許任何變更，結果只能另起爐灶；另一方面，它看似激進的變革，卻又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原有的結構特征，“財政”與“仁政”之間的張力與糾結，并未就此終結。

作者：維舟 來源：2019年12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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