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市與工業的關系相對更為特殊。一方面，地緣政治的考慮影響了中央在北京發展大工業的決心；另一方面，首都的性質和地位也引起了對“大城市”特征和預期人口規模的爭論。在1953年11月上報中央審批的北京城市建設規劃草案中，首都建設的總方針被確定為“為生產服務，為中央服務，歸根到底是為勞動人民服務” 。但是直到1956年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之后，大工業才在北京迅速發展起來，并成為指導1958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核心關切 。同時，有關城市人口預測和基礎設施規模的爭論也在北京市委和國家計委之間爆發：前者認為北京的工業發展需要城市在二十年內達到五百萬人口，為此需要將道路紅線拓寬，為未來留有余地；后者則出于控制城建投資的考慮，認為人口應該確定在四百萬，道路應該縮窄 。兩者之間的爭論促成了蘇聯城建專家工作組對北京城建總體方案為期兩年的業務指導。但是政治的影響力并沒有在這些專家面前消散。彭真在1956年10月10日的北京市委常委會上發言：

我們中央從來就是說要學蘇聯先進經驗，沒有說過讓大家學習蘇聯落后經驗嘛！不要受教條的約束。從實際出發就是考慮了可能與必要這兩條。人口規模問題，就要看看現在和將來。要高瞻遠矚，要考慮一千年一萬年以后的事，要留下將來發展的余地，不要把子孫的手足捆住。我們說市區遠景城市人口提500萬人左右。毛主席說：‘不要一千萬人？將來人家都要來你怎么辦？’ 問題很簡單，就這兩句話，我們實行法西斯也不好。我提個意見：城市人口近期發展到500萬人左右，遠景要到千把萬人。

在當時領導人的眼中，北京的城市規模因為工業化的進展而不可能很小，但是城市過大了也不好，必須加以控制 。彭真的發言和蘇聯專家的草案相結合，生成了1958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基本內容：第一，把規劃范圍從600平方公里的市區擴展到8860平方公里的地區（包括了郊區和農村），市區人口控制在500至600萬人；第二，為了避免市區人口過度集中，采取“子母城”的格局發展一批衛星城鎮，地區總人口在遠期（50年）達到一千萬人口或者更多一些 (前引, 35)。“一千萬”這個人口目標是就是這樣似乎不經意間出現在時空視野之中的，而它的使命要到改革開放之后才會充分顯現。

上述草案完稿于“大躍進”運動的高潮時期。當年9月，在北戴河會議召開之后不久，北京市委便立即著手修改草案，為迎接共產主義時代的到來做準備。方案修改的核心關切是消滅三大差別，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提出了既要有合理的集中，又要有合理的分散，采取“分散集團式”的布局形式。為此，規劃的地區范圍被進一步擴展到16800平方公里，總人口仍控制在一千萬人左右，而市區的地理范圍不加改變，人口目標則從500萬調減至350萬（這個數字接近當時的實際人口數量）。為了進一步取消工農與城鄉之間的區分，新的方案還規定大工業以后全部放置在遠郊區，市區則要星羅棋布地發展小面積豐產田，從而使城市和農村相結合 。恩格斯的烏托邦便伴隨著蘇聯的工業化方針降臨在北京的大地上。

這是北京第一份被正式頒布實施的現代城市總體規劃，而“反城市主義”的中國實踐在其中得到最為鮮明的表達。在民族歷史（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需求兩條脈絡的主導下，領導人和規劃師把城市空間狹義地理解成容器和載體，而非日常生活的交錯與相遇，這構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本空間圖景。不僅如此，對共產主義的狂熱追求給這個規劃添上了源自恩格斯的烏托邦色彩，分散組團式布局模糊了城市和鄉村的界限，并進而被認可為消滅三大差別的通途。雖然城市以及城市職工在這樣的空間和制度安排下得到了遠比農村居民為多的事實上的優待，但是這并不能成為否認“反城市主義”實踐的充足理由。歸根結底，城鄉二元體制的建立以及給城市職工提供的福利待遇所能附著的并非城市空間本身，毋寧說其基礎是支撐著工業化的“單位制” ——“條條為主，條塊結合”的口號便突出呈現了這一特點，而其中的“塊塊”（基于領土安排的市政府及其下設機構）能夠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

城市空間在這個政策框架中始終是隱形的，同樣隱形的還有人——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政策制定的核心關切是一以貫之的，也即，這個對象是否有助于實現工業化。城市空間沒有被全盤否定，是因為它們能夠承載工廠；城市職工被給予相對的優待，是因為他們能夠操作機器。1950年代中后期，城市總人口隨著工業的發展而迅速膨脹，逐漸威脅到集中資源發展工業的既定戰略。在這樣的背景下，戶口制度的重要性最終得到確立（以1958年頒布實施的《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它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政策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一起，構成了優先發展工業戰略的三項基礎性措施 。制度的約束不僅體現在對潛在人口流動的限制上，而且還通過對既有城市人口的驅逐和疏散展示威力。在北京，1949至1960年間，人口增長達318萬人，其中153.7萬為機械增長（凈遷入人口）：這個數字是462.3萬遷入人口與308.6萬遷出人口之間的差額。 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上海 ，而無論在北京還是上海，“凡是不利于工業化建設的人口大都被列入疏散對象”，從而保證城市及其人口都可以促進既定目標的實現。

空間圖繪的政治經濟機制和社會后果在這里得到清晰呈現。順著民族歷史和斯大林模式兩條脈絡，“反城市主義”成為主宰性的城市空間再現方式，一方面通過規劃圖紙在宏觀上加以規定，另一方面通過單位制（和對單位之外的人口的清理）來施加微觀治理。在第二節討論“反城市主義”的概念問題時，我們已經了解了思想和意識的主體間屬性受制于空間與社會聯結狀態之間的關系。只有到此刻，我們才能夠認清它們這些錯綜復雜的關聯是怎樣物質地生成出來的，又如何得以反過來重塑作為整體的空間圖景和社會結構。在大衛·哈維的理論框架里，這一系列事件/時刻都是他界定的“關系性空間”的絕佳案例 ：在彼此關聯的事物的世界里，各種基本實體都只能由它們之間的關系加以界定，而這些關系的性質反過來又呈現了空間本身的特性。換句話說，“物質與過程并不存在于時-空之中，相反，空間與時間內在于物質和過程之中。” 使用這一新的界定空間的方式并不是為了形而上的糾纏，而是為了“替社會與權力關系的非物質時空性找到適當的再現” 。在物質與非物質的這種辯證之中，諸如“反城市主義”一類的思想和記憶的地位終于能夠得到恰當的認識：雖然其本身是非物質、流動且不穩定的，但它們能夠激發和引導行動，從而產生穩固和物質性的后果。

秉持烏托邦信念的恩格斯或宣揚“民性論”的易家鉞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們的觀念會在另外的時空-社會過程里讓數以千萬計的人流離失所。但是更加讓我們關切的大概不是過去，而是此時此刻：“反城市主義”的觀念和態度是否內在于我們目前切身經歷著的城市化過程之中？這兩個看上去相互矛盾的過程是否存在著某些被我們忽視了的聯結狀態？這是下一節著力解答的問題。

城市/現代視野下的“反城市”問題

對于改革開放歷程中狂飆突進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2年的52.6%，并且預期在2020年達到60%），我們都已經耳熟能詳。無論是在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文里，只要論及當前的城市問題，這個比率就一定會被放置在顯眼的位置，以論證我們的“成就”或者說“進展”。從表面上看，我們的城市政策和觀念似乎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以往“反城市主義”的道路。在“新時代”的社會狀況里，城市空間終于成了一個“香餑餑”——它既是億萬農民可以寄居和謀生的港灣（盡管不那么順心），又是各級政府時刻牽掛的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毫無疑問，“后四十年”（1978年至今）的城市觀念與“前三十年”相比有了很大變化。但這種變化本身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并受到諸多社會狀況和政治經濟關切的影響，因而有著自己的時空性（spatio-temporality）。換句話說，這個新的城市迷思內蘊著某種特定的歷史-地理機制，只有對這個機制做進一步的剖析，我們才可能找到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目前如火如荼的“城鎮化”進程以及它和“反城市主義”立場的隱微關聯。由此，我們才得以更為深入地理解官方城市觀念背后的空間圖繪是如何演變的，以及這種演變、斷裂和延續反過來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與政策，最終在變幻的社會過程中繼續規訓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這一節，我將借助北京市自1980年代以來的城市政策與實踐論證下述假設：“反城市主義”態度并沒有消失，相反，它在城市空間日益可見的時代也同樣變得越發有影響力；在新的城市狀況下，這種“反城市”的態度及其影響力并非訴諸對城市空間的否定和排斥，而是通過一種特定的空間想象完成——一個作為理想型的“國際化大都市”被確定為值得追求的空間模板，一切社會安排都需要通過特定的政治經濟機制來與這樣的模板進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除，而終極目的則是一以貫之的實現“現代化”。延續和斷裂的邊界在這里變得模糊：我們常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觀點和數據被拿來支撐1980年代甚至更為晚近的完全不同的城市政策，哪怕這兩者之間的歷史和地理脈絡早已千差萬別。誠如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為了進一步探究“反城市主義”這個傳統如何糾纏我們的頭腦，我接下來將詳細介紹此觀念為當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機和邏輯。具體來說，我將論述烏托邦的理想如何逐步轉型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想象，這種想象中包含了什么、排斥了什么，這些包含與排斥的內容透露著與“前三十年”城市觀念的何種譜系學關聯，它們又如何與城市政策和制度相勾連，服務了怎樣的政治經濟安排和知識-權力機制，最終又造就了什么樣的新社會-空間排序。

1980年4月，北京市委印發《關于北京城市建設方針問題的匯報提綱》，隨后向中央書記處做了匯報。后者將北京定性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進行國際交往的中心”，并就此做了四項具體指示：第一，北京要建設成為“全國、全世界社會秩序、社會治安、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最好的城市”；第二，北京要變成“全國環境最清潔、最衛生、最優美的第一流城市，也是世界上比較好的城市”；第三，要把北京建成“全國科學、文化、技術最發達、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發達的城市之一”；第四，在經濟方面要不斷繁榮，但是，“經濟建設要適合首都的特點，重工業基本不再發展” 。與上一節的資料相對比，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建設的指導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重工業從綱領中被剔除，代之以對社會治安、優美環境、文化發達等目標的追求。斯大林模式的痕跡被徹底抹去，城市本身具有的社會-空間特征開始得到重視，而這又和國際交往職能掛上了鉤。北京市隨即根據這項指示編制了新一版《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并于1983年獲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復。在批復中，除了重申四項指示外，中央還要求北京“采取強有力的行政、經濟和立法的措施，嚴格控制城市人口規模”，并稱“這是保證《方案》實施和搞好首都建設的關鍵”。為此，“要堅決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一千萬人左右” 。

在八十年代初的這些文件里，我們可以同時發現斷裂和延續的痕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這是第一次有中央文件把目標從重工業挪開，移向城市空間本身。導致這個轉向的觸發點是污染問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萬里在1983年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評論道：“首都的建設，經驗教訓很多…… [其中一個教訓] 就是當時城市污染問題沒有引起注意。所以現在污染問題壓在那里，還沒有根本解決” 。但除了應對污染的考慮之外，這個轉向還傳遞了一些更深層的信息。在“前三十年”里，執政黨將自己的使命規定為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現代化，并為走向共產主義做準備。但是現在，工業化和共產主義的遠景一起消失了，代之以對環境優美和國際交往的關切——而這個時候的國際交往早已沒有了“一邊倒”時期的意識形態色彩。究其根本，這些通過城市空間（規劃文本）體現的變化其實折射了整個國家對于未來的前景展望（vision）所發生的徹底轉型。雖然政治基礎沒有被重塑，但是對“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解讀變了：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作為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在這個變動的時刻，矛盾的“反現代的現代性”不見了，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工程也不見了；“現代”和“國際化”合流，為接下來打造“國際化大都市”奠定了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延續的痕跡同樣清晰。“一千萬”的人口調控目標從1958年延續到了這里，并且被規定為一條要保持到2000年的人口紅線。我們可以推測，中央提此要求主要有兩個根據。第一，1958年總體規劃中將一千萬人口設定為五十年期限的遠景人口目標，而這恰好在2000年之后不久；第二，批復中明確提到，對人口嚴加控制是“保證《方案》實施和搞好首都建設的關鍵”——這句話提醒我們，城市空間和人口同過去一樣是作為“對象”而非“主體”存在的，二者只不過是“搞好首都建設”所需要的工具，是要按照新的計劃和方案加以處理和調整的事物。唯一的不同在于，過去的“對象”需要為工業化服務，而現在則必須能對社會治安、優美環境、發達文化和國際交往有所助益。然而，北京的實際情況對此提出了嚴峻“挑戰”。在這條批復公布的當年，北京市總人口已經達到950萬；僅僅三年之后，北京市的總人口便突破了千萬大關，達到了1028萬。如何理解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呢？在某種意義上，這只是計劃思維及其后果在城市領域的延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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