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積極“引進”外資，到1990年代更是發展成為各級政府要求中國企業與外商合資的熱潮。直到2003—2005年，還發生過一場外資并購中國骨干企業的風潮。在大約20年的時間里，中國事實上大規模“補貼”外資，典型地體現在全球罕見的“內外有別”稅收政策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實際稅率是中國企業的一半。所有這些做法都出于一個信念：外資會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當然，外資主導的出口部門大量雇用農村剩余勞動力一定會帶來經濟增長，但這也是一出中國版的“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沒有技術的工業化）。當今天中國迫切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官方語）時，人們才發現中國工業普遍缺乏技術。
“三段式”政策失敗的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進外國技術上，而是出在放棄自主開發上。中國作為一個后進國家，不僅過去、現在甚至未來都存在著吸收、利用和“引進”外國技術的需要；但同樣真實的是，技術不是可以在各個主體之間自由移動的物品，消化、吸收并掌握引進的技術需要能力，而技術能力只能在自主開發的實踐中生成和成長，不會是引進的直接結果。“三段式”政策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規定為唯一的技術來源，割裂了技術引進與自主開發之間的聯系，使前者成為后者的替代物，而不是補充物，因而排除了自主開發對于掌握進口技術和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作用。Chris Freeman針對許多國家為獲得技術而引進外資的現象指出：
“技術進口國的這種努力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除非伴之以著眼于加強自主技術能力的制度變化。”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的高速增長讓世界矚目，但“富民”是否實現？進入21世紀后，當中國經濟和貿易規模的增長在美國引發“中國威脅論”時，一位美國觀察家Gilboy認為中國“無害”，因為：第一，中國的高技術和工業產品出口被外國企業而非中國企業所主導；第二，中國工業企業深度依賴從美國和其他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進口的產品設計、關鍵元件和制造設備；第三，中國企業沒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驟去吸收進口技術并在當地擴散，使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競爭者。
在分析了外資企業占中國工業品出口的比例遠高于中國企業后，Gilboy指出：
“中國的國有、集體和私營企業落后于外資企業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它們沒有對日本、南韓和臺灣企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發展出的那種長期技術能力進行投資。”
另一位美國學者Steinfeld更加樂觀，他說中國在選擇加入全球化時也選擇了“制度外包”，即將定義社會核心規則、塑造與管理社會內部相互作用的權利讓渡給第三方國家。這意味著享受優惠政策的外國企業可以有選擇地改革中國國內工業，而中國企業卻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出為跨國公司提供補充性能力而失去了崛起為領先者的能力。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憑借投身全球化生產成為低成本商品的大規模供應商，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為“主角”——美國等發達國家——創造大量機會去專注于知識、技術和商業的創新。
在討論美國是否因為中國的崛起而衰落時，Beckley指出，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實際上“并不那么中國，也并不那么高技術”——90％以上是由外資企業生產并由進口元件組成的，只不過是在中國組裝的。這幾位美國作者的說法真實性另當別論，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察：中國工業技術能力水平低是中國自己選擇的結果。
事實上，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取得了明顯增長的同時，越來越少的人相信中國能夠以這種發展模式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換句話說，如果把“小康”當作標準，那么“富民”就將要實現或已經實現；但如果把“發達”當作標準，那么“富民”不但尚未實現，而且可能永遠無法實現，如果不改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話。實際上，由“三段式”政策所體現的發展方式，只能使中國工業產生技術依賴、使中國的經濟活動被鎖定在低端，不但丟掉了“強國”，而且也不能實現“富民”。
從另一個角度講，美國出現“中國威脅論”也并非空穴來風，如果人們能夠理解美國的安全標準是它對其他任何國家具有絕對優勢。在進入21世紀之后，人們發現中國工業在技術上其實并非“一片荒蕪”，而是在一系列工業領域出現了技術突破。如果中國工業是被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加工組裝業，那怎么會出現技術突破？難道出現了“靈異”事件？
其實，如果把目光從上述幾位美國學者關注的外向型經濟部門移開，轉向那些在“自力更生”階段奠定基礎的工業——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發電和輸變電設備、鐵路裝備、造船、卡車、機床、重型機械、大型計算機等工業，出現這些突破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換句話說，只要稍微觀察一下那些今天具有技術能力的中國企業，就會發現其技術源頭幾乎都可以追溯到“自力更生”階段，而且在“改革開放”階段堅持自主開發——那些技術突破就是由血脈里流淌著中國工業精神的企業創造的。如果低估在“自力更生”階段奠定的基礎，就一定會產生對中國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的誤判。以下舉三個例子。
由于中國曾經在2004—2006年大規模引進高鐵技術，所以一些人把“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說成是中國高鐵技術取得迅速進步的原因。但對中國高速列車技術的分析表明，中國工業之所以能夠在引進之后的短短幾年內就開發出世界領先的高速列車（如時速可達380公里的CRH380A），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工業不僅本來就具有技術能力，而且還直接使用了自己本來就已經掌握的核心技術——這些技術不但不是引進的，甚至也不是對引進技術“再創新”而來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比引進的技術更先進。
引進技術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使中國工業獲得了成熟產品所包含的經驗，但中國鐵路裝備工業之所以能夠迅速把引進的技術結合于自己的創新，是因為其技術能力基礎很強，而這個基礎是中國鐵路裝備工業在長達50多年的自主產品開發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規模技術引進，這個工業從來沒有中斷過產品開發，包括自主開發高速列車。換句話說，這個能力基礎的形成過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一旦最初的引進路線在國家方針發生變化的影響下轉向自主創新，這個能力基礎的能量就迅速迸發出來，在大規模建設高鐵的條件下“意外”地把中國高鐵技術推向世界領先的位置。
“復興號”中國標準動車組
2015年5月7日，中國首個自主開發的第三代核反應堆“華龍一號”示范工程在福建省福清市開工。要明白為什么中國能夠建設這樣的核電站，就必須回到歷史，把目光投向四川夾江縣的一條山谷。
中國開發核動力技術的努力始自1958年，當時在北京組建的一支團隊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條件下開始研究設計核動力反應堆。1965年，中央決定在四川省夾江地區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于是以北京團隊為核心，從全國調集幾千工程技術人員在那個從未有過工業蹤影的丘陵地帶建立起“909基地”。1970年8月30日，中國第一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達到滿功率，它在大西南的一個山谷里發出了中國的第一度核電；1971年9月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在開發出來第一代核潛艇動力堆之后，從909基地演變而來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幾乎20年沒有再接到任務，幾千人似乎被遺忘在那片山區，并在“軍轉民”最困難的時期人員大量流失。
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這支披荊斬棘的隊伍仍然于1980年建成了高通量工程試驗堆（是設計反應堆的關鍵實驗設備），使中國成為繼美蘇之后第三個擁有這種堆型的國家。1980年代末，閑著沒事干的核動力院自籌資金，開發出來在美國之外絕無僅有的脈沖堆（可用于模擬核爆試驗）。就是從這里出去的工程師們，為中國設計開發了秦山一期、二期核電站的反應堆。當中國再次開發新一代核潛艇時，依靠的仍然是這支隊伍。當中國在21世紀初年再度依靠引進來發展核電時，這支隊伍又差點被拋棄。但從美國西屋公司購買的AP1000問題多多，工期一拖再拖，于是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再次被證明是中國核電發展的大梁。
中國的電信業在改革開放之初處于非常落后的狀態，而當時的國際主流電信技術正在轉向數字程控交換。在主管部門的“三段式”方針下，該工業經歷了大規模進口國外程控交換機（所謂中國電信業的“七國八制”時代——從七個國家的八個企業進口了八種制式的程控交換機）、合資生產（以上海貝爾為代表）以及模仿開發等階段。
當這個工業仍然沿著“三段式”道路蹣跚時，解放軍鄭州通信工程學院的鄔江興團隊卻于1991年開發出中國第一個萬門程控交換機——04機。鄔江興等人參與過1970年代中國軍方主導的大型計算機研發項目，在他們參與的項目部分因裁軍而下馬后轉向通信領域，并經過數年的努力以設計5億次浮點計算機的思路開發出04機。04機經過1992—1993年的實驗局階段，從1994年開始大量進入市場。
這個突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直接導致“巨大中華”（巨龍、大唐、中興、華為）的崛起，致使電信設備成為中國工業中一個罕見的技術研發密集型工業。發人深省的是，04機不是“技術引進”的結果，其開發團隊的知識和能力起源于自力更生年代的研發項目，而這個項目也是中國超級計算機的技術源流（04機只不過是這個項目“溢出”的支流），其成果之一就是從2013到目前運算速度名列世界第一的天河二號。
上述例子也表明，進入21世紀后，中國工業精神出現復蘇，而它能夠被保留下來的關鍵因素仍然是中國工業在“自力更生”階段積累起來的能力基礎。由于這種能力和精神的基礎，當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企業可以更大地發揮首創精神時，一些企業——包括國有和民營——走上了違反“三段式”政策的自主創新道路，而且每每造成中國工業的技術突破。正是因為中國工業精神的存在和復蘇，才促成了2005—2006年在國家層次上提出“自主創新”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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