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邏輯上講，開放就可以帶來更好的技術學習條件，所以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的技術能力不能在通過自力更生階段建立起來的基礎上繼續壯大。但在“改革開放”開始后，“富民”逐漸壓倒“強國”，形成了“富民”必須以犧牲“強國”為條件的政治思維。這個政治上的轉向使中國的技術政策在1980年代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自力更生”被當作落后的東西而拋棄，完全依靠“引進”來實現技術進步被當成“改革開放”的必然。有三個例子可以生動地反映這種變化。

根據新華社資深記者李安定在2013年寫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北戴河召開會議，聽取一汽的匯報，把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的領導人饒斌和李剛（兩人都擔任過一汽的領導人）叫去旁聽。

在那次會議上發生了一個意外：生產了25年的紅旗轎車被勒令停產。李安定以記錄饒斌口述回憶的形式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會上談到了紅旗轎車時，國務院領導當面對饒斌說：

“紅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p>

饒斌當場進行了爭辯，說車子大、自身重，當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國外同類車多。饒斌接著說：

“生產十臺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臺紅旗轎車，紅旗轎車送給中南海的領導坐，也是我們的一片愛國心吧。”

領導說：

“你別打腫臉充胖子了，你給我停產就完了。”

饒斌問，以后這個事怎么辦？領導回答：

“以后就進口吧?！?/p>

于是，紅旗就這么當面給槍斃了，后來上海牌也在組裝桑塔納的過程中被拋棄，中國轎車工業走上一條自己不開發而是組裝外國產品的道路。

國產紅旗轎車

被“槍斃”的還有運10——中國開發出來的第一個起飛重量超過100噸的大型飛機。運10項目由毛澤東提議和周恩來批準，于1970年啟動。經過10年的開發，運10于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試飛成功。至1985年2月，運10累計試飛130架次，170飛行小時，七次從成都飛到西藏拉薩。但運10剛剛試飛成功，中國開始與美國麥道公司商談合資組裝麥道飛機的計劃。1981年2月11日三機部以三飛（1981）179號文向中央財經小組上報《關于運十飛機進展情況和下一步安排的請示》，提出替代運10的方案是引進美制DC9-80飛機，但因民航總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項。以后又由上飛從1985年開始執行與美國麥道公司合作組裝25架麥道82飛機的項目。1984年6月，上海飛機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員“聯合上書”，呼吁不要去組裝麥道飛機，提議在運10的基礎上發展一個新的干線機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來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議”。1985年2月，因申請3000萬元燃油費未獲批，運10停飛，事實上下馬。

政策的轉向在“槍斃”紅旗和運10之前就已經開始。根據張勝的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理張愛萍與總理趙紫陽發生了一場“劍拔弩張”的爭論。在會上，張愛萍提出不能因為引進法國核電站（功率90萬千瓦）就拋棄秦山核電站（中國自己設計的第一個核電站，功率30萬千瓦）。盡管張愛萍并沒有反對引進，而且從戰略上和核工業“軍轉民”上陳述了建設秦山的意義，但趙紫陽顯然不以為然。最后趙紫陽不耐煩地說：

“就這樣決定了。說我賣國主義就賣國主義吧！”

張愛萍說：

“總理，如果你是這樣理解的話，那我從此就再不說話了！”

會議不歡而散。

由于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壓力，秦山核電站最終被批準上馬（1983年6月破土動工，1991年12月并網發電，是中國建成的第一個核電站）。不過，由于這個項目獲批是以“30萬千瓦的核電站就此一個，下不為例”為條件的，所以它并不構成“路線”，后來20年的中國核電發展還是走上以購買外國核電站為主的道路。

槍斃或拋棄這些項目的邏輯是什么？直接說出來的原因是它們在技術上落后，如紅旗耗油、不可靠，運10超重，秦山核電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拋棄紅旗后，中國汽車工業就走上只能組裝外國產品的道路；拋棄運10后的20年時間里，中國再沒有能力開發大型飛機；在購買了法國、加拿大和俄羅斯的核電站之后，中國為了技術上的“跨越”又在21世紀初年購買美國核電站。造成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拋棄的不僅是產品，而且是開發這些產品的技術活動體系，即技術能力基礎。這種拋棄并不是無意的，而是被認為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更有利于發展經濟。

從張勝的隱晦敘述中，當領導層在1984年年末決定改革國防工業體制時，有關的文件中曾經有一句話：

“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這句話后來在重新印發文件時被刪除）

這種說法含有讓軍隊和國防工業忍耐和等待的意思。不過，張愛萍對它的評價是：

“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既然在根本路線上都動搖了，我說何益呢？”

很清楚，被動搖的“根本路線”就是包含自主技術研發在內的“自力更生”，這也是本書第二章講述的中國國防工業被拋棄的歷史背景。

時隔30年之后再回顧這個政策轉折，很難令人相信它是出于發展經濟的客觀要求或必然選擇。一部世界發展史證明，自主的技術研發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此外，國防工業可以壓縮和調整，但被拋棄則不是一個想要保持獨立自主的大國所能承受的。中國后來的局部政策轉變，如領導層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興國”、對國防工業重新投入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創新方針，也同樣證明了這個道理。因此，如果自主技術研發、教育和國防工業被當作發展經濟的包袱，那只能說是來自戰略思維和意識形態的變化，不僅與對技術的看法有關，更與對“強國”的看法有關。否則，我們無法解開把發展市場經濟與自主掌握技術對立起來的歷史懸案。

當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之后，中國并沒有迎來一個“科學的春天”，反而經歷了一個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歷史階段。根據從1959年初就領導中國第一支核潛艇反應堆開發團隊的孟戈非回憶，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參考”上看到日本媒體的報道說，中國要求日本幫助審查秦山核電站的設計圖紙。他深感屈辱地說：

“須知1958年我國開發核動力研究時，國際上對二次大戰中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還在進行管制呢?！?/p>

尤其讓他難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審查的條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報不會轉用軍事”。備受刺激的孟戈非寫道：

“……我不反對向一切先進國家去請教、去學習，我也不是一個排外主義者或主張閉關鎖國的人，說句詼諧的話，我也親身證明地球是圓的。我認為：國際間的技術交流和必要的技術引進都是應該的，但必須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引進先進技術，而不應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p>

孟戈非講的這個事件發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個中國在困窘階段發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國社會心理開始發生巨大轉折的一個標志。從那時起，中國進入了一個各級領導都迷信“外國先進技術”的時代，一個形成“外國技術一定先進、中國技術一定落后”社會心理的時代，一個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時代。何以見得？再舉一個例子。

從2004年起，中國開始大規模引進列車技術，除了高鐵，還有機車。鐵道部廢棄了中國從1950年代末開始開發的“韶山”系統電力機車（同時廢棄的還有“東風”系列內燃機車）。鐵道部先從德國西門子引進8軸雙機重聯電力機車（EuroSprinter原型車，由兩臺4軸機車并聯組成），即“和諧D1”，又在對方的極力推薦下引進世界最大軸功率（1600千瓦）的6軸機車（命名為“和諧D1B”），交由中國南車集團的株洲電力機車廠（株機廠）“消化吸收”（實際上是散件組裝）?？蓢@的是，“和諧D1B”核心部件之一的轉向架是由株機廠設計的，原因是西門子根本沒有做過6軸機車。但為了表明這是引進技術，鐵道部要求株機廠把全部設計圖紙交由西門子審查，一方面向對方支付技術轉讓費，另一方面把中國企業開發的而西門子沒有能力做的技術拱手讓給對方。

在中央提出自主創新方針后，鐵道部因為連續大規模引進而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被迫松動控制。株機廠順勢于2008年提出自主開發6軸7200千瓦交流傳動貨運電力機車，這就是“和諧D1C”——它繼承了“韶山”“血統”，與西門子的技術毫無關系。株機廠開發和諧D1C的過程創造了業內奇跡，6個月完成從設計、試驗到裝車的流程，于2009年6月份下線，同年10月份批量交付，到同年年底就交付了60臺，到2012年年底已經出廠約1500臺，銷售量遠超過世界上所有其他型號的電力機車。相比之下，從西門子引進的和諧D1型機車卻因為在中國市場不實用，僅生產了220臺就被迫停產，同樣引進的和諧D1B也不了了之。如果以上述兩個事件為標志，那么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時代持續了大約30年的時間。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形成了依靠引進來實現工業技術進步的政策，它可以由一個“三段式”的邏輯來概括：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實現國產化→達到自主開發。但此后中國工業發展的實踐證明，如果放棄自主開發，就沒有任何工業和企業能夠從“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國產化”的階段走到“自主開發”的階段。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轎車工業。盡管官方的政策目標始終宣稱要自主開發，但走上合資道路的中國主要汽車企業在20年里都無力自己開發一款車型。相反，在組裝外國車型的國產化生產和自主開發之間始終橫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而且越來越大。只是在最近十年間，隨著市場開放而在“體制”之外出現了自主開發企業——一個違反了“三段式”政策體系的事件——之后，中國轎車工業才出現了走上自主開發道路的可能性。不僅如此，“三段式”政策還導致一些工業被瓦解。

例如，從本書所記錄的工業史看，盡管中國沒有在計劃體制下發展起有國際競爭力的半導體工業，但一直保持著半導體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基礎。在改革開放初年的進口品沖擊下，為軍工生產是中國半導體技術和工業能夠生存下來以圖發展的唯一可能。但隨著國防工業被放棄，在計劃體制下發展起來的產業基礎被市場需求的中斷所瓦解，等到中國再想發展半導體工業時，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引進生產線的道路——這個變化導致對半導體技術研發的產業需求消失。縱觀歷史，中國半導體技術的落后不是發生在計劃經濟年代（問題頂多是為什么半導體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是決定性地發生在“改革開放”階段。

在實行“三段式”技術政策后的20年里，中國工業從總體上逐漸陷入技術依賴的狀態，伴隨著許多工業的“去技術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敢于自主進行技術突破的勇氣。以引進替代自主開發的結果必然是技術能力發展不足，這又令人因為看不到自己能力成長的前景而產生了只能跟隨的宿命錯覺。于是，“三段式”技術政策在1990年代就演變成為“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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