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09年特別是2012年以來，美國戰略界對全球海洋戰略環境的認知發生了重大變化，愈來愈將大國戰略競爭視為美國面臨的最大海上挑戰，認為冷戰結束后二十余年來的美軍海上戰略優勢和行動自由正遭遇著中俄等國的“侵蝕”。鑒此，美軍開始重新強調馬漢傳統和與大國間海洋控制的競爭，圍繞“由海向陸”到“重返制海”的海上戰略轉型，積極在戰略、戰術、作戰概念、裝備研發等領域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整。文章通過對美軍戰略與政策文件的回顧與分析以及對其轉型實踐和具體行為的研究，回答美軍海上戰略為什么要轉型、怎樣轉型以及轉型的前景和影響等核心問題，力求對此次轉型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研究表明，此次轉型聚焦“印太”、自下而上、突出體系聯合及國際合作，相比歷史上的歷次重大海上戰略轉型，特點非常明顯，中國等新興大國海上崛起和技術變遷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大動因。對于美軍而言，轉型仍然在路上，前期已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醞釀，未來還將持續很長時間，尚存在較大變數，但大方向已經確定。由于此次轉型很大程度上直接瞄準中國，其發展走向必將對中國海上安全環境構成重大威脅和影響。

【關鍵詞】 美軍海上戰略轉型；大國競爭；由海向陸；重返制海

【作者簡介】 胡波，北京大學海洋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研究員（北京 郵編：100871）。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8.05.005

【中圖分類號】 D81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574X（2018）05-0073-25

美國歷來是個有大戰略傳統的國家，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就在于防止歐亞大陸重新出現一個主導型國家或國家集團。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同時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安全利益，美國從上到下、自政府到國防部乃至各軍種，都有系列的相應戰略規劃。根據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案》，總統每年需要向國會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NSS）報告，以系統闡述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過，在實踐中，自羅納德·里根以來的美國歷屆政府都未嚴格遵守此規定，有時會間隔一年甚至四年，截至2018年，一共發布了17份NSS報告。[①]國防部長領導制訂《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Defense Strategy, NDS）報告，旨在闡述國防部執行國家安全戰略的具體計劃；自1997年起，國防部每四年發布《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對美國的國防戰略、項目和資源進行廣泛的審查和盤點，并按照國家安全戰略的要求確定軍力結構、裝備和預算計劃。美軍參聯會組織制訂《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NMS)，不定期發布成文的報告，意在明確美軍貫徹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的具體方案和措施。

維系全球的海上優勢地位一直被美國視為主導世界的支柱，因為“歐亞大陸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美國要影響歐亞大陸事務、成為世界大國，就必須跨過兩洋向歐亞大陸投送力量或資源”。[②]美軍海上戰略即是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國家軍事戰略等的指導下，由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聯合制訂，重點闡述對海上環境的認知、戰略目標的界定以及海上力量主要任務和能力等的政策文件。自1992年以來，美軍成文的海上戰略報告有三份，分別是1992年的《由海向陸——為美國海軍進入21世紀做準備》、2007年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和2015年的《推進、參與、常備不懈：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除了這些戰略文本，美軍還有一系列的作戰概念和戰略指針支撐海上戰略的實施，主要如1997年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陸》以及《海軍作戰概念2006》和《海軍作戰概念2010》（NOC10）；為落實戰略與作戰概念，與海上力量有關的各軍兵種也會頻繁發布自己的戰略規劃與設計，有代表性的如2017年的《水面部隊戰略：重返制?！贰秾剐原h境中的瀕海作戰》等。完整的海上戰略從上

到下可分為三個體系層次：戰略、作戰概念及相應的條令如《海軍條令出版物1：海上戰爭》。它們都是由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聯合擬制，并由三大海上力量指揮官共同簽署的頂層文件。

事實上，為應對冷戰結束以來劇烈變動的國際安全環境，美軍的海上戰略轉型一直在路上，目前仍處在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進程之中。

一 “由海向陸”戰略的提出及演變

冷戰結束之初，蘇聯的海上威脅不復存在。美國在冷戰中建立起來的強大海上力量，足以在深海大洋碾壓任何對手，當時的防御重點不是應對強有力的敵方遠洋艦隊，而是瀕海地區的水雷、快艇和小型潛艇這類威脅。美國海軍的作戰對象由“藍水海軍”轉變為“黃水海軍”，甚至是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其作戰環境也由遠洋轉變為近海甚至是沿岸，面對的威脅也由傳統安全轉變為包括非傳統安全在內的綜合安全問題。[③]而遠洋威脅的消失以及軍事上的足夠自信，也助長了美國在瀕海地區運用軍事優勢達到政治目的的興趣。1992年9月，美國海軍部長、海軍作戰部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共同批準并頒布了《由海向陸——為美國海軍進入21世紀做準備》的戰略白皮書，將支援近岸和陸上作戰作為自己的主要使命，使得美國海軍上百年的以奪取制海權為中心的馬漢傳統（On the Sea），轉變為以力量投送和對陸打擊為重點的科貝特傳統（From the Sea）。因此，美軍的海上戰略重點逐漸從大洋上的海洋控制爭奪轉向瀕海地區的力量投送，力量結構特別是主要的水面力量都圍繞著航母打擊群（CSG）和遠征打擊大隊（ESG）進行集中，成為火力強大的海上堡壘。“由海向陸”于是成為美國在冷戰后進行的第一次海上戰略轉型，瀕海戰斗艦和DDG1000項目的上馬即是這種戰略思路的突出體現。

九一一事件后，美國軍事戰略重心轉向反恐，海軍更是被納入到整個反恐戰略體系之中，海軍作戰任務進一步聚焦近海和岸上支援作戰，海軍陸戰隊甚至成為“第二陸軍”長期在中東地區作戰。2002年版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美國在傳統軍事領域具有較大的優勢，沒有對手敢與之正面對抗，相反，恐怖主義和“失敗國家”帶來的非傳統安全挑戰成為美國需要應對的頭號任務。[④]針對恐怖主義集團或“失敗國家”，時任國防部長唐納德·亨利·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和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先后提出了“先發制人”和“不規則戰爭”的戰略構想。為迎合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美國海上力量加速“由海到陸”的戰略轉向，特別強調全球快速機動和對陸打擊能力。2003年的《海軍作戰部長指南》，前所未有地強調進攻能力，提出海軍三大戰略任務是“海上打擊”、“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航母戰斗群改稱為航母打擊群，并減少了航母編隊艦艇數量，在東西海岸各部署一支遠征打擊群（ESG）。[⑤]2007年版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將前沿軍事存在列為首要能力，提出全球力量分布要超越傳統的部署區域，特別是非洲和西半球，以呼應從人道主義援助到日益嚴峻的反恐和其他非常規戰爭行動。[⑥]

二 美國的海上戰略焦慮與“重返制?！?/h2>

近年來，美國在戰略文件中日益渲染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認為美國的海上優勢在冷戰后首次遭遇嚴重威脅，不再能夠隨心所欲地應用海上優勢或制海權，強調“馬漢又回來了”，要重奪制海權。這種認識也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2017年12月18日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1月19日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概要明確指出，“與中俄間的戰略競爭，而非恐怖主義，才是當前美國為維護國家安全要必須首先考慮的威脅或挑戰?！盵⑦]

（一）關于海上戰略環境的認知變化

2015年前后，美國戰略界實際上已有定論，認為美國面臨的海上戰略環境已經發生巨變，“失敗國家”和恐怖主義雖然仍能構成廣泛的重大挑戰，但大國地緣競爭已經上升為頭號海上威脅?！敖裉斓陌踩h境已經與我們過去25年習以為常的戰略態勢截然不同，這需要新的思維和行動方式。”[⑧]這種認知自2009年前后開始發酵，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美國對海權的重新審視，一方面是考察全球化、技術創新對海權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探討新興大國海上力量發展對美國海權優勢的挑戰。[⑨]

首先，“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被認為是最大的威脅和變數。美國戰略界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的關注與研究經歷了一個從技術、戰術再到戰略的漸進過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安德魯?克雷賓涅維奇（AndrewF Krepinevich）等人在其撰寫的《軍事革命》的報告中指出，隨著第三世界國家掌握一定數量的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及高性能飛機等遠程武器系統，美國遍布世界的前沿基地將遭遇嚴峻挑戰，在沖突或危機時期，它們不僅不能給予盟友信心，反而成為美國的焦慮源頭或包袱。2003年在《應對反介入和區域拒止挑戰》的報告中，克雷賓涅維奇等人正式提出了“反介入/區域拒止”概念。[⑩]此后不久，該概念被美軍所接受，如2004年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明確要求美軍要增強在“反介入環境”中的行動能力。[11]不過一直到2008年，美國軍方仍只是泛泛的關注，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的關注還停留在技術環境層面。

而2009年至2012年，“空海一體戰”和《聯合介入作戰概念》（Joint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的醞釀與發布，則標志著美軍已開始從戰術上嚴肅看待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無論是“空海一體戰”還是“聯合介入作戰”概念，目標均直指“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前者強調網絡化、一體化和縱深打擊，意圖直接摧毀反介入的平臺、資源和網絡；后者要求針對“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美軍要增強“跨領域協同能力”，就是將不同領域內的能力進行互補性地利用，以建立聯合領域優勢，提供任務所需的行動自由[12]（這兩大概念在2015年1月8月被合并為《全球公域進入與機動聯合概念》JAM-GC[13]）。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懾止和擊敗“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作為美軍的六大主要使命之一。[14]同年發布的NOC10認為美國海上控制主要面臨著對手日益增強的藍水海軍、“反介入/區域拒止”武器和信息戰等方面的威脅。[15]

2012年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發布，是繼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安全和國防戰略的又一次重大轉變。美國宣布結束伊拉克戰爭，并成功擊斃本·拉登，以反恐戰爭為首要任務的國防戰略宣告結束。該國防指針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與此前泛泛關注“反介入/區域拒止”有很大不同，此次重點強調了中國和伊朗等國構成的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要求美軍提高聯合行動介入、維持水下戰優勢、發展新的隱形轟炸機、加強導彈防御、提升重要太空平臺的生存能力和效率。[16]

2013年以來，美國戰略界越來越認為，國際安全環境已經發生了質變，冷戰結束后形成的美國單極主導地位已經喪失，中國在東海、南海的行為以及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的行動，標志著大國戰略競爭正在回歸世界。[17]美國的海上主導地位正在遭遇著強有力的競爭者、敵對國政府和裝備精良的非國家組織的挑戰。2015年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指出，“印度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日漸增長，正在構建和部署的“反進入/區域拒止”能力對我們全球海上進入能力構成挑戰?！盵18]事實上，該戰略將中俄等國帶來的所謂潛在高烈度挑戰列為美國面臨的最大的地緣環境和軍事環境變化，這與2007年的海上戰略對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強調形成鮮明對比。由于精確制導武器的廣泛擴散，瀕海地區正成為最危險的地緣空間，平臺越大、風險越高。美國海上力量的中堅——航母打擊群的生存和能力可信度正在下降，特別是在接近強大對手的瀕海區域。海上環境的這個重大變化將給艦隊帶來戰術、操作以及戰略層面的諸多影響。[19]而且，美國越來越將“反介入/區域拒止”看成是個重大的戰略問題，并積極尋求戰略回應。美國著名海權戰略專家薩姆·探戈里蒂（SamJ. Tangredi）認為，要想切實有效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僅憑軍事手段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包括政治、外交和經濟等手段在內的整體戰略。[20]

其次，美軍也越來越重視中國海軍的遠洋行動能力和俄羅斯的海上復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除了潛艇之外，美軍并不太在乎其他大國海軍的威脅，但近兩年，隨著中國海軍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和俄羅斯海軍的復興，美國開始重新擔心自己的海上主導地位和海洋控制能力。“一些對手在精確制導武器、岸基傳感器以及區域內的空中和水面平臺等方面有足以抵消美軍力量的巨大優勢，能夠將海上拒止能力升級成奪取和維持制海權的能力”。[21]從在瀕海地區的自由行動受限到可能失去制海權，美國對中國等新興海洋大國的焦慮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8年的《美國國防戰略》指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近期訴求是要構建在印太地區的區域霸權，長遠來看是要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22]目前，海洋已成為全球大國競爭的角斗場，美國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都擁有在全球層面、全領域挑戰美國（海上霸權）的能力。[23]

最后，所謂“灰色地帶”策略或競爭被看成是最重要的新興挑戰。按照美國防務專家的定義，“灰色地帶”是指介于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競爭與沖突，它可以發生在國家內部、國家之間以及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這種對抗通常發端于執法力量或其他非軍事力量的摩擦，對現狀的改變是漸進的，性質介于執法與戰爭、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模糊地帶。[24]之所以稱之為“灰色”，是由于其有以下三大特點：沖突性質的模糊、參與行為體的不透明、相關政策與法律框架的不確定。[25]中俄采取的這類灰色地帶策略雖然不至于突破傳統高強度沖突的門檻，但卻在利用太空、網絡和電磁空間規則的缺陷或漏洞，改變國際秩序。[26]

“灰色地帶”理論是美國戰略與防務界近些年發明的新概念，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維權行動被視為“灰色地帶”理論的典型實踐。美國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正在這些地區持續不懈地推進其海上主張，在避免與鄰國和美國爆發戰爭的前提下，不斷通過島礁建設和執法對抗漸進改變爭議現狀，并持續“損害”美國的戰略信譽和信心。[27]在海上亞洲，美國面臨的最大現實“威脅”不是來自中國“挑起”的戰爭，而是中國“發起”的各類“灰色地帶”的脅迫。[28]

（二）“重返制海”戰略構想的目標與內涵

2010年的美國《海軍作戰概念：執行海洋戰略》把海洋控制定義為“在陸軍、空軍以及其他力量的恰當地配合下，運用海上力量在關鍵海域有效達成軍事目標的行動?！盵29]2017年5月發布的《未來海軍》白皮書明確了美國海軍在遠洋、近海和瀕海地區不同的控海任務，要求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海域，美國海軍都必須要具備攻擊、欺騙和防御敵方導彈、潛艇、網絡和電子攻擊的足夠能力。[30]需要指出的是，當今的海洋控制涉及水面、水下、水上、太空和網絡等所有的領域，正變得越來越復雜，也越來越具有挑戰性。而美國近期炒作的“制海”實際上是要謀求對包括海域在內的立體空間的掌控，已遠遠超出傳統海洋控制的范圍與內涵。

很大程度上，海洋控制并非是一種要實現的目標和現實，而是一種能力。狹義的海洋控制通常被理解為對海洋交通線的掌控，以便自身對海洋的軍事和商業利用，同時阻止對手使用海洋。廣義上講，海洋控制指的是，在戰時利用特定海域及其上覆空間實現軍事和非軍事目的的能力。在和平時期，沒有哪國的海軍實現了事實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海上影響。在兩個海上強手的較量中，完全控制海洋為己所用或完全阻止對手使用海洋的情況，是不太可能的或較少出現的。[31]

“重返制?！奔礊橹胤岛Ｑ罂刂疲≧eturnto Sea Control），旨在維持美軍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動能力，并阻止對手利用海洋損害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32]海洋控制是實現全域進入、威懾、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等海上力量其他戰略目標的前提，美軍重提海洋控制至少有以下兩層意思：一是重新將確保美國對全球海洋特別是瀕海地區的海上優勢作為海上力量的主要任務，彌補過去二十多年所忽視的高強度對抗能力的建設與維系，如反潛、電磁對抗、反艦作戰和區域防空等，以適應競爭和對抗激烈的海域。美國戰略界認為，這些年美國海軍久疏戰陣，早已習慣對全球海域的絕對掌控和任務海域的自由與非競爭性。二是贏得新一輪的海權競爭，雖然美國對自己的海上優勢仍十分自信，但隨著中國的海上崛起以及俄羅斯海上力量的復蘇，美國在瀕臨歐亞大陸的部分近海區域確實無法再隨心所欲。特朗普政府的首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都重點談到了中國在“印太”地區給美國帶來的海上挑戰，凸顯了美國的海上焦慮和重啟海權競爭的戰略意圖。另外，海權的競爭歷來都是力量和規則兩個層面，美國所謂的“重返制海”實際上也包含對海洋規則和秩序的再確認或強化掌控，防止中國等國家通過戰爭或非戰爭的方式改變地區安全規則。

（三）實施路徑和手段

為了推動并實施海上戰略轉型，美軍已經開始全面布局，并全力進行路徑和手段創新：

第一，增加作戰平臺數量。美國軍方、國會和戰略界都認為當前的美軍艦隊規模已經日益無法勝任美國海軍所承擔的繁重復雜職能，對增加艦艇數量已是異口同聲。根據《2016年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國會授權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CSBA）、米特（MITRE）公司和海軍分析中心三家機構對2030年的艦隊結構進行前瞻性研究。雖然三家機構對艦隊的具體組成有較大差異，但都認為艦隊規模應維持在350艘軍艦左右，其中包括有人和無人作戰系統。2016年12月15日，海軍拋出了一個355艘船的海上兵力結構目標。[33]不過，這個目標并不能迅速實現。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最新估計，美國海軍最早能實現355艘目標的時間也在2037年。如果在大規模造艦的同時，對現有的一些大型艦船進行延壽，將在2028年左右實現355艘的目標。[34]

第二，創新作戰概念。除擴展艦隊規模之外，創新作戰概念是另一大重要路徑。[35]為此，美軍要建設一支規模更大、部署更分散、作戰能力更強的艦隊。[36]自2009年以來，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等積極在軍種內外探索新的作戰概念，這包括“空海一體戰”、聯合介入作戰、全球進入和瀕海作戰等。其中，“分布式殺傷”被視為改變游戲規則的作戰概念，是“重返制?！钡闹饕獞鹦g路徑。2015年初，美國防務界開始醞釀“分布式殺傷”（Distributed Lethality）概念，最先的討論發布在《美國海軍學會學報》，由美軍水面部隊司令托馬斯·羅登(Thomas Rowden)等人發起。[37]2017年1月的《重返制?！肺募斒隽恕胺植际綒钡母拍顑群０凑彰绹姺降恼f法，“分布式殺傷”有三要素：（1）增強每艘艦艇的進攻能力，將每一個平臺和單位都盡可能地武裝起來，從驅逐艦到瀕海戰斗艦，從后勤補給艦到兩棲登陸艦，以擊敗強大對手。將火力分散部署在更大數目、戰略價值較低的艦船上，有助于扭轉目前對美國不利的海上環境，增強美國的戰略縱深，并降低誤判的風險。[38]（2）盡可能地分散化部署力量，將力量廣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間，迫使對手同時應對大量的目標，并面臨來自不同地理空間的進攻。（3） 給予艦艇復合型的資源以堅持戰斗。增強每艘艦船的防御能力，以更好地應對來自太空、網絡、空中、水面和水下攻擊；通過新的網絡和戰術，最大化利用艦艇間日益提升的聯合防御能力；即便是在有戰斗損失和指控系統退化的環境下，也要能夠戰斗。[39]目前來看，“分布式殺傷”的建設重點是水面部隊，特別是要提升艦船的反艦作戰能力。這些概念的假定作戰環境和假想敵，都與中國有關，多數概念都是直接瞄準中國的。

第三，研發顛覆性技術或作戰平臺。技術創新和質量優勢一直是美軍的建軍法寶，在國防投資領域，美國一直試圖保持相對其對手一代至兩代的技術差距。不過，美軍認為當前技術發展和應用的速度并不令人滿意，主要原因是傳統的創新機制和官僚體系跟不上技術進步的速度，如果沒有重大變革，美國將在海上主導地位的競爭中失敗。[40]

隨著中俄等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精確制導武器的全球擴散，美國在20世紀80至90年代構建的技術優勢正在快速減弱，而中國等國卻正在對美國形成一定的數量優勢。對此，美國國防部于2014年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試圖通過利用美國在無人系統和自動化、遠程隱形空中作戰、水下戰以及復雜系統工程與集成方面的“核心能力”，以更多元的方式來投送力量，從而能夠在總體上反制對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方面的投資，抵消對手的導彈庫存或數量優勢。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約翰·理查德森（JohnRichardson）認為，一支更好的海軍（abetter navy）需要致力于提高每一艘船的作戰能力，它們包括定向能、高功率微波武器、激光武器、電磁戰和無人系統等。[41]美國海軍近年來在無人和智能系統領域投資巨大，在其2019年預算中，MQ-25“黃貂魚”的研發投入居然超過了哥倫比亞潛艇，達7.19億美元。即將服役的MQ-25“黃貂魚”、即將具備初始作戰能力的MQ-4C高空長航時偵察無人機以及MQ-8旋翼無人偵察機將大幅提高海軍航空力量的自主能力。

美軍對“水下戰”寄予厚望，認為該領域最可能產生顛覆性技術。伴隨技術的進步，人類對深海的全面感知及在深海大規模的活動正在成為現實。大數據能實時運行復雜海洋模型，新燃料能提升水下平臺的續航和隱身能力，用于長時間軍事行動，無人潛航器（UUV）和遠程潛航器已開始普遍用于深海活動，新的通信技術可能使得水下遠距離的常態化溝通成為現實。[42]美軍早在21世紀初就開始進行水下系統或水下戰的規劃與設計，海軍部曾先后發布多版《UUV總體規劃》和《水下戰綱要》。2015年發布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提出，為了實現海洋控制和力量投送，美國將會進一步探索水下技術，提升水下傳感器性能，提高反潛作戰能力，發展水下潛航器。[43]按照規劃，美軍將通過大力發展以UUV為主體的自主水下戰裝備，構建起包括潛艇、潛射無人機、分布式反潛系統、深?；氐妊b備和系統的立體水下作戰體系。

第四，大戰略路徑在于發掘盟友能力。在相對實力下降的背景下，美軍在海上戰略轉型過程中必然更重視盟友的作用和貢獻，這包括權力和規則兩個維度。同樣是重視盟友作用，特朗普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有較大不同。前者基于權力現實主義理念，在“美國優先”的認知背景下，更強調盟友的付出，要求盟友為自身安全和美國安全做出更大的貢獻；后者在自由主義霸權原則的影響下，更強調盟友體系對于美國維系全球領導地位的作用。隨著自由主義的感召力大幅下降，美國可能將越來越傾向于現實主義路徑，特朗普政府當前的做法實際上很有代表性，即非常重視挖掘盟友潛力，釋放盟友能力，同時為自己減輕包袱。今后，美國與其盟友關系的進一步“去虛就實”很可能會常態化，一定程度上將不受政府更替的影響。

其具體做法則是一方面要求盟友提高預算比例，更多購買美國武器，加強自主防御能力，當然美國也會力所能及地給予軍事援助；另一方面，牽頭或參與一些地區安全網絡，推動盟友及伙伴們的合作，加強合力。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概要》報告就著重強調了如何在“印太”地區激活包括印度、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及韓國等在內的所有關鍵節點，組建全區域的安全網絡。美國之所以將“印太”戰略和“印太”概念提到如此高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即是為了更好地整合整個“印太”地區的資源，以更好地制衡中國的“海上擴張”。在新的合作理念之下，美國很可能會給予日本、澳大利亞及印度等盟友或伙伴更多的自由度和空間，鼓勵它們在“印太”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以彌補美國國力相對下降帶來的實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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