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方面與外務省在此問題上持不同意見。1936年6月31日，陸軍文件《國防國策大綱》中強調，“首先全力迫使蘇聯屈服”，“保持與英美，至少是與美國的親善關系”，“適時與屈服之后的蘇聯締結親善關系，驅逐英國在東亞的勢力”[29]。1936年7月，外務省主導研制的《帝國外交方針》中則強調，“歐美列強在東亞的權益以英國為首，并且歐洲諸國之向背唯英國的態度馬首是瞻，因此我國應積極主動地與該國促進親善關系”，“牽制蘇聯對我的態度”，“緩和地除去我海外發展的障礙乃極其必要”，“對于調整兩國在華的關系亦是極其有效” [30]。相比于海軍強調與英國對抗性的側面，陸軍與外務省都出于各自的考量基本主張對英協調。面對陸軍以及外務省方面不協調的聲音，海軍沒有改變自身的戰略判斷。海軍方面于1936年9月3日通過《昭和12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1937年度）。與例年海軍作戰計劃相比，1937年度的計劃以《帝國軍的用兵綱領》為基礎，亦首次將英國列為假想敵[31]，對英作戰細節亦沿襲了《帝國軍的用兵綱領》中的規定。這顯示了海軍堅持自身戰略判斷的決心。

通過對1936年形成的幾個重要文件的考察，可以看到，面臨“后海軍假日時代”的日本海軍做出了兩項重要的戰略選擇。一、為了將南洋以及海軍確立為國家發展的主要方向，海軍將強調經濟手段的南進論演變為國家政策。二、在堅信對英沖突不可避免的基礎上，海軍首次將英國添加為假想敵，并有將其替代美國成為主要假想敵的意向。并且，海軍的戰略判斷排除了陸軍方面、政府系統特別是外務省的異見，正如當時研制海軍政策的海軍政策制度研究調查委員會強調的，“作為海軍自身，應堅持以《國策要綱》為基礎，迅速具體地研究國家方策和海軍政策，建設一支必勝的海軍”[32]。需注意到，海軍主張的對英作戰構想處于缺乏細節的初始階段，而正在此時，海南島問題浮出水面。

二、海南島問題浮出水面

1935年末至1936年夏季，日本陸軍的華北分離工作極大地刺激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日本海軍負責的華中、華南等地頻繁發生抗日事件。例如，1935年11月上海日本水兵被殺事件、1936年1月汕頭日本巡警被殺事件、1936年7月上海日本商人被殺事件、1936年8月長沙日本商人被殺事件等。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引起了日本海軍的敵視，其中以1936年9月3日發生的北海事件為代表。處理北海事件時，日本海軍的態度非常強硬，不僅向北海海域逐次增派艦艇組成南遣部隊，還出現了占領海南島的聲音[33]。

處理北海事件期間，數位日本海軍駐華基層人員向海軍中央提議占領海南島[34]，但沒有闡述具體方案和作戰意義。海軍基層人員處于權力核心的外圍，但是可以看到，海軍基層對海南島開始重視，并且態度甚為強硬。而海軍中央在軍令部第一部甲部員中原義正的推動下也探討了海南島問題。1936年9月14日，中原提交草案《北海事件處理方針》。文中建議，“悄悄扶植海南島的帝國勢力”，“即使當地的抵抗排除后，也應在海南島留下駐兵”，并羅列12條在海南島扶植日本勢力的方法，其中包括“確立事實上的駐兵權”，“擴大領事警察權”[35]。中原的意圖在于借解決北海事件，無論中方做出何種對應，日本都應在海南島建立一個表面為中國領土，實質受日本控制的特權區域，以備將來時局變化[36]。

1936年9月15日，軍令部第一部部長近藤信竹與第一、第二課長對中原提交的草案進行審議，形成最終處理方案《軍令部北海事件處理方針策定》。最終案在海南島問題上有所后退。最終案中指出，“國民政府回避責任或拖延解決的情況下，強行要求其定期排除抵抗并增派兵力”，“如果（增派兵力）無法解決，對北海方面動用武力，但限定在耀我武威及調查能實行的程度內”，“行使武力后，所需兵力駐海口”，“如中方缺乏誠意，反而助長反日，根據情況對海南島或青島進行保障占領”[37]。海軍最終案的首要意圖在于調整中日邦交，海軍也在此時從幕后推動了中日交涉，即張群川越會談 [38]。正如海軍最終案指出的“全面禁止反日，促進邦交的根本性調整”[39]，海軍高層欲借威懾性地處理北海事件為手段，震懾蔣介石政府，形成日本在外交談判中的壓倒性優勢。例如，海軍中央向第三艦隊發出的《官房機密第597號電》中命令道，“從警備以及對中交涉有利的角度出發，此期間要在海口方面（海南島）配備足夠的兵力”[40]。北海事件時，海軍內部實質上不存在攻占海南島的具體計劃[41]，軍令部聲稱占領海南島之說，與其說具有遠大的戰略目的，不如說是日本對中國進行外交施壓的手段。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軍令部的最終案與中原的思考并不相同。軍令部高層對北海事件的判斷為，“近日頻發的不法事件主要源自于（中國）對我警備能力持有輕侮之心”，“對中警備的重點應為航空兵，要有對主要城市進行空襲的能力”，“艦隊任務是防患未然”。而中原的判斷則是，“一系列反日事件的背后都有英國的存在，如果要根本性地改善，只有壓制英國勢力，而壓制英國的方法就是控制海南島”[42]。軍令部高層的判斷從中日關系的框架出發，意在借北海事件確立壓服中國的態勢。中原義正明確指出海南島問題就是對英問題，是第一個將海南島問題與對英問題進行聯系思考的人物。中原的思考超出了中日關系的范疇，是立足于遠東格局中日英對抗的角度。中原的思想顯然與“后海軍假日時代”所帶來的危機感存在聯系，但是，中原的建議此時沒有成為主流意見[43]。隨著北海事件得到解決，海軍省、軍令部于1936年9月26日聯合發出《對支處理方針備案》，海南島問題正式被擱置[44]。

實際上，海南島作戰沒有進一步探討的原因有三。其一，海軍內部沒有共識。軍令部部員中原從對英關系的角度提議占領海南島，但軍令部高層卻認為應該以解決中日沖突為主。其二，陸海軍之間沒有共識。軍令部頒布最終案《軍令部北海事件處理方針策定》的當天，陸軍參謀本部也發布《對支時局對策》一文，明確表示陸軍在華南不打算動武，注意力應集中于華北[45]，參謀本部第一課長石原莞爾也親自向軍令部第一課長表示，陸軍沒有在中國全土進行作戰的意向[46]。陸軍關注的重點在于北方之蘇聯，因此希望戰略上避免南北兩面同時沖突。關于海軍的作戰計劃，軍令部雖擁有起草的主導權，但需與海軍省的海軍大臣商議[47]，在立案時需與陸軍參謀總長協商后奏請天皇裁可，作戰命令需軍令部總長與參謀總長共同簽署[48]。因此，軍令部形式上需爭取海軍省和陸軍方面的認可，或至少是不反對。另外，由于統帥權獨立于內閣政府之外，政府無法參與軍事計劃的設計。其三，對國際關系進一步惡化的顧慮。1936年10月1日，海軍省軍務局文件《對中實力行使及其國際關系影響的考察》中明確說道，“如果保障占領海南島，將會大大地刺激英美法。目前為止，避免刺激英美法的侵略性南進政策的假面一旦脫落，將會直接刺激英美法的利害關系，其必將相互聯合向我方施壓，我國的國際關系將面臨極大困難。如果成功使各相關國家能夠理解我方在解決北海事件時的暫時性保障占領，那么壓力將會緩和”[49]。可見，海軍中央顧慮的是時機與作戰名義的問題。但是，正如軍令部第一課長福留繁所稱，“眼下雖沒有占領海南島的企圖，但為了扶植我方勢力，應以此次事件為契機，盡可能地向該方面配備兵力，以促進我方勢力的進入”，伴隨著北海事件的發生，海南島問題正式進入了日本海軍的戰略構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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