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的真實目的卻并不在此。日本海軍內部積極推動海南島作戰的軍令部第一課長草鹿龍之介(負責作戰策劃)認為海南島實際上是日本在南方的跳板[104]。草鹿的積極策動事實上得到了軍令部高層的默許,甚至得到了天皇的關注[105]。擁有“人和”的草鹿因此而不斷地試圖說服陸軍[106],但參謀本部表示對華南沿海興趣不大[107]。陸軍的反對態度對海軍有極大的牽制作用。草鹿如此回憶道,“陸軍自己毫無節制的取得滿洲和中國的領土,但是對于海南島作戰卻表示反對。特別是陸軍省。一旦陸軍表示反對,海軍省就變的消極,軍令部的領導層也因此被夾在中間,不知該如何是好”[108]。實際上,陸軍是擔心海軍會在海南島建立一個橫跨政治經濟領域的勢力范圍,而這必然會導致中日戰爭的解決變的更為復雜[109]。
1938年12月上旬,海南島作戰懸而未決,駐華前線的日本陸海軍之間卻出現相互爭功的跡象。駐廣州的日本陸軍第21軍對海南島作戰流露興趣,向當地的日本海軍表示該作戰僅靠陸軍即可,無需海軍參與[110]。當地海軍將此事匯報至軍令部,軍令部立即向參謀本部提出抗議。此事的刺激,使得海軍推行海南島作戰的意向變的更加強烈和明確[111]。軍令部擔心陸軍率先行動,便擅自向海軍內部宣稱海南島作戰已取得五相會議同意,開始準備御前會議的工作,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稻田正純知道后立即向軍令部提出抗議[112]。實際上,在海南島作戰未通過前,軍令部已大膽地向海軍內部通知了準備作戰的命令[113],并數次出動戰機對海南島進行空中偵察[114]。
同月,軍令部的對英作戰準備工作也在細化之中。1938年12月,軍令部內部首次進行了對英作戰圖上演習,推演了在南海海域與英國進行艦隊決戰的過程,海南島三亞在此次演習中被定位為日本海軍前線的飛行基地[115]。該月的海軍文件《英國遠東預想兵力》中,詳細推算了英日沖突時,英國可能在遠東地區投入的海軍、航空兵、陸軍的戰斗力,還細致報告了英國海軍各類艦船的技術參數,包括正在制造中戰艦數據[116]。另外,該報告還計算了英日雙方盟友的海軍戰斗力,預估了“英法對德意”、“英法蘇對德意”兩種戰斗態勢下各國在遠東戰場中可能投入的海上兵力[117]。可以想見,1938年12月,軍令部在想方設法策動海南島作戰的同時,幾乎已經做好了對英作戰的心理準備,并且海南島已經是對英作戰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1938年12月23日,日本內閣通過《外甲116號閣議決定》,正式決定將南沙群島納入臺灣總督府高雄市的管轄之下[118]。此決定直到日本占領海南島后的1939年3月30日才首次對外公開[119],并于1939年3月31日通告了法國政府。此種前后順序的安排顯然是為了以海南島作為據點,有效地保障占領南沙群島的既成事實,因此沒有在占領海南島之前進行公開。然而,內閣于1938年12月23日通過此決定,已經意味著海南島作戰勢在必行,否則南沙群島的占領將缺乏足夠的軍事保障。
此種局面之下,軍令部的草鹿采取了謀略,對陸軍進行欺騙。草鹿對于陸軍擔心海軍獨霸海南島的憂慮心領神會[120],為了消除陸軍的憂慮,他與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簽訂了一份秘密協議。協議中承諾海軍部隊在海南島建立基地只是為了配合當下作戰情勢,占領后不會進行任何政治、經濟相關工作[121]。在此基礎上,陸軍方面表示同意。軍令部隨即于1939年1月13日晨派參謀在東京車站知會了內閣總理大臣平沼騏一郎,平沼沒有表示異議[122]。當天下午1點開始的御前作戰會議中,海南島作戰獲得通過。
1939年1月19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王向陸海軍發出聯合指示,強調“為設立飛行基地,對華南進行空中作戰及封鎖作戰,大本營決定進攻海南島的重要區域”。附件《北部海南島作戰陸海軍中央協定》中指出作戰目的在于,“在海南島北部建飛行基地進行空中作戰以及封鎖作戰,占領海口附近的重要地區”,因此,“占領區的軍隊除駐兵及自我生存的必要以外,不在當地實施各種政策性工作”[123]。作戰命令顯然延續了陸海軍之間秘密協定的內容,這是日本陸海軍相互牽制與妥協的結果。但是,如果考慮到攻占海南島后海軍意欲長期掌控海南島的領土訴求,草鹿龍之介所提出的秘密協定顯然是一種以退為進的謀略。
1939年2月10日,陸海軍聯合進攻海南島。進攻作戰前,日本海軍掌握的情報顯示,海南島的中國守軍分別有保安第5旅第1團900人、第2團700人,新編守備軍1750人,共產黨的獨立大隊300人,秀英炮臺部隊250人,共3900人,步槍1800支,輕機槍110支,重要港灣敷設了水雷[124]。面對武器裝備落后的海南島防線,日本海軍卻在作戰中派出數量龐大的艦隊與海軍航空兵(戰艦30艘以上,航空隊5隊,飛艇隊1隊),編隊中還包括航空母艦“赤城”號[125]。第一運輸梯隊運載陸軍兵力達1萬2千余人,另外,4個海軍特別陸戰隊(人數未知)從三亞方面登陸,軍令部第一部部長宇垣纏、皇族高松宮宣仁親王也親自到海南島督戰[126]。海軍大規模地在海南島投射兵力含有在南海海域進行實戰演練的意圖,而實戰演練之目標顯然為英國。例如,“赤城”號航母沒有投入實際作戰,而是環繞海南島及北部灣航行,對各重要海域進行了勘測工作[127]。海軍攻占海南島后,《昭和14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1939年度)于1939年2月27日獲得通過。作戰計劃的說明中稱,“本年度首次制定了中日戰爭情況下,爆發對英戰爭時的作戰要領和相關策略”,并詳細地設計了對英開戰時日本陸海軍可能派遣的具體部隊番號、戰時海軍編制、各艦隊的作戰任務及攻擊、埋伏地點(新加坡、婆羅洲島、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印度洋等)[128]。可見,日本海軍占領海南島之后,進一步強化了對英開戰的準備。至此,在軍令部的積極策動之下,占據海南島作為南洋據點,以確保對英作戰的戰略優勢這一日本海軍的夙愿,就此達成。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1930年代中后期遠東國際關系與日本海軍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