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別想舉兩個企業的例子。一個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的一對夫婦創辦的，需要投資的時候他們去找風投，找了72家風投沒有一家愿意給錢，因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筆錢。風險投資家是些非常聰明的人，削尖腦袋找有利可圖的項目，但也經常眼濁！

另外一個例子是騰訊的馬化騰。我曾遇到過一個風險投資家，他曾在飯桌上對我說，現在一想起馬化騰就想扇自己兩耳光，我問為什么，他說當初馬化騰就想要50萬美元，他愣沒看上。馬化騰找不著錢，好在最后碰到一個南非的風投給了錢，騰訊公司現在的最大股東不是馬化騰，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資公司。

我舉這些例子，就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所有重要的創新，所有因創新而成功的新企業，更進一步是所有新產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新技術的價值最初是無法預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關的應用技術出現之后，它才能顯示出來。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沒有辦法對新產業、對創新做任何規劃，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所謂的產業政策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這也正是我們需要企業家的原因。也可以說，如果技術和創新是可以預料的，我們不需要企業家，我們只需要政府官員和科技干部。我們需要企業家就因為創新是不可預料的，所以需要企業家的警覺、想象力、判斷力，需要企業家不斷試錯，市場競爭決定誰成功誰失敗，成功的創新就被別人模仿，在市場上不斷擴散，推動了人類的進步，也給你帶來利潤，失敗了你就自然消亡。扼殺了企業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創新之路。

03、產業政策是豪賭

產業政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要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的、物質的）投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這實際上是一種豪賭，連盲人摸象也談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員對未來技術和產業的判斷比企業家更敏銳，當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員確實很有企業家精神，但總體來講政府官員要比企業家在創新方面更為遲鈍。當政府官員認識到某種技術的重要性的時候這種技術基本上已經過時了，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機廠家只搞組裝，沒有核心技術—彩色顯象管，所以政府花數十億美元進口了幾十條彩色顯象管生產線，結果顯像管生產線還沒裝配好的時候，技術就過時了，因為我們進入了數字時代，顯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專家制定產業政策呢？也不行，因為專家可能有硬知識，但沒有創新所必須的企業家的敏銳性和軟知識。如果要依靠專家的話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專家認為正確的東西很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像我剛才舉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個人一塊投票的話，72個人投反對票，只有一個人投贊成票，這個項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說專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況有些專家說某個技術重要，其實是為了多得到科研經費。

靠企業家制定產業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為有資格被邀請參與政策制定的企業家一定是已經成功的企業家，但過去的成功不代表未來的成功，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創新通常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創業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領袖。不妨設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國政府組織一個產業政策委員會，由比爾·蓋茨任主席，互聯網時代就不會這么快到來，因為比爾·蓋茨當時根本不看好互聯網，只看好PC。同樣，如果2000年左右中國組織一個企業家主導的產業政策委員會，由CCTV投票選出來的十大年度經濟人物來組成，并且由柳傳志和張瑞敏聯席擔任聯席主席，我想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可能不會像今天這么好，更可能的是計算機行業和家電行業的產能過剩。像我剛才講的，好多創新就是名不見經傳的人做出來的，成功之后我們好多判斷就變得失誤起來了。這就是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業家在替代老的企業家。這是認知方面的原因。

04、不搞砸絕不罷手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除了認知方面的原因，還有激勵機制方面的問題。
政府官員的激勵和企業家很不一樣，企業家試錯，失敗了損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員做事成功了沒有與此對應的貨幣收益，失敗了反倒可能要承擔一定的職業風險（盡管并不總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員考慮更多的是怎么回避個人責任。

回避個人責任的一個辦法就是聽取專家的意見，這樣任何政策出問題以后都可以說事先征求過專家的意見，官員自己當然就沒有責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說，聽取專家意見已成為政府官員推卸責任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辦法就是忠實執行上級政府的政策，中央號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風”，別人（其他地區）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別人做動漫，我也做動漫，別人做太陽能，我也做太陽能。這樣即使最后失敗了，大家都失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失敗了，我個人當然也就沒有責任。光伏產業的情況就是這樣，中央決定發展光伏產業，全國都這么搞，我也這么搞，各地都這么搞，最后就搞成這樣子。所以我們看到，一旦政府鼓勵任何一個產業，這個產業一定會變得產能過剩，危機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產業，不把它做砸絕不會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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