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正與其作戰的國軍,其宣傳則主要側重于官兵平等、北上抗日、優待俘虜等,如“不打抗日的紅軍,嘩變拖槍當紅軍打日本。”“反對野蠻的肉刑,反對打罵與虐待士兵!”“紅軍優待白軍俘虜兵,歡迎俘虜兵當紅軍!”等等。(《總政治部關于瓦解貴州白軍的指示》1935年1月1日)
而到了少數民族地區,則更強調反對民族壓迫,實行民族平等,如在苗族地區的宣傳標語是“實行民族平等,在經濟上政治上苗人與漢人有同樣權利!只有實行共產黨的主張,苗人才能得到解放!” “苗人自己武裝起來,反對國民黨軍閥的壓迫屠殺”,“共產黨是主張民族平夠、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等,針對國軍中的苗瑤士兵,更是鼓動“苗瑤弟兄不替壓迫苗瑤民族的國民黨軍閥當兵,嘩變拖槍到紅軍來!”(《紅軍長征過龍勝資料匯編》)
3、一個老辦法:免費“請貧苦農民吃飯,炊事員一邊給群眾端飯,一邊做宣傳工作。”
除了漫山遍野的標語之外,其他宣傳方式如唱歌、喊口號、開群眾大會等都面臨如何吸引民眾注意力的問題。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彈唱老百姓就會買賬的,需要紅軍搞多種多樣的其他方式把他們吸引過來,才能真正有效。
據楊秀山回憶:“我們還采取了一個老辦法,請貧苦農民吃飯。那時候請吃飯很簡單,用地主家的糧食做一大鍋飯,殺上地主家一口豬,燒一大鍋菜,請老百姓自帶碗筷來吃。當地雖比較富裕,但吃不上飽飯的群眾還是很多的。窮苦人家聽說紅軍請吃飯,男女老少帶上碗筷都來了。我們的炊事員一邊給群眾端飯,一邊做宣傳工作。聽了我們的宣傳,有的窮苦農民當場就悄悄向我們反映情況,有的還自告奮勇給我們領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們又把衣服、糧食分給群眾。這樣,接近我們的群眾更多了。有的要求當紅軍,有的主動給我們送情報,告訴我們,哪家地主最壞、最富,使我們打土豪的目標更準了。群眾發動起來后,我們招收了不少新戰士,還組織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擊隊。后來,又動員他們編到我們團當了紅軍。”(楊秀山《在隴南》,《星火燎原紅軍長征專輯》P291)
為了擴紅,紅軍的宣傳部門可謂煞費苦心。
4、宣傳動員不是每次都能贏得群眾
僅僅靠宣傳,恐怕很難讓民眾真的跟紅軍“干革命”或者“北上抗日”,比如康克清回憶其在遵義動員老百姓時就碰了壁:“在遵義動員老百姓參加紅軍,不像甕安縣那么容易。經過我們在集市上動員宣傳,隨后有八九個青年人跟我們來到司令部,他們全是衣衫檻樓的窮人,大冷天里好幾個人還打著赤腳。潘開文招呼他們吃午飯。他們很少說話,問他們一句,只答半句。吃過飯,一個說要解手,幾個人都要去,潘開文叫他們快點回來等著談話分配。半天不見回來,就到廁所去看,那里一個人也沒有了。我同潘開文幾個人研究這件事的教訓,認為還是對他們了解不夠,沒有針對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后來我們改進了工作方法,不但對本人做工作,還到他們的家里去做宣傳動員,幫助解決一些困難。這樣,終于動員一些人參加了紅軍。”(《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P141)
至于他們是如何到人們家里去做宣傳動員的,幫助解決了哪些困難,是如何說服人們跟隨紅軍轉戰南北的,由于資料的缺乏,現在還很難搞清楚。但很明顯,在遵義擴紅上千人,僅靠宣傳恐怕無法做到。
現實利益比革命宣傳更能吸引民眾
1、“我們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們的肩膀說:參加紅軍吧,紅軍里頭有飽飯吃”
紅軍長征所走過的應該說是中國最貧瘠的地區,在這些地方,吃飯穿衣對貧苦人來說是頭等大事。誰能讓他們吃飽飯有衣穿,就足以讓他們感恩戴德并為其賣命。因此,長征途中擴紅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打土豪”分糧食分食鹽甚至分財產。
紅軍所過之處,農民貧苦到何種程度呢?
當時的紅八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莫文驊回憶說:“貴州到處種植鴉片,人們吸毒成癮,變得癡呆,喪失勞動能力。他們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條蓋的房子,屋頂蓋著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帶,有些少女連這樣的布帶都沒有,赤條條地在地里干活,當地農民幾乎都是赤貧如洗。”(《莫文驊回憶錄》)據譚友林,在貴州黔大畢地區“流傳著這樣的歌子‘羊毛搟氈子,洋芋野菜過日子,要吃苞谷飯,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飯,除非二輩子。’群眾餓飯是常事。”這種情況不僅貴州地區有,在少數民族地區更是普遍,據原紅一軍團的肖鋒日記記載:“數天來全在苗胞地區活動,苗民很窮,沒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兩條褲子,誰出去誰穿。” (《肖鋒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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