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序言中稱：包括他和龔楚在內的當年 “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并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于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于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著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之中國。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著，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后，此種情況，并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無論在理論上行動上，已??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治的根本；這就使中國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張國燾感慨道：“我們讀了龔楚先生這本書，就可以了解和同情當時青年這一不平凡的經歷。面對中國半世紀來的這許多演變，也將發生無限的感慨。”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龔楚在自序中稱：“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國內戰爭中，我是紅軍中一個流汗流血備嘗艱苦的高級指揮員。我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舊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憋@然，這是為他后來的叛變預設理由，即：革命本身發生了逆轉，烏托邦走上了不歸路，革命者又該怎么辦？真乃：叫一聲“革命”太沉重！

龔楚在回憶錄里談及朱德、陳毅，他說：“那時我們忙得要命，因為軍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陳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雖很喜歡接近工農群眾，而且是一個措詞通俗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他每與群眾談話，首先必問人家的家庭狀況，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著就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一個工人或農民常談一兩個鐘頭而不倦。他身負軍事重任，對于地方群眾工作，確是無暇兼顧。至于陳毅，他是法國留學生，返國后即任江西永豐縣長，缺乏群眾工作??驗，指導群眾工作，僅說些原則性的問題，既不夠深入，也不詳盡。因此，一切群眾運動的計劃和指導，多由我負責?！?/p>

龔楚在香港寫回憶錄，橫跨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其間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呈多元。龔楚現身說法，似乎更增添了“過來人”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分量。彼時，在井岡山會師，龔楚初見毛澤東，“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因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有長遠的斗爭歷史，經驗豐富，我很激動地對他說：‘我們今后能夠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斗爭經驗，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矏傃笠缭谒拿忌?，含笑地對我說：‘好的，我們大家努力創造一個新局面！’”而不久之后，龔楚對毛澤東就有了戒心，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見，因為在此前后當地軍政首領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陳毅的信，詳述何挺穎告訴他有關毛澤東的近況，并鄭重地說毛是工于心計的人，今后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后來“杜修經對我說：紅軍前敵委員會的組織，中央擬以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不設書記，目的是防止毛澤東操縱，現在又以毛澤東為書記，將來你們須要防止他操縱，否則的話，麻煩又多了”等。

龔楚說：“中國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后，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于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布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分表露出來了。朱德在當時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軍隊轉移，我和他見面，他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總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送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p>

彼時，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的關系已呈緊張態勢，龔楚認為“朱、毛”發生齟齬，原因在于：“（一）毛凡事都自行決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為他守住井岡山，使朱德不滿。（二）（朱德）對毛澤東要以井岡山為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興趣。（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愿跟著毛澤東作抗命行為。”但龔楚也認為毛“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二）他有組織天才?！?/p>

由于是“三親”史料，龔楚的上述回憶自然很有分量。毛澤東隨后又與退入蘇區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很深的矛盾，據龔楚回憶，圍繞“長征初期的爭論”，“當時我覺得毛澤東的見解很對，屢欲起而發言，但想到我受過嚴重處分，恢復黨籍不久，也就不愿參加這次辯論了”。

但龔楚在回憶往事時，因其身份和資歷的特殊，難免自炫，看輕他人。他認為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對于左傾路線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認為是《龔楚將軍回憶錄》的最大看點。龔楚也以此暗示讀者，他之“告別革命”，并非沒有原因。

十年內戰之初，龔楚說：“黨中央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因我自離開廣東后，就沒有與黨的省級黨委聯系，不知黨的政策轉變（當時黨中央還在執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所以不便強加制止，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并使我陷于極端苦悶之中?！焙我浴半y過”和“苦悶”？“在這幾年的斗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殘酷報復，在環環不已的斗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并不是高級統治者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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