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越南持同樣主張的所謂民主人士依然活躍，并以律師、文學家、新聞工作者和史學家居多。他們主張實行三權分立，建立所謂的民主制度，廢除越南共產黨對言論和新聞的管制，效仿西方，主張實行人權自由等。越共十一大前后，越南著手準備修改憲法，并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征集越南各機關、組織、個人和旅外越南人的意見，境內外反共勢力趁機而入，妄圖從國家根本大法上顛覆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和越南社會主義制度，他們集結了國內外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離退休官員，拋出了所謂的“72 知識分子憲法草案”，其矛頭直指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和越南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在越南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
2011 年，越南以反黨反國家罪拘捕了宣揚三權分立的著名律師瞿輝何武。在西方的干預下，該律師拒不認錯，在獄中進行絕食反抗活動，而社會上一些組織和個人也四處為其伸冤，此案產生了強烈社會影響。經過兩年多的抵抗和美國的要挾，這名律師在 2014 年 5 月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到了美國。在“中海油 981 事件”發生后，該律師在美國之音等媒體上大肆進行反共和反華宣傳，公然號召越南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放棄共產黨政權，這樣才能與美國結盟來對付中國。
( 二) 借南方反政府舊勢力挑起民族主義，激化中越矛盾
泰耶所說的“抗戰時期的老兵”，是指那些在解放越南南方過程中，越南共產黨派往南方參戰的軍人。戰爭結束后，他們成立了“抗戰老兵俱樂部”，發行報刊，要求解放南方后參與越南國家政權，但南北統一后越南共產黨成立了“越南老兵聯合會”( 或稱“越南退伍軍人聯合會”) 來改組“抗戰老兵俱樂部”，一些俱樂部領導因此不滿，轉而攻擊越南共產黨，并轉向原西貢政權立場。這些退伍軍人中有部分人陸續到海外繼續活動，還有一些則留在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他們利用黨內不同政見者，時不時內外策應反共反政府活動，或通過上書領導人以影響決策，對越南的政治走向構成干擾。例如 2014 年 7月底發生的所謂“61 名越共老黨員呼吁改革”的公開信，實際上簽名的大部分是來自越南南方的主張西化的人士。
隨著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這些所謂的不同政見者一方面打著民主化改革的口號，企圖通過民主改革瓦解越南共產黨政權; 另一方面利用中越兩國在南海主權上存在的糾紛，抬出前南方越南共和國政府即西貢政權的立場，不承認北方領導人在南海問題上曾經作出的表態和承諾，否認中國南海主權，要求越南共產黨根據西貢政權的立場和所謂史料為法理依據，逼迫越南共產黨對中國強硬，收回南方政權軍隊曾占領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搞西沙海戰紀念活動，并對在兩次海戰中陣亡的士兵舉行祭祀儀式等。在民族主義高漲和各種壓力下，越南國會于 2012 年 6 月通過了《海洋法》，用法律的形式把西沙和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水域的主權固化，從而堵住了越共政權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與中國談判妥協的退路。過去兩年的事實證明，這些行為已經對中越兩國關系產生了惡劣影響。
( 三) 利用少數民族和宗教問題攪亂社會治安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越南的土地問題越來越凸顯。國外反動勢力趁機利用這一矛盾，挑起了多起農民和土地問題的嚴重事件。在少數民族集中的中部西原地區和西北部山區，敵對勢力利用干群關系糾紛，打著宗教幌子進行滲透，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反政府組織，伺機策動反政府群體事件。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在越南太平省發生了轟動全國的農民與地方干部沖突事件。2004 年前后，一股分裂勢力聲稱要在西部山區建立偍加王國，并發生了教民與地方官員的沖突;2010 年，河內周邊也由于教會土地被征用而引發了教民和政府之間的沖突; 2011 年，越南北部山區發生了數千赫蒙族群眾圍攻地方政府事件，最后越南政府不得不動用直升飛機進行驅趕。2012年以來，由于征地引起的糾紛越來越激烈，不少地方發生了暴力事件，甚至有人綁架官員，攻擊執法人員。這些現象在越南社會已經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越共中央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事件得到了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對越南政治和社會安定構成嚴重威脅。越南政府采取高壓進行打擊，但卻成為西方攻擊越南人權狀況的主要依據。
( 四) 部分海外歸國的自由派人士致力于喚醒人們對西貢政權的懷舊思潮
越南的革新是一個逐漸開放和融入國際的過程。越共十大后，在“全方位、多樣化、全面、主動而積極地融入國際”的對外戰略思想主導下，越南放棄以意識形態劃分親疏的外交方針，對待海外越南人的政策也開始轉變。無論是那些 20 世紀 50—60 年代由于對越共政權不滿而流亡海外的越南人，或是曾經為西貢舊政權效忠的官員，都被模糊地冠以“海外愛國越僑”而受到越南政府的召喚，歡迎他們回國來幫助祖國發展。于是，一部分海外越南人返回越南，或明或暗地經營文化出版物。這些人用電影和文學等藝術表現形式，通過對場面、段落的分切、組接、選擇，美化西貢政權制度下的歷史，或通過挖掘和渲染那些在 20 世紀中期越南“人文—佳品”文化運動中受到批判和打擊的文人的內心細膩感受，引導和激發觀眾的聯想，從而使受眾產生對西貢政權的幻想，引發其對越共文化運動的反思和控訴。海外越南人拍攝的以懷念南方政權時期生活為主題的電影《三輪車夫》、《青木瓜飄香》等在國際上獲獎，盡管越南政府未允許公開播放，但越南電視臺邀請電影導演和演員做嘉賓進行宣傳，因而人們得以通過各種途徑觀看了這些影片。這些文化宣傳對越南社會觸動很大，甚至觸及了領導層的觀念。2007年，曾經被越南政府批判和長期禁言的作家陳寅，在政府沒有正式給他“平反”的情況下被授予國家勛章，表彰他在文學創作中的成就。但是，越南政府在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之后，沒有任何后續的舉措，表現出社會轉變時期體制性的困惑和搖擺。⑩于是，一種懷念南方政權統治的思潮逐漸彌漫在越南人的思想中，以懷念舊體制和表現舊體制下個人內心感受的藝術題材悄然興起。在這些文化思潮的推動下，越南民眾那種在革命時期對越南共產黨的絕對忠誠與信任開始發生動搖，轉而對南方政權產生了一種模糊的向往。
除了以上方式外，國內外反共勢力對越共的瓦解和滲透花樣繁多，而且越來越隱秘化和提前化。考察中筆者了解到，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各種途徑掌握政府官員的各種社會關系，間接地賄賂腐化官員; 或對他們認為有潛力的黨的后備干部提前進行腐化滲透，使這些干部上任后因擔心“歷史污點”被揭露而不得不任其擺布。越南學者坦言，各種和平演變手段防不勝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