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正是這樣。前資本主義的等級社會卻不是這樣。那些被認為是歐洲大貴族的家族今天仍然是那些家族，或者說它們是800或1000年或者更久前歐洲最尊貴家族的后裔。波旁的卡皮家族（Capetians of Bourbon）——曾經統治阿根廷很長時間——早在10世紀就是王族。這些王公統治著現在法國領地（Ile-de-France），代代相傳。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持續的變化——窮人發財，那些富人后裔喪失了財產，成為窮人。

今天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條市中心大街上的書店里看到一位極其杰出、極其重要、19世紀歐洲大企業極其典型代表的企業家的傳記，甚至在這個遠離歐洲的國家的書店也有他的傳記。我湊巧認識這個人的孫子。他有同樣的姓，他還有貴族頭銜，那是他的鐵匠出身的祖父80年前被冊封的。今天這位后人是紐約市的一位貧窮的攝影師。

這位貧窮的攝影師的祖父成為歐洲最大工業家之一的時候，還身處貧窮的一些人今天卻成為工業巨頭。每個人都能夠改變其地位。這就是等級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制度的區別。在后一個制度下，如果人沒有取得他企圖達到的地位，他只能責備自己。

迄今為止20世紀最著名的工業家是亨利·福特。他從朋友那里借來幾百元創業，在很短的時間里，他創造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業之一。人們每天都可以發現幾百個這樣的例子。

紐約時報每天都刊登長長的訃告名冊。如果你閱讀逝者生平，你或許會發現一位紐約街角賣報出身的杰出企業家。或者一位銀行初級職員出身但去世時是該銀行總裁的人。當然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達到這些位置。并非所有人都想達到這些位置。一些人對其他問題更感興趣，而對這些人來說，今天有著封建社會時期、等級社會時代并不存在的途徑。

然而，社會主義制度禁止選擇職業這項基本自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一個經濟當局，它有權決定有關生產的一切事務。

我們時代的一個特點是，人們用不同的名字稱呼同一個事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個同義詞是“計劃”。如果人們談論“計劃”，他們當然指的是中央計劃，那意味著政府做出的計劃——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從事計劃的計劃。

一位英國女士，她是上院議員，寫了本書《計劃還是無計劃》（Plan or No Plan），在世界上頗受歡迎。這個書名是什么意思呢？她說“計劃”的時候，她僅僅指的是列寧斯大林及其接班人構想的那種計劃，那種主宰一國所有人所有活動的計劃。因此，這位女士指的是排除一切個人計劃的中央計劃。她的書名《計劃還是無計劃》是虛幻的，是欺騙性的；可供選擇的不是中央計劃還是無計劃，而是中央政府當局的全面計劃還是個人制定并執行自己計劃的自由。其實每個人都計劃其生活，計劃他的每一天，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變他的當天計劃。

自由民每天都為他的需要而計劃；他會說：“昨天我還打算一輩子都在科爾多巴工作。”但是現在他得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條件更好，于是改變了他的計劃，他說：“我不在科爾多巴干了，我想去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民可能搞錯，可能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其實是個錯誤。可能對他來說科爾多巴的條件更好，但是計劃是他自己制定的。

在政府計劃下，他就像軍隊的士兵。軍隊的士兵無權選擇他所屬的部隊，在哪里服役。他必須服從命令。社會主義制度——卡爾?馬克思、列寧和所有社會主義領袖所知道并且認可的——就是把軍隊規則運用于整個生產體系。馬克思談論“工業大軍”，列寧主張“根據軍隊模式組織一切——郵局、工廠和其他行業。”

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都取決于最高當局成員的智慧和才能。最高獨裁者——或者他的委員會——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予考慮。但是，人類在漫長歷史中積累的知識不可能為每個人獲得；在過去的世紀里，我們積累了極其大量的科學和技術知識，沒有人能夠掌握這一切知識，即便最聰明的人也不行。

而且人是不同的，人是不平等的。人們將永遠如此。一些人在某個方面很有天賦，在另一個方面不那么有天賦。一些人有發現新路徑、改變知識走向的才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進步和經濟進步是通過這些人取得的。如果一個人有一個想法，他就會去找幾個能夠認識到他的想法的價值的人。一些認識到這樣想法的可能結果的眼光深遠的資本家就會投資使之得以實施。其他人開始可能會說：“他們是笨蛋”；但是一旦他們看到這家企業興旺發達了，人們踴躍購買其產品，他們就不再這么說了。

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制度下，一個想法能夠被付諸實施之前之前，必須取得政府當局的許可。這可能很困難，因為只有領導層的一群人——或者只有最高獨裁者本人——才有權作出決定。如果這些人——由于懶惰或者老齡，或者由于他們不夠聰明不夠有學識——不能理解新的觀念的意義，那么新的項目就不能實施。

我們可以看看軍事史的例子。拿破侖無疑是軍事天才；然而，他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始終未能解決這個問題，最后他因此被打敗，被獨自流放到圣赫勒拿島上。拿破侖的問題是：“如何征服英國？”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需要海軍跨越英吉利海峽，有人告訴他，他們有辦法實現渡海，這些人——在帆船時代——有了新的蒸汽船的想法。但是拿破侖沒有明白他們的主張。

還有就是著名的德國總參謀部（Generalstab）。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被普遍認為具有無以倫比的軍事智慧。福柯將軍領導的法國總參謀部也有類似的聲譽。但是德國人和法國人——后來在福柯將軍的領導下打敗了德國人——沒有認識到航空對于軍事的重要性。德國總參謀部說：“航空只能是娛樂，飛行是閑暇人們的享受。從軍事觀點看，只有飛艇才有用。法國總參謀部也持同樣觀點。

后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一位將軍相信航空將對于下一場戰爭十分重要。但是美國所有其他的專家都反對他。他無法說服他們。如果你要說服一群與問題的解決不直接相關的人，你就永遠無法成功。非經濟問題也是一樣。

曾有畫家、詩人、作家、作曲家怪罪公眾不理解其作品，他們因此生活貧困。公眾當然可能會判斷低下，但是當藝術家說“政府應當支持偉大的藝術家、畫家和作家”時，他們就大錯特錯了。政府應該委托哪些人來決定一位新人到底是不是偉大的畫家呢？這必須依靠評論家和藝術史教授們的判斷。這些教授們總是回顧歷史卻很少表現出發現新的天才的能力。這就是“計劃”體制和每個人為自己謀劃和行動的體制的巨大差別。

的確，偉大的畫家和偉大的作家經常必須忍受艱難困苦。他們可能在藝術上取得成就，但并不總是能夠發財。梵高無疑是偉大的畫家。他經受了難以承受的困苦，最后在37歲時自殺。他一生只賣出了一張畫而且買主還是他的堂（表）兄弟。除了這次收入，他一直靠他那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畫家的哥哥供養。但是梵高的哥哥理解畫家的困難。今天，少于10萬或者20萬美元買不到梵高作品。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梵高的命運可能會不同。一些政府官員會征求一些著名畫家的意見（無疑梵高根本不會承認他們是藝術家），這位半瘋或者全瘋的年輕人是否真是值得支持的畫家。他們毫無疑問會回答說：“不，他不是畫家；不是藝術家；他不過是在浪費顏料而已”；政府會把他送進牛奶加工廠或者精神病院。

可見，年輕一代的畫家、詩人、音樂家、記者、演員對社會主義的熱情是基于錯覺。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這些人群身處社會主義觀念最狂熱支持者之列。

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經濟制度的對比而言，問題稍有不同。社會主義論者們從未懷疑現代工業以及現代企業經營都是基于核算。不僅工程師在計算的基礎上制訂計劃，生意人也是一樣。生意人的核算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在市場經濟中，物品的貨幣價格不僅是對消費者的信號，也向生意人提供了關于生產要素的重要信息，市場的主要功能不僅是決定生產過程的最后階段和把物品交到消費者手中的過程的成本，也決定了之前的那些步驟的成本。整個市場體系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不同的生意人之間存在經過核算的勞動分工，他們相互競爭，獲取生產要素——原材料、機器設備——和人力要素，也就是勞動力。離開市場價格，生意人的這種核算無法進行。

一旦取消市場——社會主義者希望這么做——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一切計算就都沒有用了。技術人員能夠提出大量項目，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是同樣可行的，但是要弄清其中哪些項目從經濟的觀點看最優，就需要生意人的基于市場的核算。

我論述的問題是與社會主義相反的資本主義經濟核算的根本問題。事實是，經濟核算，還有所有的技術規劃，只有在存在貨幣價格時才可能實現，不僅消費品如此，生產要素也是一樣。這意味著必須有原材料、半成品、工具和機器、以及人類勞動和服務的市場。

這個事實被發現后，社會主義者不知道怎么回答。一百五十年來他們一直在說：“世上的一些邪惡都是由于市場和價格。我們要取消市場，當然也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用一個沒有價格沒有市場的制度取代它。”他們想取消馬克思所謂的商品和勞動力的“商品性質”。

對這個新問題，社會主義論者們一籌莫展，最后只能說：“我們不取消市場；我們將承認市場存在。我們將操縱市場。”但是操縱規律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和復雜的問題，我們這里沒有時間做完整的論述。我在著述中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我無法在六次講演中分析它的所有方面。因此，我想建議你們，如果你們對社會主義制度下核算和計劃的不可能性這個根本問題感興趣，請閱讀我的著作《人類行動》。該書有一個杰出的西班牙文譯本。

也請閱讀其他著作，例如挪威經濟學家霍夫（Trygve Hoff）的關于經濟核算的書。如果你們不想只聽一面之詞，我推薦你們閱讀杰出的波蘭經濟學家蘭格（Oskar Lange）關于這個論題的深受好評的社會主義著述。他曾經在美國大學任教授，然后任駐美國大使，后來回到波蘭。

你們或許會問我：“俄國如何呢？俄國人怎么解決這個問題？”這么問就改變了問題。俄國人在一個生產資料、原材料等一切都有價格的世界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因此，他們能夠利用世界市場的外國價格制定計劃。由于俄國的狀況與美國有所不同，結果常常就是，一些美國人認為根本就是荒唐的事情，俄國人認為——從他們的經濟立場看——是合理的、好的。

人們所謂的“蘇聯實驗”沒有證明任何事情。它沒有告訴我們任何關于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核算問題——的知識。而且，我們能夠稱之為實驗嗎？我不相信在人類行動和經濟學的領域里存在科學實驗這么回事。人們無法在人類行動領域做實驗，是因為科學實驗要求人們在各種條件下做同樣的事情，或者維持條件不變只改變一個要素。如果你給患癌癥的動物注入某種實驗藥物，結果可能是癌癥消失了。你可以用患有同一種癌癥的各種動物檢驗。你可以用新方法治療其中一些并與另外一些作對比。在人類行動領域你不能這么做。在人類行動中沒有實驗。

所謂的蘇聯“實驗”只不過表明了，蘇聯的生活水平無法與被全世界公認的資本主義典范——美國——相比。

當然了，如果你告訴一位社會主義者這一點，他會說：“蘇聯的一切都好極了。”然后你告訴他：“可能是好極了，但是平均生活水平低很多。”然后他會回答說：“沒錯，但是你想想，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人多么悲慘，而且我們剛剛打了一場可怕的戰爭。”

我不想討論這是不是正確的解釋，但是如果你否認條件相同，那你就不能說這是實驗。那么你只能這么說（這么說正確得多）：“俄羅斯的社會主義給普通人的狀況帶來的改善，比不上同一時期美國的改善。”

在美國，你幾乎每周都能聽到一些新事物、一些進步。這些進步是企業創造的。成千上萬的生意人夜以繼日地尋找一些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或能夠更廉價生產的新產品，或者更好又更廉價的新產品。他們這么做不是出于利他，而是為了賺錢。結果是，美國的生活水平比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發生了幾乎奇跡般的改善。但是蘇聯沒有這樣的制度，于是蘇聯生活水平的改善無法與美國相比。那些告訴我們應當采取蘇聯制度的人大錯特錯了。

還應該說一些別的。美國消費者既是買主也是老板。離開美國的商店時，你會看見一個橫幅：“感謝光臨，歡迎再來。”但是你走進一個極權國家——不論是今天的蘇聯還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的商店時，店員會告訴你：“你得感謝偉大領袖給了你這個”。

在社會主義國家，心懷感激的不是賣主而是買主。公民不是老板，老板是中央委員會。那些社會主義委員會和領袖和獨裁者才是老板，人們只能服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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