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紅色諜戰起死回生
因絕對實力相差懸殊，共產黨在第一輪國共諜戰中全面落敗，盡管它擁有周恩來、李克農、錢壯飛、陳賡等傳奇人物。
至1936年底，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局勢十分險惡，陜北的物產和人口很難補給紅軍，而國民黨的軍事圍剿日益加緊。1937年初，共產黨員總數為4萬多人，是開展武裝斗爭以來的最低點。生死存亡時刻，西安事變迎來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同意停止進攻蘇區。七七事變標志著抗戰全面爆發，在日本的優勢軍力和壓倒性國力面前，國民黨反共亦有心無力。
周恩來在抗戰爆發后即飛赴上海和南京，最重要目的是與國民黨政府交涉，為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爭取到合法性地位。接見左聯劇作家夏衍等人時，周要求他們留在國統區，不要去延安，且一再強調：工作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組織與宣傳活動一定要爭取公開與合法。
隨后在南京，周恩來充分施展他的統戰魅力，經蔣介石首肯，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那里拿到了《新華日報》的“準生證”。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為抗戰中在國民黨心臟地帶重新恢復組織、出版和開展情報活動，打開了一個全新局面。
“國共再度妥協后，國民政府過去所制定的反共法令，當然是廢止了。根據雙方新的協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可以在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權利，包括居住和獲得工作的權利；即使公開了他的‘身份’，也絲毫不受影響。只是他們不能從事‘共產黨的活動’，尤其不能從事‘地下活動’。”徐恩曾回憶起突如其來的變化。
共產黨人巧妙利用了合法身份帶來的一切便利，重整旗鼓在西安、蘭州、武漢、重慶、桂林等中心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穿著國民革命軍軍服的辦事處人員，雖與國民黨情治系統不斷產生沖突，但國民黨除了監視外很難采取攻擊手段。在桂林辦事處，李克農得到了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的庇護，他才能順利重建南方的地下黨組織。在西安，共產黨把秘密電臺安裝在楊虎城公館里，國民黨特務只能瞪眼頓足。
共產黨新形勢下還吸取了抗戰前的教訓，依據列寧提出的公開斗爭、合法斗爭概念，對諜戰工作做出兩個最重要的改進。
首先，注重長期隱蔽。以往的地下工作為求安全，采取了與社會隔離的政策，很多人是職業革命家，沒有正當職業作掩護，不允許和黨外人士來往，結果這些另類人士很容易引起注意。現在，共產黨要求每個地下工作者不僅取得正當職業并在這崗位上表現優秀，而且須深入社會各階層中廣交朋友，注意不展現激進思想。
其次是收斂鋒芒以保證自身安全，其核心是“守法”，盡量在法令允許范圍內開展地下工作。共產黨在國統區不再建立反對國民黨的團體，而是派黨員滲入到所有現成的、合法的團體里。對于國統區的進步群眾，只維持關系，并不吸納入黨，這既能減少刺激國民黨，也可防止國民黨特工混入。
共產黨及時更改的諜報新戰術，給國民黨造成了巨大阻礙。因路途遙遠和環境封閉，國民黨較難獲得延安的重要情報。在國統區工作的共產黨地下黨，被捕后不再如以往孤苦無依，他們可獲得社會各界和輿論的聲援，最終被共產黨高層人物通過談判領走，這大大減少叛變的可能性。
同黨外人士發展關系的統戰工作更是發揮了巨大威力，它也惠及到地下戰線。“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1939年10月毛澤東首次正式提出“三大法寶”說，統戰居首位。
抗戰中，共產黨卓越的統戰工作分上、下層路線。上層指政治上的團結和分化工作，下層是群眾工作。不滿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國民黨地方派系、左派人物、民主黨派紛紛和延安建立起一定私交。許多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人物，為多置籌碼也跟有合法身份的共產黨合作。1944年在重慶成立的中國民主同盟便是統戰的成果，其主旨是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
抗戰期間共產黨在諜戰上的巨大成就，還體現在吸收大量愛國青年進入它的學校和培訓班，隨后奔赴各地參加各種抗戰工作。其中一些居國民黨要害崗位的人，在日后內戰時做出了重要的諜報貢獻，這被稱作“下閑棋，布冷子”。進國民黨黨政軍關鍵部門工作的人都屬特別黨員，他們不需要參加組織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報，只等情況合適時被激活。
在奔赴戰區前，熊向暉去了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解釋了何謂“閑棋冷子”，“如果一直閑著冷著，于大局全局無損；如果不閑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董必武還鄭重告誡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許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于做閑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卜、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咒罵，也不要認為丟臉，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韌性。”
著名的共產黨潛伏人員，通常是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個組織不嚴密的政黨里，過硬的人脈關系是個保護罩。熊向暉的父親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長，沈安娜也出身自一個望族，她曾在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手下做過速記員。1938年，上級命令她利用舊關系找到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朱家驊謀職。朱家驊非常高興，不僅讓她任秘書處的速記員，還用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身份讓她“特別入黨”。
1940年春爆發的軍統電臺案，表明共產黨的諜報重建工作卓有成效。張露萍、張蔚林等7名潛伏在軍統本部電訊總臺的地下黨被捕，他們曾構成了一個特別黨支部。張露萍能在戰時順利進入軍統的重要部門，不小程度上得益自家庭關系，父親余安民是川軍師長。
國民黨方面的情報機構并不似文藝作品渲染的那么“愚笨”，熊向暉的行動早被對方察覺，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護才多次平安渡險；保密局人員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談話，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驊吧”為由擋開。那時，共產黨還擁有蔣介石曾承諾給予的合法公開地位，國民黨情報機關不便大張旗鼓強硬行事。
抗戰時，國民黨也在實施對共產黨的滲透行動，軍統的“漢中特訓班”培養出大批特務，利用延安召集知識青年的機會，滲透到各部門。漢中特訓班的檔案至今未公布，作家郝在今《中國秘密戰》一書是唯一介紹它的公開出版物。他父親郝蘇是共產黨諜報系統的高官，故他能采訪到羅青長在內的許多共產黨情報界元老，看到許多從未公開的檔案。
據郝在今的說法，共產黨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據地抓了55人。1955年，解放軍攻取一江山島后繳獲一批軍統文件，其中表明軍統在抗戰中向共產黨派出670余名間諜。公安部立即設立603專案，最終抓獲63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