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蘇聯的反美宣傳措施

（一）反美宣傳的開始

1947年9月25日，日丹諾夫在第一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開幕式上作了關于國際形勢的報告，明確指出“戰后形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⑤]日丹諾夫同時嚴厲斥責了英美的“擴張主義”，并羅列了其大量反蘇的“事實”。[⑥]對此，著名冷戰史專家沈志華教授認為：“日丹諾夫的報告可以被認為是莫斯科的冷戰宣言”。[⑦]宣言標志著蘇聯正式進入冷戰總角逐。在文化方面，中央宣傳鼓動部開始出臺相關措施。

1948年1月24日，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向蘇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呈遞了一份報告。報告中稱，美國時事評論家斯基爾（И.Стил）《美元內幕》（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書在美國得不到出版，是因為該書揭露并批判了美國當權集團的外交政策。其若能出版，對蘇聯所進行的反美宣傳是極為有益的。但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與誹謗，最好先由法國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進步出版社出版，然后再翻譯成俄文出版。由一個美國人來揭露美國的侵略政策，并且冠之以《美元內幕》的聳人標題，加上蘇聯宣傳的大力配合，再聯系到當時美蘇之間因馬歇爾計劃和柏林問題的齟齬而引起的明爭暗斗，這種宣傳方式與技巧，無疑會增強蘇聯民眾對于美國統治階層正在進行金錢外交的印象。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中央宣傳鼓動部所期望的印象的達成，并不是由偶然因素所造就的，而是窮盡各種方式、利用各種資源所進行的政治動員的結果。正如當代俄羅斯學者А·В·法捷耶夫（А.В.Фатеев）所總結的那樣：“蘇聯為了建立便利的對信息的控制，宣傳者擁有所有的先決條件：經驗，國家對大眾傳媒以及信息本身的壟斷，公民對當局和報刊報道的信任，低水平的公民政治文化和文化程度，對西方傳統的不信任。”

1948年8月14日，聯共（布）中央出臺了關于文化活動家參加捍衛和平代表大會的決議。在由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起草的這份決議中指出，文化活動家們參加由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法共中央發起的捍衛和平代表大會，是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保衛世界和平”，并特別強調要支持他國提出的抗議美國迫害進步文化活動家的倡議。該代表大會于8月25日到28日在波蘭的弗羅茨拉夫（Вроцлав）市舉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宣傳機關全力進行了宣傳報道，尤其用濃重的筆墨揭露美國迫害進步文化活動家的行為，來為反美宣傳升溫與造勢。但令人費解的是，8月27日塔斯社（ТАСС）記者在報道大會活動時引述了參會代表們之間流傳的走廊傳聞：“英美代表并不喜歡作家法捷耶夫（А.А. Фадеев）的報告，以及愛倫堡（И.Г. Эренбург）的講話所表現出來的尖銳口氣。”由于上下文的缺失，筆者無法斷定該記者引用這番話的意圖何在。但毫無疑問的是，蘇聯當局對法捷耶夫和愛倫堡在大會上針砭美國的發言是滿意的，否則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也不會在1950年5月30日再次通過決議委托法捷耶夫組建和平保衛者代表大會常委會，并任命愛倫堡為副主席。[⑧]實際上，政治局的決議、文化活動家捍衛和平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事后的宣傳報道，共同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美國是反動文化的化身，它迫害進步文化活動家，而蘇聯則是進步文化的代表與進步文化活動家的守護神。就文化冷戰來講，就是找出美國政治體制、內政外交及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面，與積極正面的蘇維埃文化形成鮮明對比，來達到讓蘇聯及西方民眾認同蘇維埃文化，自覺抵制美國文化侵襲的意圖。

（二）反美宣傳的高潮

1949年3月1日，是冷戰初期蘇聯反美宣傳活動中的一個戰略節點。因為在這一天，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起草了名為“近期內加強反美宣傳計劃措施”的計劃。該計劃詳細規定了蘇聯各大報刊雜志和廣播電臺的反美宣傳內容，要求蘇聯作家協會、藝術事務委員會等機構創作文藝作品用于反美宣傳，組織文藝界和科學界著名專家學者撰寫揭露美國內政外交真相、特別是側重暴露美國生活方式的文章。實際上這份文件不僅是全面的反美宣傳的指導性總綱，還是各個宣傳部門具體反美措施的細則。因為在這份文件中不僅詳細列出了諸如“美國文化的腐朽性”、“教育危機”、“科學為壟斷組織服務”等反美宣傳題材，而且已經匯總了一大批揭露美國腐朽生活方式的作品選題，要求突擊制作并出版。

3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出臺決議，要求突擊出版《美國外交官的真實故事》（правда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書的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版。[⑨]實際上，探尋這本揭露美國間諜與反蘇陰謀的作品的問世歷程，對我們了解這一時期蘇聯的反美宣傳和蘇聯對文化冷戰的重視程度是極為有益的。《美國外交官的真實故事》由文學報出版社根據英文譯出后于2月12日出版。該書作者美國人比卡爾（А.Бюкар）的身份和經歷頗值得注意：“一個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信息處工作的、有著斯拉夫血統的年輕女人，因愛上了莫斯科滑稽歌舞劇院的男高音演員而斷然決定改變自己的命運”。斯大林閱讀該書后在封面上寫道：“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什么時候問世？”與此同時，《真理報》就《美國外交官的真實故事》發表評論說：“書中所反映的事實再一次使我們明白，必須提高警惕，時刻牢記揭發反民主帝國主義陣營特務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的批示與《真理報》的宣傳攻勢配合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遂出臺了3月19日決議，限令外國文獻出版社在4月1日前用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該書各一萬本，并且俄文版要在2月11日出版一萬本的基礎上，加印二十萬本。根據這份檔案所附的解釋，本書之所以要“揭露美國間諜與反蘇陰謀”，正是要影射“遏制”戰略的提出者、當時的美國駐蘇聯外交代表喬治·凱南（GeorgeF. Kennan）。從這一點來看，如此大張旗鼓地推廣該書，就是要在蘇聯及西歐民眾心中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名噪一時的凱南電報提出人、當時的美國駐蘇聯外交代表，是策劃反蘇陰謀的間諜，是蘇聯人民的敵人。相較于蘇聯對美國所進行的文化冷戰的洶涌勢頭，對喬治·凱南的形象刻畫只能算是一朵浪花。

4月1日，蘇聯作家協會也加入到反美宣傳的陣營之中。根據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安排與部署，蘇聯作家協會擬定了加強反美宣傳的草案。[⑩]該草案頗為詳細，筆者僅略舉如下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保證有關文藝作品的出版，創作劇本、電影腳本和小說來揭露美國生活方式。第二，從1949年到1950年，出版10到15本由相關人員所撰寫的、旨在揭露美國生活方式與展現美國勞動人民貧窮狀況的紀實著作。第三，準備出版一系列選集，包括《美國生活方式》（Американскийобраз жизни）、《國外美國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за рубежом）、《美國人眼中的美國》（Америка глазамиамериканцев）、《俄羅斯進步活動家論美國》（Русск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деятели об Америке）和《進步美國人反對戰爭販子》（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отив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等。第四，蘇聯作家出版社準備出版反美題材的劇本《注定要失敗的陰謀》（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енных）、《膚色》（Цвет кожи）、《冷戰》（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和《廣場上的獅子》（Лев на площади）。第五，準備再版如下書籍：《戰后西方》（На Западе послевойны），《在日美國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в Японии）等。從蘇聯作家協會這份冗長的草案內容看，這一時期的反美宣傳是一場精心組織、持續進行、涵蓋廣泛的意識形態攻勢。這份草案經中央宣傳鼓動部審核后報聯共（布）中央書記處通過并實施。

相較于之前的反美宣傳，這一時期的急行軍式的突擊反美宣傳活動的特點，是斯大林等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以及追求書稿的出版速度和反美作品的數量。有一個事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作家什巴諾夫（Н.Н. Шпанов）于1949年3月29日給斯大林寫了一封標題為《關于兩個問題》的信。他在信中抱怨道，他的書稿《戰爭販子們》（Поджигатели）早在1947年就交給了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但至今還未得到出版，該書的內容是揭露英美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且正準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謀。4月20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向蘇斯洛夫報告，說是已經調查清楚相關情況，《戰爭販子們》將在近期內出版。作家什巴諾夫的書稿長期被青年近衛軍出版社擱置，卻因他的一份申訴信和中央宣傳鼓動部的介入，得到了立即出版的待遇，個中原因恐怕還是其爆炸性的內容契合了此時反美宣傳的基調。

5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下屬的藝術事務委員會呈送給馬林科夫（Г.М. Маленков）一份秘密報告。該報告詳細羅列了一系列正在創作的反美題材的劇本，以及近期內要上演的反美戲劇。6月17日，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在上呈馬林科夫的報告記錄中寫道：藝術事務委員會的反美宣傳計劃已通過審核，并報中央批準實施。[11]同年10月6日，應中央宣傳鼓動部的要求，藝術事務委員會向其提交了關于反美宣傳實施情況的報告。10月12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向馬林科夫呈送了反美宣傳的階段性總結報告。報告中宣稱：近期內在各大劇院上演的反美戲劇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目前藝術事務委員會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劃更多的劇目。這些措施的密集出臺，給人的觀感就是，聯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都極為重視通過文藝作品進行反美宣傳。這種對美帝國主義“惡感”的刻意培養，猶如敏銳的傳感器，深深烙印到這一時期的蘇聯文藝作品的字里行間，主導了蘇聯民眾對美國的認知。

另外，“美國之音”（TheVoiceofAmerica）等境外廣播電臺針對蘇聯的“惡毒”宣傳報道，引起了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高度重視。1949年6月28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向馬林科夫呈送一份報告，該報告指出，要加快無短波收音機的生產速度并增加其產量，1949年生產11萬臺，1950年要生產40萬臺，以作為與境外反蘇廣播斗爭的工具。關于蘇聯廣播電臺宣傳報道的大致方向與內容，可以從1949年6月10日中央宣傳鼓動部上呈蘇斯洛夫的 “關于1949年10月境外宣傳報告的選題計劃”中了解到。[12]在該計劃中，10月蘇聯在境外所進行的宣傳報道應側重六個方面，其中第三點是：就“帝國主義陣營從經濟危機走上軍事冒險之路的出口”進行宣傳報道，重點揭露帝國主義正在經歷經濟危機和其準備發動新的戰爭的計劃，尤其要刻畫出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及其走狗鐵托（И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等人的戰爭販子形象。其實只要聯想到蘇美兩國在西歐劍拔弩張的國際局勢，以及此時蘇聯與南斯拉夫的決裂與對峙，就不難理解蘇聯宣傳機構為什么要開動全部火力來宣傳杜魯門、丘吉爾和鐵托是戰爭販子了。這種對英美等敵對國家領導人形象的丑化，與反美宣傳的突擊性一起，構成了蘇聯所進行的文化冷戰的顯著特征之一。

冷戰初期，電視在蘇聯尚未普及，看電影還是當時廣受民眾喜愛的娛樂與消遣方式。利用電影的普及性和影響力，也是蘇聯進行文化冷戰的重要工具與手段。因此，遴選優秀的電影題材來進行反美宣傳并達到預期的效果，遂成了中央宣傳鼓動部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 1949年7月19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呈送給斯大林關于“發行反美題材電影”的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是要將高爾基的小說《黃色惡魔之城》（Город Желтого Дьявола）和上文提到的《美國外交官的真實故事》改編成電影，并稱已經安排好拍攝與上映的時間表。高爾基的這篇小說能被改編成電影的最大動機，恐怕是小說描述了他的美國之行的內容，以及在文中表達了對美國人生活方式的鄙夷與諷刺，極其適合作為此時進行反美宣傳的素材。[13]由此可見，對高爾基小說的改編與上映，已被視為中央宣傳鼓動部實現其宣傳效果的上佳途徑。而已經用俄英法德西五種文字出版并在蘇聯和西歐大力推廣的《美國外交官的真實故事》一書，此時又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建議下改編成電影，其受到如此青睞和重視的原因，據分析，主要是如下兩個方面：第一，該書內容是揭露美國駐蘇聯外交官是間諜且大搞反蘇陰謀活動，具有煽動性與爆炸性，值得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統一籌劃下以紀實文學、電影乃至戲劇為載體來進行連續性的反美宣傳。第二，《美國外交官的真實故事》一書達到了比較理想的宣傳效果，在蘇聯乃至西歐民眾的意識中成功塑造了美國外交人員的丑惡形象。此時將該書改編為劇本，對于蘇聯所進行的反美宣傳會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

除了有組織地進行自上而下的宏大宣傳活動以外，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還非常重視清除妨害這些反美活動的因素。例如，1949年12月12日，前《真理報》工作人員馬吉德（А.С. Магид）寫信給斯大林，強烈建議加強蘇聯公民的警惕性。[14]馬吉德在信中說，讀了昨天真理報關于帕克所著（Р. Паркер）的《反對和平的陰謀》（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мира）一書的評論后了解到，“不僅在莫斯科，而且在各個地方都活動著下流卑鄙的英美間諜，他們正在竊取國防機密并傳播反蘇流言”。繼而他表示要“對于親愛的斯大林同志您，以及我們所有人大聲呼吁：警惕性，警惕性，還是警惕性！在日常生活中，在黨的路線中，在職業組織中都需要警惕性。”當然，義正詞嚴地大聲疾呼提高警惕性或反對美國的，并不只有馬吉德一個人。1951年5月24日，馬林科夫收到了自稱是《美國畫報》（Америка）雜志讀者的來信。讀者哈尼科夫斯基（А. Ханьковский）在信中認為，不久前發行的《美國畫報》第46期所介紹的美國普通工人家庭的收入狀況與日常生活，企圖給蘇聯讀者描繪一幅虛假的美國經濟和社會關系的美好畫面。作者說道：“……逼真的圖表，虛構的數字與事實，將現在的美國描繪成天堂（рай）和理想中的黃金國（Эльдорадо）。……我堅信，美國畫報的虛假宣傳是我們進行反宣傳（контрпропаганда）和揭露美國生活方式的絕佳材料……”。在此需要解釋的是，根據我國學者趙麗杰的研究，《美國畫報》在蘇聯民眾中是極受歡迎的，發行量雖然只有五萬份，但是影響卻非常大，在黑市上它的價格經常達到發行價的三倍就是明證。實際上，這兩封信雖然是寫給最高領導人的，卻是假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之手傳遞的，這兩封信既是中央宣傳鼓動部的反美宣傳效果的體現，也是刺激斯大林、馬林科夫以及整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將反美宣傳持續下去的誘因。由此可見，宣傳主導者與受眾之間的互動，對于此時中央宣傳鼓動部控制和推動的反美宣傳，是極合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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