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戰略界對華認知發生變化，莫迪政府對華政策出現調整，既影響到中印關系整體發展，也對解決邊界問題需要的友好氛圍造成消極影響

印度戰略界與決策層的對華認知出現變化，認為與10年前相比中國目前在解決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對印度重要性的認知、尊重并照顧印度關切等方面出現明顯變化。其認知包括：①中國在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出現變化，早日解決邊界問題被視為戰略目標的共識出現分歧；②中國不再重視印度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地位與作用，中國對印度關系中的全球性和戰略性意義明顯弱化；③中國不再尊重并照顧印度的核心關切，認為中國目前對印度關切保持敏感的立場已經削弱；④中國不再視印度為一個平等的伙伴，而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塑造國際政治經濟秩序。[50]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印邊界對峙更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國希望把印度拉低一兩個等級，象征性地把印度拉回自己的位置。[51]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就表示，印度需要一份精心擬定的計劃和一種有效的戰略，以阻止北京實現其包括確立地區主導地位的決心等近期目標。[52]對于印度戰略精英對華認知轉變的深層次原因，有分析認為，印度文明代表著一種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觀，但在對華政策方面印度的戰略家們采納了“西方”的戰略思維。印度職業外交官、戰略分析家、外交事務記者和具有輿論影響力的人士均來自政治、軍事、經濟和官僚界的精英群體，他們實際上更傾向接受與“西方”結盟。[53]最近有印度學者提出，加深經濟聯系將增強印度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力，外交帶來的收獲將多于軍事報復，建議印度莫迪政府應該把重點放在建立外交聯盟遏制中國而不是進行軍事報復上。[54]

受印度戰略界與決策層對華認知的影響，莫迪政府的對華政策隨之出現調整跡象，中印政治互信提升面臨現實困境。莫迪政府對華政策上曾奉行經濟上合作和戰略上平衡的“雙軌政策”，但自發生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后，莫迪政府對華奉行經濟上“脫鉤”和軍事上“對抗”，其對華政策有走向戰略競爭與對沖的趨勢。目前，中印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受疫情、經濟、輿論以及美國拉攏等內外因素影響，印度對華政策有趨于強硬的態勢，并面臨方向性選擇。印度外長蘇杰生就表示，這一前所未有的發展（加勒萬肢體沖突）將對雙邊關系產生嚴重影響。[55]印方學者也認為，為棘手的邊界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需要中印關系回到一個高度積極的軌道，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印關系中的善意已經喪失，兩國在過去20年中發展起來的友好關系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信任和懷疑。[56]顯而易見，中國致力于從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塑造中印關系的努力面臨挑戰。而且從短中期來看，中印兩國政治互信的基礎被進一步弱化，中方為解決邊界問題進一步塑造并鞏固和平友好氛圍的努力面臨現實挑戰。

（三）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受多因素掣肘始終帶有僵化保守特點，解決邊界問題“三步走”路線圖框架談判難有實質突破

2005年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明確了雙方要“做出富有意義的和雙方均能接受的調整”，“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其中“調整”和“一攬子解決”是協定的核心與關鍵，然而印方對“政治指導原則”的解讀與中方產生歧義。目前，雙方對是否“一攬子解決”以及對如何“調整”的理解都出現分歧，尤其是對實際控制線走向與方位存在較為嚴重的認知差異。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兩國對是否推進澄清實際控制線進程也產生分歧。對于澄清實際控制線進程未能按預期推進，印方認為是中方沒有表現出繼續推進的意愿。同時，在解決邊界對峙的磋商與談判進程中，雙方對如何恢復以及恢復何時的“現狀”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針對中方將1959年11月7日分界線作為實際控制線的主張，印度并不認同，宣稱印度從未接受1959年中方單方面劃定的實際控制線。[57]而對于印方主張的1962年9月8日的實際控制線，中方也不認同。

隨著中印邊界談判進程的深入，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有所調整，但總體上看其立場仍然比較僵化。印度在邊界爭議上普遍不能尊重中國在邊界上的利益主張和訴求，對“一攬子解決”存異議，在談判中追求“只取不舍”，甚至是指望中國承認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并在西段單方面做出讓步。印度對整個邊界問題的態度及其原因可謂極為復雜，在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政策形成過程中，印度政府受議會、媒體和公眾輿論的掣肘之多、影響之大，在世界大國中實屬罕見。[58]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的，解決的難度極大，加上印度在談判中的立場，導致框架談判難以取得實質進展。對于印度對解決邊界問題的立場方式，研究中印邊界問題的澳大利亞學者馬克斯韋爾坦言，印度的方式實際上就是從來不讓步，由它自己定義邊界，并強加給鄰國，而中國在此問題上要明智得多。因為印度拒絕和中國進行實質性談判，始終堅持“我告訴你邊界該怎么劃”，這種頑固立場導致中印不可能就邊界問題達成一致。[59]目前，中印邊界談判已經淪為中印兩國各自闡述本國權利主張的場合和徒有其表的外交形式，其主要作用不是劃界，而是預防、管控和處理中印邊界危機。[60]

（四）印度莫迪政府深化與美國的戰略協調與安全合作，加之事實上的多邊結伙趨勢，印度應對邊界問題的戰略信心上升、戰略耐心下降，表現出一定的戰略冒進和軍事冒險傾向

在雙邊層面，印度與美、日、澳三國的雙邊戰略磋商與雙邊關系均顯著提升，從“2+2”機制建立到雙邊關系定位提升，印度日益在雙邊層面向所謂的“民主價值觀”國家靠近。一方面，印度與三國均建立起外長與防長的“2+2”對話機制，尤其是與美國和日本的“2+2”機制已于2019年提升至部長級，印澳“2+2”對話有可能在未來的三五年內提升至部長級；另一方面，印度與三國雙邊關系定位顯著提升，戰略內涵日益充實。印度與美國于2020年2月決定建立“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系”（CGSP）；與澳大利亞于2020年6月將2009年締結的戰略伙伴關系提升為基于“相互理解、信任、共同利益和共同民主法治價值觀”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CSP）；與日本建立起“特殊全球戰略伙伴關系”，以及兩國政府首腦年度峰會機制，同時與日本簽署有效期為10年的軍事領域《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

在小多邊層面，印度與美國和日本建立起美日印峰會機制以推進三國在多領域尤其是在海上安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印太”和平等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同時“四邊對話”機制化進程明顯提速。2017年洞朗對峙后，莫迪政府啟動了新版的“四邊對話”機制。2017年東盟峰會期間，美日澳印四國領導人同意恢復四邊對話，沉寂近10年的四邊對話開始啟動機制化進程。2017年11月至2020年9月，四國間共舉行了6次對話磋商。2019年9月，四國將對話升級為外長/國務卿級別。2020年3月以來，四國與韓國、越南、新西蘭建立起“四邊+”副外長級多邊對話機制，甚至每周定期舉行多邊視頻會議。目前，四邊對話呈現機制化、常態化和擴大化趨勢，美日澳印四國加強合作的意愿與可能性未來將越來越大。

戰略自主是印度對外政策傳統，在美中競爭中不選邊站隊符合印度的利益，然而印度對中國實力與影響力提升有顧慮，這是其提升與美國戰略協調與安全合作、重新激活四邊對話機制的動因之一。印度加大軍事能力建設，在戰略與安全事務加強與美國及其盟國的合作，將進一步反作用于其對邊界管控的立場與措施。尤其是在應對邊界突發危機事件時，印方在軍事上表現出更主動冒進的姿態，而在政治和軍事政策方面的戰略耐心都有所降低。這增加了印度軍方在應對邊界問題上進一步軍事冒險的可能性。

三 前景展望

長期以來，加強同印度的睦鄰友好合作是中國的戰略選擇和既定政策，中國近年來也致力于彼此的發展戰略對接，但印度在發展議題上日益走向與中國的“競爭與對沖”。事實上，邊界問題分歧不應影響雙邊關系整體發展是兩國間重要共識，兩國反復強調愿以積極態度解決明顯分歧，但邊界問題已經影響到中印更為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的構建。目前，中國的南亞政策被曲解，中國在南亞的政策行為并不能得到印方的理解與認同。印度傳統上將南亞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中國與巴基斯坦共建中巴經濟走廊，被印度戰略界解讀為中國針對印度的大戰略設計。普通民眾與戰略精英對華認知變化，帶來莫迪政府對華政策調整。中國以“五通”為目標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兩個鄰國之間產生的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而這些矛盾與分歧已經開始演變為警惕甚至敵意。目前，一方面是中印真正培育起相互信任的基礎還較為薄弱，缺乏互信導致包括邊界問題在內的雙邊問題持續發酵溢出；另一方面，邊界問題的解決要建立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之上，但缺乏互信也導致互諒互讓的大原則難以貫徹，并進而侵蝕雙邊關系大局。

近年來邊界對峙呈多發態勢，邊界管控機制面臨挑戰，中印戰略與政治互信提升遭受沖擊，解決邊界問題的友好氣氛遭到來自印度的一定程度的破壞，解決邊界問題的緊迫性陡然上升。毫無疑問，解決邊界問題無非三種選擇，一是開戰，二是無限期擱置，三是加速對話機制探討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61]然而，堅持政治解決方向，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早日解決邊界問題符合兩國基本利益并應將其視為戰略目標，這是兩國基本共識，這也就排除了戰爭手段和無限期擱置選項。因此，中印兩國在已有成果和共識基礎上，繼續沿著正確方向積極推進框架談判進程，研究制定解決框架的談判路線圖，爭取達成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仍是目前解決邊界問題的核心任務。同時，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尤其是在出現對峙等緊張局勢下，堅持貫徹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致力于緩解而不是升級邊境局勢，為邊界談判和兩國關系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也是當前最為緊迫的問題。無論是框架談判，還是解決現地邊界對峙，不是只有中方有積極愿望就能實現的，這需要雙方相向而行。

自加勒萬河谷事件后，兩國都向邊境地區強化了軍事部署，同時兩國也通過外交與軍事渠道進行了多層面的磋商與溝通。毫無疑問，中印兩國迄今都表現出不愿讓螺旋式上升的邊界對峙進一步演變為更大規模軍事沖突，兩國軍隊在邊境地區基本處于一種“非戰非和”的消耗戰狀態。目前，圍繞現地脫離接觸的磋商與溝通可謂既有進展也有共識，1993年以來建立起來的多種信任機制對解決邊界對峙問題仍然有效，但雙方在脫離接觸的具體執行上也有難度。目前，中印兩國邊界管控回歸并維持“舊常態”面臨現實挑戰，而應對新態勢的“新常態”還未形成，在此背景下保持耐心和理智對解決邊界問題尤其是應對重大危機事件則至關重要。而且，早在2016年4月第十九次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期間，印方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就表示，談判已經到了雙方政治領導人做出決定達成解決方案的階段。未來，解決邊界問題即使進行到“三步走”路線圖的最后階段，也不僅需要互諒互讓，還需要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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