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伊斯蘭傳道會成員不關心政治，穆兄會則與之相反……

事實上，穆兄會對征服機構政治空間很感興趣。他們組織名單參與市政選舉，成立施壓團體以影響審判，建立左翼組織……他們的目標是捍衛社群利益，同時打算在時機成熟時將施壓團體轉型為政黨。穆兄會自稱走“中間主義”路線，介于政教分離與圣戰主義這兩個同樣讓他們憎惡的派別之間。

Q 人們有時稱薩拉菲主義者為“伊斯蘭教的阿米什人（基督新教的分支，以拒絕現代設施、生活簡樸得名——譯者注）”，也就是說偏安一隅不損害任何人的寂靜主義者……

薩拉菲主義者是虔信者，但絕不是什么寂靜主義者！他們發展出一套激烈而令人難以想象的符號體系來反對法國社會。伊斯蘭薩拉菲主義者在政治層面并不主張轉向暴力，但其對宗教文本嚴格且按字面義的奉行造成了與歐洲社會價值觀的決裂。看看他們是怎樣對待女性的吧。比如說在2019年，法國尚皮尼的伊斯蘭教長（伊瑪目）就教導說“服從丈夫的要求是妻子的義務”，這無異于鼓勵婚內強奸。他接著還以妻子拒絕丈夫這一點來解釋“異教徒”的家庭暴力，說穆斯林女性則自愿屈從丈夫的要求……此外，薩拉菲主義者滲透進了清真寺、大學、伊斯蘭文學，而阿米什人卻并不影響任何人。薩拉菲主義雖然與伊斯蘭教其他派別相競爭，卻也為他們輸送理論彈藥。對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話稍加改動，可以說薩拉菲主義有著在信徒面前將法國社會“虛無化”的能力，他們將法國社會描述成是摧毀伊斯蘭教的事業，說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人想要禁止婦女佩戴頭巾——這并非事實……而要想將法國社會虛無化，只有在有備選典范可供推崇的情形下才能做到。這一典范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穆斯林社會”，成就、暴力與征服的想象故事由此得以復蘇。有些人受此想象驅使，被推動著通過身體與宗教服飾去進行模仿，最終走向暴力行動。

Q 由此導向了伊斯蘭主義的第四派，圣戰者。您提出在薩拉菲主義者和圣戰者之間存在著“思想上的連續性”……

我們提到的伊斯蘭主義社群通過保持這種想象含蓄地導向伊斯蘭國家統治者（哈里發）。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的成員當然不都是圣戰者，但所有圣戰者都出自這一給他們提供了世界觀的生態系統。Sanabil組織專門為穆斯林囚犯提供幫助，該組織一名前任領導人向我講述了他的故事。他首先找到了伊斯蘭傳道會。他跟我說：“伊斯蘭傳道會挺好，但精神層面不很有力。”于是他加入了穆兄會，成為了塔里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的一名忠實追隨者。但那里有太多女性了。他接著找到了薩拉菲主義者，對他們實行的男女性別隔離十分滿意。問題是推動薩拉菲主義的沙特王室遵循美國人的指令。他終于到了伊斯蘭主義的第四派別，既受益于嚴格的薩拉菲主義與精神層面的強勁有力，又能夠憎惡美國。這名男子就這樣歷經了法國國土上相互競爭但并不彼此為敵的所有傾向。由于伊斯蘭主義的這些不同教派在伊斯蘭教的權力問題上相競爭，彼此之間不一定達成共識，但它們知道團結起來對付法國社會及其機構。

Q 巴黎外環的共產主義市鎮歐貝維利耶（以下簡稱歐市——譯者注）因何成了共產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的標志性中繼站？

共產黨人雅克·拉利特（Jack Ralite）自1983年至2003年長期擔任市長一職，他也是首批推行多元文化主義并以人種宗教說來收買人心的人。拉利特及其女婿帕斯卡爾·博代（Pascal Beaudet）為宗教運動，尤其是歐市穆斯林組織打開了大門。但當地伊斯蘭教的核心人物——伊瑪目哈桑·布納姆沙（Hassan Bounamcha）絕非進步人士。他那突尼斯式饒舌與戲言的背后是一名徹底的薩拉菲–穆兄會保守者，日常所為就是將公立學校說成是被社會性別理論迷住了心竅，將政教分離說成是對抗伊斯蘭教的戰爭機器，而猶太人則在政教分離中得到豁免。為了重新當選，帕斯卡爾·博代借助了伊斯蘭主義的網絡。居住在歐市的小說家迪迪埃·達埃寧克斯（Didier Daeninckx）解釋說，這個超過八萬居民的市鎮里只有一半的選民登記在冊，而投票時又有60%的棄權率，因此只消幾百張選票就可以贏得市鎮選舉。針對社群的收買策略由此至關重要。不過社群領導者之后就會要求在工作崗位、宗教場所等領域獲得回報。就這樣歐市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提出要捍衛“社會公正”的“公民聯盟”組織也同樣建立起來，去年還通過允許女性身著穆斯林泳裝“布基尼”進入格勒諾布爾市屬游泳池博得了公眾知名度。伊斯蘭主義有著不停提出更多要求的潛能。一切與其世界構想相沖突的地點——不論是泳池、學校還是健身房——都是應當要求作出修改的戰略要地。他們的設想是通過一系列的訴求在法國構造一個“穆斯林團體”。必須阻止自由派無束縛穆斯林的出現。就像在歐市一樣，經濟危機、去工業化、中產階級外流、當地非宗教人士的不團結，以及人群在同一地點的集中使得這項對行為舉止的控制工作變得容易。左翼有著讓這些人融入共和國的歷史任務，為贏得選票選擇了多元文化的策略。為此就得在哲學上與政治上付出代價，給伊斯蘭主義者的保守宗教計劃提供便利。在另一邊，右翼以保守價值觀為名打著同樣的算盤。民選代表認為他們收買策略的政治代價非常微小：將游泳池專門安排兩小時給穆斯林女性、建造一所清真寺……但他們卻看不到對社會聯系的長期影響。每當政治人物操縱宗教，宗教力量最終都會反過來干預政治。今天，接替帕斯卡爾·博代擔任歐市市長的黛赫薇（Meriem Derkaoui）有著更清晰的共和觀念，反對歐市穆斯林組織在大清真寺的工地上搭建預制的建筑。她能夠抵抗住壓力嗎？

Q 去殖民化運動與伊斯蘭主義的關聯何在？

去殖民理論廣泛影響了學術界，但卻與“基層”相去甚遠。畢竟，那些知識分子主要來自巴黎八大，在街區里幾乎沒有立足點。說到這，我們最近看到去殖民運動者對在芒特拉若利舉行的示威十分熱心，這場示威由2018年被警方逮捕的高中生的母親們發起。12月8號，這些母親（其中大部分戴著頭巾）舉起了一條橫幅，上面有一句用阿拉伯語寫的圣訓：“天堂在母親腳下。”這是一個信號，說明這場示威活動的訴求“得到了薩拉菲主義者的批準”……去殖民運動與伊斯蘭主義者的目標并不相同，但前者為后者提供了削弱國家權威的論據。而去殖民運動者也對薩拉菲主義者感興趣，因為他們認為后者是街區民意的代表。在這之中與斗爭的匯合相比更多的是利益的合流……

Q 不過我們也看到在去殖民運動者中出現了分化。一邊是以烏希亞·布特佳（Houria Bouteldja）的共和國土著黨（PIR）為代表的第一代去殖民運動者，他們將同性戀視作是西方社會的不正常現象，而像阿達瑪協會（Comité Adama）這樣的新一代反種族主義者在捍衛性少數群體的利益……

是的，但反伊斯蘭恐懼癥的斗爭又讓大家重新聯合起來，就像我們可以在11月10號的反伊斯蘭恐懼癥游行中看到的那樣。我前往了游行現場。我看到了被廣泛談論的“穆斯林星”，但也聽到一名反種族主義積極分子塔哈·布哈夫斯（Taha Bouhafs）不停地重復說“我們感謝那些陪伴我們參與此次游行的‘正義者’”……他說“正義者”！這一對猶太大屠殺的暗示十分下流，但卻受到了法國反伊斯蘭恐懼癥聯合會（CCIF）的支持，該組織正是夢想著成為法國猶太機構代表理事會（CRIF）的穆斯林版本。與“伊斯蘭恐懼癥”的斗爭主要就包括了恐嚇和禁止對伊斯蘭主義認識的產生。

2019年11月10號，部分游行民眾在反對仇視伊斯蘭教游行中佩戴的貼紙讓人聯想起納粹統治時期猶太人被迫戴上的識別標記“猶太星”，將穆斯林與昔日猶太人類比的做法激起了民眾的憤慨。游行組織者表示游行出現“走偏”屬少數民眾行為，與組織者無關。

Q 在伊斯蘭主義者對左翼各政黨的滲透行動之后，是歸屬特定社群的競選名單的興起。應當對此感到擔憂嗎？

首先，這一滲透策略仍在進行。在今后的選舉中，不屈法國黨（LFI）中將會出現伊斯蘭主義背景的競選者。其次，我覺得像布魯諾·勒塔約（Bruno Retailleau）提議的那樣禁止歸屬特定社群的競選名單難以付諸實現。阿拉伯世界的前例證明這必然遭遇失敗。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前身在1998年因違反政教分離原則被解散，但這并未能阻止埃爾多安掌權。相反地，我認為像法國反伊斯蘭恐懼癥聯合會創始人、加日萊戈內斯市的競選者薩米·德巴（Samy Debah）這樣的人組織競選名單主要是為了威脅左翼組織，以讓他們丟失選票。左翼對此也心知肚明，不少左翼人士就出現在了反伊斯蘭恐懼癥的游行中。有一部分左翼對伊斯蘭主義者說：“可以，我們把你們加入到我們的競選名單中，我們與你們作必要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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