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一些學者夸大政黨和財閥在抵制日本對外擴張中的正面所用、把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東京的侵略行為歸咎于民族情緒和下級將校自行其是的觀點，詹姆斯·克羅利（James Crowley）等學者很早就指出，日本對外擴張的“基本政策是在內閣中制定的”，“那些主張和反對更具侵略性政策的人也一致認為，日本在（東亞）大陸應當擁有種種損害中國主權的帝國主義特權；他們的分歧僅在于什么才是從不情愿的中國人那里獲得這些退讓的恰當手段”（克羅利：“日本的自主追求”）。商界方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財閥本來就是“軍財相擁”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和鼓吹者，對外侵略和殖民勢必增加相應的軍事采購，有利于四大財閥擴張資本；日產、日窒（日本氮肥料）、森（昭和電工）等新興康采恩也有望自戰爭帶動的重工、橡膠、煤氣等產業中分得一杯羹。在德國和英國對外擴張中發揮重要影響的“軍事工業聯合體”（MIC），在日本也隱隱浮現，并且因為明治憲法留下的政體失之簡陋，其負面作用還被放大了。
我們還可以自“對外政策第一”（Foreign Policy First）的角度審視日本由和平擴張轉向軍事帝國主義、乃至最終提出“大東亞共榮圈”設想的內在邏輯。表面上看，“亞洲門羅主義”是對門羅主義的忠實模仿，作為后者的首倡國，美國正是首先依據門羅主義在西半球建立起地區霸權、再借助外部環境逐步將其擴展為超地區霸權（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馬漢在《美國海上權益今昔與展望》中，將美國艦隊在巴拿馬運河、墨西哥灣以及整個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視為本國在西半球的決定性利益，正是門羅主義的直接反映。但美國門羅主義的實現并沒有那么順理成章——從門羅主義提出的1823年到19世紀最后10年，在這將近70年時間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過是一句空話。美國既無軍事和經濟上的力量確保在西半球的優勢，也無意挑戰依然在美洲維持其存在的英國皇家海軍。英美在西半球的權勢讓渡過程相當復雜：首先，雙方的經濟形態較為一致，都傾向于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雖然主導國家可能不同），這意味著無論哪一國在西半球占據優勢，它都不會追求一種排他性的利益獨占，而會兼顧他國；其次，美國海軍的實力在19世紀90年代之前可以說微乎其微，它無意剝奪英國對維護開放經濟體系的最有利工具——海上優勢的獨占權。只是到了19世紀90年代，當英國因為相對實力的衰退和戰略目標調整，需要將戰略重心放回到歐洲之際，美國海軍才以極快的速度開始膨脹，接替了皇家海軍在西半球的警察職能。而這兩項條件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美日之間都不存在：美國可以容忍20世紀20年代那個以間接方式在中國取得優勢地位的日本，但絕無可能放任日本1931年之后公然從領土、主權和經濟上獨占中國的嘗試；而美國和日本在海上力量方面的沖突傾向，甚至早在日俄戰爭結束后的1907年就成為既成事實了。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的擴張路線，實際上更近似歐洲歷史上那些大陸強國（比如路易十四－拿破侖法國和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國）：首先在大陸上取得獨占性市場和資源產地，隨后以強大的艦隊為投送工具，對主導性海洋國家進行挑戰。這種情況下，當然不能指望美國人袖手旁觀，坐視“共榮圈”在眼皮底下建立起來。
在軍事帝國主義再度勃興的過程中，日本海軍所起的作用無疑令人失望。這種失望體現于兩個方面：一是海軍內部路線分裂，二是海軍淪為陸軍戰略的附屬品。就前者而論，秉承加藤友三郎遺志的“條約派”將領，在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上接受了重巡洋艦噸位相當于美國六成、輕巡洋艦相當于七成的比例，以換取日美沖突不立即白熱化的局面，但強硬的“艦隊派”控制的軍令部很快以“干犯統帥權”為名，將主要“條約派”人物從海軍中清除出去，并將海軍決策權轉移到軍令部手中。這意味著海軍很難再扮演20世紀20年代那種與和平擴張、商業福利主義為友的角色。而恰恰是海軍主導了日本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半島行動，在日后引發了華盛頓對東京的制裁。在戰略主導權問題上，“直到1941年為止，日本的海軍戰略家們一直按照艦隊的作用在于輔助地面作戰來制定規劃，沒怎么研究艦隊遠離本國海域的大規模進攻作戰”（詹姆斯：“太平洋戰爭中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在侵華戰爭全面化的過程中，日本海軍扮演的一直是幫兇和陪襯角色，盡管在對蘇、對美戰爭計劃方面也有一些異議，但不過是瑣碎的細節，太阿早已倒持矣。
順帶也可以論證下，日本歷史學家熱衷強調的“美國石油禁運導致日本為生存而開戰”之說，其實是個偽命題。盡管彼時石油在世界市場上的流通不似今天一般自由，但是列強也更傾向于獲得獨占性的能源產地，但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從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油方面并未遭遇太大阻礙。1930年日本石油年消費量約180萬噸（其中海軍用油35～40萬噸），其中70％來自進口原油；到1935年，石油年進口量增至345萬噸，其中67％來自美國；即使是侵華戰爭擴大化之后的1939年，日本仍得自美國購入445萬噸原油，占其進口總量的90％。問題在于，日本石油消費量的激增實際上是由擴充軍備和對華戰爭導致的，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增加的石油進口量主要用于在中國內地的漫長消耗戰，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也是因中國問題直接導致。換言之，倘無野心勃勃的對華戰爭，日本的對外能源依賴及能源安全遠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而日本海軍在1941年12月的斷然出擊，不過是為眼高手低的陸軍同僚“買單”而已。
“復刻版”戰略：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設計
安德列·博富爾（Andre Beaufre）在《戰略緒論》中提出了一個“戰略金字塔模式”，含義為：戰略是不同方面和層次結合而成的整體，狀如一金字塔，其頂端為政府直接控制的總體戰略（Total Strategy，即我們常說的“大戰略”），它決定了每一子領域的目標并整合其行動；總體戰略之下為軍事、外交、經濟各子領域，它們受總體戰略的指導，同時在各自的框架內又有獨立的全面戰略（Overall Strategy）或曰分類戰略，負責在該子領域內分配資源、協調行動；而各子領域之內的諸項行動本身，即作戰或運作（Operation），則又更次之，形成分別的運作戰略（Operational Strategy）。在不同的歷史與戰略環境中，總體戰略皆得居高臨下，經分類戰略而抵運作戰略，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體。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日本帝國，總體戰略始終處于相當混亂的狀態，分類戰略中，軍事戰略地位超過了其他子領域的綜合，并在事實上綁架了總體戰略；但在運作戰略層面，陸軍與海軍又各成獨立的系統，自行其是、協調不足。
從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海軍在技術和戰略理論方面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中等海軍”、“經濟戰”等思想在兩次大戰之間皆有發端，并在歐洲戰場得到呈現。然而日本海軍卻表現出一種奇特的狀態：在對技術兵器和戰術細節鉆研到極致的同時，其總體的用兵思路并不比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更高明。例如，1907年4月通過的《明治四十年帝國軍隊用兵綱領》，在此后三十余年間始終指導著日本海軍對美作戰計劃。該綱領規定：美日一旦開戰，本國海陸軍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菲律賓，瓦解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前進基地體系，隨后在小笠原群島附近配備警戒部隊，對前來救援菲律賓的美軍主力艦隊作出預警；與此同時，聯合艦隊主力集結于奄美大島附近待命。當警戒部隊證實美軍主力已經逼近日方“絕對國防圈”邊緣的小笠原群島時，主力即朝敵主力的前進方向出擊，全力以赴進行決戰，決戰戰場預定為日本近海：這就是所謂“邀擊作戰”。在“邀擊作戰”的武器體系中，“弩級艦隊（無畏艦）乃是決定今日海戰大勢的最關鍵要素，可謂海軍兵力之基干”。
“海軍假日”期間，日本海軍主力艦噸位被限制為美國的六成，沒有達到七成的預定比例，同時對德屬太平洋島嶼的占領又使“國防圈”的最前線繼續推進。面對此情況，負責研究對美作戰的海軍大學和軍令部作戰部對“邀擊戰法”進行了修改，他們規定：開戰時，艦隊應首先進攻遠東的美國亞洲分艦隊，奪取菲律賓和關島。當美軍增援艦隊前來攻擊時，應以前衛部隊在其航行途中實施遭遇戰，將其逐漸消耗，使美國艦隊的實力被削弱到日本主力艦隊可以接受的程度（即原有實力的七成以下），主力艦隊隨后再出擊，在菲律賓或本土近海進行決戰。該方案正式被命名為“漸減邀擊作戰”，預定的漸減作戰將進行兩個階段，戰列艦、岸基和海基航空兵、潛艇、魚雷部隊都將參戰，以戰列艦為主力。“漸減邀擊作戰”強調先發制人和夜戰，這是日本贏得日清、日俄戰爭的歷史經驗。
在1940年日美關系逐步惡化、日本政府決定轉向“南進”之際，“漸減邀擊作戰”依然是聯合艦隊的基本戰爭設計。它與日清、日俄戰爭的相同點不言而喻，依然是一種有限戰爭，目標在于征服荷屬東印度群島石油產地、并破壞美方摧毀其獨占性“國防圈”（在政治上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能力。一旦美國艦隊在決戰中被摧毀，日方并未打算繼續出兵美國本土、取得某種遙不可及的完全勝利，他們需要的只是對既有占領區的政治承認，此后便可一鼓作氣結束中國戰事，并用幾十年時間慢慢消化勝利果實。作戰的具體步驟也是日俄戰爭進程的“復刻”：菲律賓相當于旅順，美國亞洲分艦隊就是俄國太平洋艦隊，從大西洋趕來的美國主力艦隊相當于波羅的海艦隊，日軍可以各個擊破。
但對美作戰與對俄作戰畢竟存在相當明顯的差異，這一點首先體現在戰場的空間跨度上。在日清、日俄戰爭中，日方基本上只需要奪取某一窄海（Narrow Sea）地區的制海權，任務較為單一，海陸作戰的方向也完全一致。但在日美戰爭初期，大本營（尤其是日本陸軍）的第一目標是奪取荷屬東印度群島石油產地，海軍兵力必須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為防止以新加坡為基地的英國艦隊介入荷印作戰，還有必要對馬來半島實施掩護打擊。但海軍方面的第一目標卻是攻擊菲律賓、使美軍暫時喪失介入能力，為最后的決戰贏得部屬時間，海陸軍方向的目標之間存在顯著的緊張性（Tenseness）。如何在兩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尤其是如何分配用于不同戰場的兵力并使之協調，便成為大問題。
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作戰計劃，暫時解決了開戰頭半年如何度過的問題。這位前駐美海軍武官深知，日本的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遠不如美國，除了在開戰之初就積極作戰、先發制人，迫使美國處于守勢外，別無他法。在1941年1月遞交海相及川古志郎的《關于戰備之意見書》中，山本明確提出“要有在開戰之初就決一勝負之思想準備”，“開戰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毀敵主力艦隊，使美國海軍與美國人民的士氣沮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即必須放大對美作戰在整個戰爭初期的地位，不是單單攻擊以菲律賓為基地的美軍，而是要打上門去、直接襲擊美方在西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夏威夷，徹底癱瘓美國太平洋艦隊，使其在短期內難以恢復，確保日本有足夠時間占領南方資源產地。兵力部署方面，以新銳的機動航空艦隊（航母部隊）用于夏威夷方面作戰，基地航空部隊、水雷戰部隊和部分主力艦用于支援陸軍在馬來半島、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作戰。可以斷言，倘無山本及其幕僚大西瀧治郎、源田實等人對海軍航空兵作用的認知以及賭博心理，軍令部無論如何都不會批準單用傳統部隊同時在多個戰場主動出擊。
1941年12月7日，日美戰爭在整個太平洋上爆發了。當時日軍的作戰方案如下：首先，進攻珍珠港、暹羅和馬來亞北部，空襲呂宋島各機場以及關島、威克島和吉爾伯特群島，入侵香港并在菲律賓、婆羅洲登陸；其次，占領馬來亞全境、新加坡、俾斯麥群島、緬甸南部以及荷屬東印度的戰略要塞；最后一系列作戰行動則要攻占荷屬東印度群島全部領土，并取得緬甸全境和印度洋上的某些島嶼。大本營計劃耗時150天完成以上動作，隨后建立起穩固的防御圈以消化戰果，等待美方援軍前來決戰。實際上，他們的運氣比自己預想的還要好——珍珠港一役，日軍以微弱損失擊沉、擊毀美軍戰列艦5艘，擊傷3艘；僅僅三天后，基地航空隊又在馬來海面擊沉了英國Z艦隊的“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和“反擊”號戰列巡洋艦。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守軍投降；3月9日，荷屬東印度陷落，日本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婆羅洲油田；5月6日，整個菲律賓最后還在抵抗的部分——巴丹半島也向日軍投降。作戰中，日本海軍充分發揮其精兵優勢，以航空力量壓制并孤立盟國守軍，隨后從容展開地面作戰，并利用一定時期內區域制海權的優勢快速推進。而日方為取得如此巨大的戰果付出的代價，僅僅是傷亡15000名士兵、損失380架飛機和4艘驅逐艦而已。
饒是如此，山本五十六的作戰設計依舊沒有脫出“有限戰爭”范疇。他深知“那種要在大于歐洲數倍之戰場上，通過持久戰，自己獨立維持十幾年之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所以對美作戰宜速不宜緩。但山本恰恰相信存在一種虛妄的政治前途——完成第一階段作戰后，日本可以挾新勝之利、與美國火速停戰，從而回避長期消耗戰和雙方最終的正面對決。如果說這種可能性在1939年或1940年還勉強存在，那么在日本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令美國遭遇“最恥辱的一天”之后，已經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公眾人物敢公開談論對日講和——即使是山本這樣的“美國通”，對美國國民性的估計也未免太主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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