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洲門羅主義”到“大正德謨克拉西”

早在明治維新之初，既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海外雄飛”的觀點，鼓吹對朝鮮和中國大陸進行侵略。對比當時日本的主要模仿對象英國，這一做法似乎有些突兀，不過從歷史上看，英國可以施行離岸制衡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歐陸國家在疆域、人口以及軍事力量上的相似性，在這種格局下，西班牙、尼德蘭、法國乃至德國總是交替崛起的。一段時間里，當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處于鼎盛狀態、開始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時，英國可以從容組建制衡聯盟，在不直接投入陸上作戰和擴張的情況下對大陸強權進行遏制。而日本所面對的東亞大陸在歷史上始終是由一個單一強國中國控制的，這個國家曾試圖跨海入侵日本（元朝的忽必烈遠征）；19世紀中葉以后，居于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龐然大物俄國也開始朝遠東擴張，這使得日本對自身安全處境估計的悲觀程度遠遠大過英國，在肢解中國、使其不足以統一東亞大陸以及遏制俄國方面也有著更大的沖動。另一方面，明治維新主要是由長州、薩摩兩大強藩的藩士主導推動的，薩摩因為臨近海洋，歷來有著重視海軍的傳統，而長州藩一直是陸軍的把持者和大陸侵略的鼓吹者。為了爭奪對軍事預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權，長州藩出身的一批陸軍軍人在推行大陸擴張方面可謂不遺余力。

明治重臣山縣有朋在1890年發表了一份《外交政略論》，可謂日本大陸擴張政策的指南。該文曰：“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為守衛主權線；二為保護利益線……大凡國家不得主權線及利益線，則無以為國，而今介于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只守衛主權線，已決非充分，必亦保護利益線不可。”所謂利益線，指的是“與鄰國接壤并與我之主權安危緊密相關之區域”，其焦點在朝鮮和滿洲；如果別國侵入利益線，必須以強力“排出”之。日俄戰爭結束之際，日本剛好實現了這一目標。但美國恰好也在此際鼓吹“門戶開放”政策，希望維護“各國對華商業上之機會均等”，并且“為得此項機會均等”，需要“保護中國領土及行政之完整”，言下之意必須阻止任一國家在中國的獨占性經濟和政治利益。于是日俄沖突的結束也埋下了日美矛盾上升的伏筆。

1911年，參加過日俄戰爭的海軍大學教官佐藤鐵太郎出版了一部厚達900頁的著作《帝國國防史論》，提出了“疏遠自衛，熱衷侵略，必寬亡國之基”的觀點。佐藤認為，最適合日本的國家戰略是“海主陸從”，應當“節制擴充軍備之費，將其用于致力生產事業之進步，所引致之資本增加自可維持國運之伸張”。這個思路實際上是對英國國家戰略更高層次的模仿：停止耗費巨大的陸上擴張，把注意力放到發展海洋經濟上，并以發展海洋能力來帶動鋼鐵、機械、電氣、光學、通訊各個產業的進步，增加國家財富、提高人民收入。佐藤還認為，日本沒有必要保留數量過大的陸軍，因為威脅國運的并非陸上入侵、而是海上封鎖。在日俄戰爭奠定了日本海軍在東亞的優勢地位后，東京在軍備方面只需要繼續鞏固海上優勢，而裁減陸軍不僅節省了開支，還可以提供勞動力和國內市場。對外交問題，佐藤也有他的見解：日本應當扶植并聯合中國，抵消俄國南下的野心；在此情形下，日本扮演的是英國的角色，中國則相當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普魯士，海權與陸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佐藤的觀點代表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界和軍界的一種和平擴張思想：他們希望將日本經濟的基礎轉移到遠航貿易和商業開發上，借助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開發這一地區的資源和市場，同時節制武力、削弱軍費開支。但和平擴張在實施上有幾大問題：首先，作為后發國家，日本所面對的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為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完畢，要在這樣一個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就必須提升硬實力。但佐藤鐵太郎們的“和平擴張”需要足夠的剩余資本、確實的原材料產地和市場，這很難在短期內獲得，較為直接的方法只有重新洗牌，依靠武力改變既有的勢力范圍分布，這與大陸擴張政策不謀而合。此外，日本在日清、日俄戰爭中之所以能獲勝，與英美兩個海洋國家在財政和外交上提供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而這兩個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亞洲秩序有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容忍日本獨樹一幟，于是“海主陸從”路線可謂先天不足。

1905－1907年，美日兩國一度處于戰爭邊緣，老羅斯福總統派遣“大白艦隊”進行環球航行，以威懾日本。在此背景下，圍繞1906年開始起草的《明治四十年帝國國防方針》，日本軍政兩屆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核心是以俄國還是美國為第一假想敵，以陸軍還是海軍為主要的發展方向。由于爭論雙方勢均力敵，最終出爐的是一個妥協案：俄國和美國分別被設定為第一、第二假想敵，陸軍擴充案以平時25個、戰時50個師團為目標；海軍則要建立相當于美國七成實力的一線艦隊，即8艘戰列艦加8艘裝甲巡洋艦。在此之后，陸海兩軍為爭奪有限的預算，繼續展開傾軋。

8艘戰列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的建軍方案也稱為“八八艦隊案”，它是佐藤鐵太郎和另一位海軍戰略家秋山真之通過精細的計算導出的。佐藤和秋山認為，日本的財力不足以支撐一支可以在整個太平洋對美國海軍采取攻勢的艦隊，所以海軍在日美沖突中應當采取守勢，兵力以滿足控制本土周邊海域及與大陸之間的交通線為限。美國海軍分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個方向，需要同時保有兩支大艦隊，如果日本海軍在規模上達到美國的七成，就可以壓倒僅占總實力五成的美國太平洋艦隊，贏得海戰的勝利，或令對手放棄主動進攻的意圖。但這個方案需要的資金相當可觀，勢必與汲汲于擴充陸軍師團的“大陸政策”擁護者發生矛盾。實際上，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的內閣剛剛在1913年底通過高達1.54億日元的海軍預算案，就被山縣有朋聯合陸軍軍人與立憲同志會搞下了臺，預算案也被廢止。

回歸獨占：“大陸政策”再起

大正德謨克拉西、“海軍假日”與協調外交的結合，為日本創造的是這樣一種外部條件：它可以摒棄往往引起劇烈反彈的軍事帝國主義，以和平擴張的方式建立佐藤鐵太郎所設想的海洋帝國。華盛頓體系在明確了“門戶開放”政策的基礎地位和大國間制衡關系的同時，依然給予了日本相當大的自由行動空間。不妨把這組權勢結構和俾斯麥治下19世紀70－80年代的英德關系作個比較：作為外圍海上強國或者說“自由領導者”（Liberal Leader），英美兩國維護的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海上霸權是維護體系的工具，領導者藉由體系獲得的最大份額收益則是體系存在的直接后果。在體系存在所需的基礎條件中，歐洲（歐亞）大陸均勢始終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關鍵點，因為一個完全封閉的巨型大陸市場將導致整個全球性開放經濟體系的崩潰，只有“門戶開放”，商品和資本的流通才能不受制約地進行下去。俾斯麥因為認識到這一點，便決心追求經濟和結盟關系中的“事實霸權”，而遠離以獨占性市場和領土為表征的“形式霸權”，以便和英國相安無事地共處。英美兩國在1922年給予日本的實際上也是類似的選項：由于美國尚未準備好維護“門戶開放”所需的手段（甚至到1941年日美開戰時都是如此），倘若日本愿意以間接和彈性的方式在西太平洋乃至中國擴張商業利益和政治影響，華盛頓和倫敦很難以直接和激烈的方式加以抵制。

但與19世紀70年代的德意志帝國相比，半個多世紀后的日本面臨兩個無法憑自身力量克服的困難，那就是經濟衰退和在中國地位的下降。前者是由“一戰”后世界范圍內的生產過剩和國際貿易摩擦導致的，資本力量相對較弱的日本只有勞動力價格低這個單一優勢，在競爭正處于劣勢。從更大的范圍看，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殖民貿易已不復成為國家財富增長的主要因素，技術取代貿易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日本作為一個工業化發端較晚，資源、市場和人口規模處于絕對劣勢的島國，依舊在按照18世紀的英國模式規劃國家發展戰略，這樣一來，日本不僅在經濟擴張的速度上遜于第一流強國，應對沖擊的冗余度也較小。1929年之后，由于世界性經濟危機和貿易壁壘的普遍建立，日本爆發了“昭和經濟危機”，其193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較1929年降低10％，出口貿易額減少47％（其中對美出口下降34％），工人實際工資下降31％，農產品價格暴跌，774家銀行中有100多家破產或處于休業狀態。由于關稅壁壘和市場分割主義對國際貿易的毀滅性打擊，日本幾乎不可能借助純粹的商業手段從世界市場上獲取復蘇經濟的條件，鼓吹以武力獲得獨占性市場和原料、建立自給自足的“大日本帝國”的“亞洲門羅主義”再度抬頭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問題是“大陸政策”回潮的又一誘因。研究太平洋國家關系史的美國學者克萊頓·詹姆斯（D.Clayton James）有一句精當的概括：“引發20世紀前半葉美日兩國間敵對乃至最終武裝沖突的核心問題，在于中國這個亞洲強國究竟是滅亡還是重生”（詹姆斯：“太平洋戰爭中美國和日本的戰略”）。20世紀20年代日本暫停對華直接入侵的前提之一乃是中國的政治分裂局面，東京大可在各派軍閥間合縱連橫，最大限度地增加實際利益。但1927年之后，情況起了變化，東京被迫面對日裔美籍學者入江昭概括的“四大挑戰”：在中國東北（滿洲）的政治和經濟局勢不斷惡化；北京的外交攻勢；民族主義者的北伐和國民黨內部分化（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探尋遠東新秩序，1921－1931》）。一言以蔽之：中國可能在國民黨領導下重新建立起統一和有效的中央政權，成為一個獨立、親英美的陸上強國，徹底排除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經濟蠶食。昔日“元寇”的恐怖記憶和對大陸特殊利益的欲罷不能在這一刻同時被激發起來了。

于是，以1928年的“濟南事件”為標志，日本開始拋棄短命的和平擴張主義，重回“大陸政策”和武力侵略中國之路。反映在內政上，以出身農民家庭的陸軍青年將校為基干、以“改造國家”、“昭和維新”為目的的軍隊法西斯組織紛紛成立，這些組織以北一輝等思想家的右翼無產階級暴力思想為宗旨，策劃發動武裝政變、建立軍部專政；反映在外交上，陸海軍中的激進分子爭相以“下克上”的方式變更昔年的和緩政策，鼓吹軍備擴充和對外戰爭。“內誅國賊”與“海外雄飛”交相呼應，并行不悖——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策劃“華北特殊化”，從1932年刺殺首相和重臣的“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到1936年的公開軍事政變“二·二六事件”，日本基層與上層的黷武情緒、對內“國家改造”的訴求與對外獨霸亞洲的野心、軍事利益集團與財閥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相互捧場”（Logrolling），他們彼此依舊存有矛盾和戒心，但在對華侵略的“共同事業”中淡化了這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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