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后的24小時里，測序儀自動工作，驅使樣品溶液通過流動槽，接受激光的照射。在流動槽的表面，億萬個DNA片段變成成億萬個微小的彩色斑點。單個斑點的顏色在測序過程中不斷變化，照相機拍下變化區域的照片，并存儲數據。24小時后，測序儀讀完了蓋爾的DNA片段文庫。這些數據傳送到博德研究所的計算機陣列，由它把所有碎片組裝成完整的遺傳密碼——就像是把圖書館里龐大的書堆整理出來，按照正確的書序放上書架。6月15日，星期天，蓋爾和撒貝緹得到消息，計算機的工作完成了。成果是12個完整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組——曾在14人中的12人體內存活的埃博拉病毒。（有兩個人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組，計算機沒能拼出來。）撒貝緹和研究小組開始分析密碼，研究埃博拉怎樣變異。

在七月初，斯蒂芬·蓋爾與撒貝緹小組的一名成員一同飛往塞拉利昂，他們去了凱內馬醫院，帶給他們用于埃博拉疫情的的實驗室設備。蓋爾滿目凄涼。埃博拉患者從鄉村涌進醫院，生命垂危，驚恐萬狀。他們住滿了拉沙熱病房，使這里成了埃博拉病房，醫院臨時趕建了第二處病房，一大片白色的塑料墻和塑料屋頂。這里也住滿了埃博拉患者。新病房有一扇塑料觀察窗，這樣人們就可以看到病房里的親人，跟他們說話。埃博拉病患的家屬都在那窗口前來來往往。蓋爾回憶，每當有病人來到窗前，家屬看到他還活著，能走路了，就有驚喜的歡呼；每有死人的消息傳來，就是悲傷的號哭。人群中有些人沉默無語，對那白房子和醫務工作者身上的「太空服」困惑不解。在這個部分的世界，不是每個人都相信傳染病理論，相信疾病會通過微生物傳播。為什么醫生不讓人在葬禮上看到或觸摸自己的親人？很多人不信任政府，對疫病的宗教解釋流傳甚廣。

烏馬爾·汗正在埃博拉病房里工作。當他走出來，脫下防護服，蓋爾覺得他看上去疲憊又緊張。汗定期與國際援助人員見面，他用手機打了無數電話，給世界衛生組織代表，給塞拉利昂衛生部官員，請求更多的幫助，更多的資源。他也打給家里人，他有九個兄弟姐妹，有的居住在美國，他的父母還在世，住在離首都弗里敦不遠的城市隆吉。他與帕迪絲·撒貝緹交談，他計劃這幾個月就加入她在哈佛的研究隊伍。他迷上了基因組學，他想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基因測序進行得如何。他受不了疫情爆發過程里的官僚主義，撒貝緹告訴我，他總是回到埃博拉病房，在那里他可以躲開各種煩心事。他穿著防護服照顧病人時還更自在些。

汗主持拉沙熱研究計劃已近十年。2004年，他的前任安尼魯·康特（Aniru Conteh），不小心用沾有感染拉沙熱孕婦的血液的針頭扎到自己。十二天后，康特在手下護士的看護下死于拉沙熱。好幾個月，政府找不到任何醫生愿意接手拉沙熱研究計劃。 汗剛剛完成了在塞拉利昂醫學院的實習，同意接下這份工作。

汗是開一輛破舊的汽車來上班的。那年他30歲，溫和英俊，嘻嘻哈哈地跟人開著玩笑。 汗開始了這份工作，給患者格外的關照。有一天，一個名叫約瑟夫·費爾（Joseph Fair）的美國大學生患了極其嚴重的腹瀉。汗去費爾的住處給他看病，那是附近一個天主教布道所里的一間居室，就在那次，費爾見識了汗美好的臨床作風。開了一些抗生素后，汗愉快地對他說：「你會沒事的?！沟?，離開時汗忘了關上門。過了一會兒，費爾聽見他對別的什么人脫口而出：「這家伙快不行了！我可不能讓一個外國人死在我手上！」后來費爾好了起來，他和汗很快就成了朋友。幾年后，他們在新奧爾良一間酒吧一起喝啤酒，費爾告訴汗，第一次見面時他聽見了汗說他快死了。 「好吧，你那時候確實快要死了，」汗回答。費爾說，「可你沒告訴我?！购勾笮ζ饋恚骸肝夷苷f你要死了嗎？你是我的病人。你能想象嗎？」

汗曾長時間在埃博拉病房工作，試圖安撫病人。醫院里一個護士感染埃博拉死了。 她根本沒在埃博拉病房工作過。病毒粒子是看不見的，它們在病房里是天文數字；遍地都是，患者遍身都是。

病毒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在空氣中運動。一種是所謂的飛沫傳染，比如一個人咳嗽時，病毒借排到空氣中的飛沫移動。飛沫只能飛出兩三尺，很快落到地上。另一種方式叫作空氣傳播。 在這種模式下，病毒由微小液滴帶到空中，液滴很快蒸發，只剩下微塵顆粒，可漂浮很遠的距離，病毒的傳染性能保持數小時或數天，并可以被吸入肺部。麻疹病毒粒子就能這樣傳播，人們曾觀察到它穿過了半個封足球場長度的例子。埃博拉病毒很可能能夠通過飛沫傳染，但還沒有證據證明它在干燥情況或附在塵粒進入肺部能夠傳染人。 1989年，在弗吉尼亞州的雷斯頓，一幢養滿猴子的房子里出現了一種與埃博拉有關的絲狀病毒，在猴籠之間傳播，如今它被稱為雷斯頓病毒。雖一直未被證實，但一種可能的傳播途徑，就是清洗猴舍的高壓水喉在空氣中形成水霧，而病毒粒子附著在小水滴上，在整幢房子的換氣系統里循環。埃博拉病毒專家之間有一條行規，如果沒穿生物防護服，你應至少呆在埃博拉患者兩米開外，以防飛沫傳染。

有的埃博拉患者會失去方向感，他們掙扎，搖晃，從床上掉下來。他們會流鼻血，并因此打噴嚏。他們會有噴射狀的嘔吐，嘔吐時可能會咳嗽。有的人大小便失禁，從他們身體排出的所有體液都攜帶有越來越多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凱內馬醫院新建的塑料墻的埃博拉病房里有一種病床，在非洲的醫院很常見，叫作霍亂病床。 霍亂病人有無法控制的水樣腹瀉?；魜y病床上是一張塑料面的床墊，中間有個洞。洞下邊的地板上放一只桶，病人的大便就通過這個洞排入桶中。在埃博拉病房里，護士來清倒便桶并保持病房清潔，但這根本不可能。然后一些護士開始翹班。在熱帶高溫下，埃博拉病房的氣味變得非常強烈。

大概在7月12日，一直在弗里敦與世界衛生組織一起工作的約瑟夫·費爾，從200英里之外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到凱內馬，找他的朋友汗博士。費爾找到了他，但沒能跟他說話，他后來告訴我。汗在塑料的埃博拉病房里，那地方一塌糊涂。 病房里有三十多個埃博拉患者，躺在霍亂病床上，滿地都是人體里排出的各種污穢。 汗當時正在查房，還有一名護士，他們都穿著防護服。

美國埃博拉醫生丹尼爾·鮑什（Daniel Bausch）曾在凱內馬醫院援助，他的同事們最近寫信說，汗曾提到，「我擔心我這條命，我得說出來……醫務人員很容易染病，因為別人生病了首先來找的就是我們?！顾麄冞€轉述了汗的妹妹伊薩塔的話：「我告訴他別去醫院了，但他說，『要是我不治他們，以后誰來治我？』」也許汗想到了他的前任康特博士，他死在了自己負責的病房。

亞歷克斯·莫阿格巴（Alex Moigboi），一個大家都喜歡的醫院老員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然后護士長姆巴魯·馮妮（Mbalu Fonnie）開始發虛、打寒戰，發起了高燒。她是個寡婦但有時還用夫姓?？疲?990年代這家醫院開業時她就在這里工作了。起初她沒太在意自己的癥狀，仍然每周上七天班，每天干14-16個小時。她希望自己只是得了瘧疾，給自己打了抗瘧疾藥的點滴，但沒好。她的埃博拉病毒檢測是陽性。就在同一天，凱內馬醫院的另外兩名護士，法蒂瑪·卡馬拉（Fatima Kamara）和維羅尼卡·塔克（Veronica Tucker），也呈埃博拉陽性。莫阿格巴死于7月19日，兩天后馮妮也死了。

凱內馬醫院的許多員工嚇壞了，開始呆在家里不去上班。到頭來只有汗在埃博拉病房繼續工作，很少甚至沒有幫手。塞拉利昂簡陋、原始的醫療保障系統，在埃博拉病毒的重壓下崩潰，而工作在埃博拉疫情中的各個國際救援組織也捉襟見肘。距離凱內馬80公里，「無國界醫生」組織在塞拉利昂東部城市凱拉洪的一個救治中心接收埃博拉病患。在利比里亞，基督教救援組織「善普施」的醫生和護士在蒙羅維亞附近一所名叫ELWA的醫院面對埃博拉病人應接不暇。汗與帕迪絲·撒貝緹定期通話，「我們是孤立無援了，」有一天他說。撒貝緹告訴他，她和作戰室的同事正在向他那趕派人員和設備，他們也正向全世界呼吁，尋求更多的醫生和援助。「人和援助都在來，」撒貝緹后來告訴我，「但那是杯水車薪?！?/p>

撒貝緹讓汗當心精神緊張和過勞?！缸钪匾氖悄陌踩Ｕ堈疹櫤米约??！?/p>

他告訴她，「我必須盡全力來幫助這些人，」然后他就會穿上防護服回到埃博拉病房。汗是一場戰斗中的將軍，他的大多部下死的死逃的逃。

7月19日，在一個員工大會上，人們注意到汗的氣色不太好。第二天，他沒來上班。他把自己隔離在家里。第三天早上，他要求做化驗。一個化驗員去他家給他抽了血：埃博拉病毒陽性。汗不想在凱內馬醫院接受治療，他不愿讓他的員工看到他發病的癥狀，他覺得他會讓大家更氣餒。第四天，他爬上一輛救護車，沿著車轍嶙峋的土路到了凱拉洪的埃博拉病房。

在凱拉洪救治中心，有一臺由發電機供電的冰柜，冰柜里有三個小塑料瓶，裝著凍結的水溶液。溶液里是抗體，Y字形的分子，由哺乳動物的免疫系統自然產生，以對抗入侵的微生物。那液體叫ZMapp，一種治療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試驗藥物，三瓶可能是ZMapp給一個人完成一個療程的劑量。這種藥物還沒在人體上試驗過。過去十年里，一群科學家開發出了這種藥，他們只有很少的錢，而且埃博拉病毒專家群里幾乎沒人鼓勵此事。一共有十來個人參與工作，但主要的研究人員是拉里·蔡特林（Larry Zeitlin），圣地亞哥一家生物技術公司馬普生物制藥的總裁；吉恩·加拉德·歐林格（Gene Garrard Olinger），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分支機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一名承包商；邱祥國（音）和加里·柯賓格（Gary Kobinger），加拿大公共衛生署設在溫尼伯的研究機構的研究員。ZMapp混合了殺滅埃博拉病毒似乎尤其有效的三種抗體。馬普生物制藥和ZMapp的制造商、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發明了一種在煙草植株上培養抗體的方法。

2014年4月，汗病倒前三個月，柯賓格和他的小組在加拿大首次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身上測試ZMapp。他們給了猴子一千倍致命劑量的埃博拉病毒。結果研究人員很驚訝，這種藥把猴子都救活了。甚至當動物看上去已瀕臨死亡時ZMapp仍然有效?？沦e格和他的小組發現，他們得給實驗動物三劑ZMapp，每次給藥相隔數天?？沦e格把這比作職業拳擊手的三記出拳：前兩拳擊倒埃博拉病毒第三拳結束戰斗。六月下旬，當埃博拉病毒已開始在西非爆發，柯賓格從他溫尼伯的實驗室前往凱拉洪，給那里的醫生帶去實驗室設備和那三個塑料瓶的ZMapp，把小瓶留在了凱拉洪的冰柜里。他想看看ZMapp在熱帶氣候里能不能保存好，炎熱和不穩定的電力供應很可能讓藥物失效。他沒想過它們會派上用場。

塞拉利昂政府把烏馬爾·汗的困境視為國家的危機。汗一病倒，一位政府官員就發了電子郵件給世界各地的埃博拉專家，索取一切可能救他的藥物或疫苗的信息。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塞拉利昂政府、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官員，美國陸軍的科學家，以及操持凱拉洪埃博拉救治中心的「醫生無國界」組織的醫務人員，在一連串的國際電話會議中討論著如何治療汗。電話里很多人人都認識他，而他生死攸關。

討論很快集中到ZMapp，它看上去比別的藥都更有指望。但為什么讓汗，而不是別的病人來用這種試驗藥物？要是他死了怎么辦？ZMapp幾個月前在一些猴子身上試驗過，但那又能說明什么呢？它用煙草植株上培育的人鼠嵌合抗體制成。這種物質進入血液，人可能有嚴重的過敏反應。假如用藥之后出了問題，凱拉洪沒有重癥監護病房。要是看到西方人用試驗藥物治死了汗，一個非洲科學家、民族英雄，塞拉利昂將舉國震怒。但要是不給他ZMapp，而他死了，人們又會說，西方人藏著神藥不給他用?！肝乙恢毙⌒淖屛业囊庖姳３种辛?，」柯賓格回憶。討論和電話持續了三天。

這時候，南邊320公里之外的ELWA醫院，59歲的美國衛生工作者南?！とR特堡（Nancy Writebol）發燒了。她測出瘧疾陽性后回家臥床休息，她和丈夫大衛·萊特堡就住在醫院的院子里。沒過多久，隨「善普施」來到ELWA的33歲美國醫生肯特·布蘭特利（Kent Brantly）打電話給蘭斯·普萊勒（Lance Plyler），善普施的救災醫療主任?！改銊e慌，蘭斯，但我想我已經發燒了，」布蘭特利說。他把自己隔離在醫院里他的住宅，善普施把他的血樣送到利比里亞國家參考實驗室。普萊勒告訴我，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一個醫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所以他在試管上標了假名，坦巴·斯內爾。

利比里亞國家參考實驗室過去是一個黑猩猩研究中心，坐落在蒙羅維亞國際機場附近一條林中土路的盡頭。這里的人員和設備都很好。美國病毒學家麗莎·亨斯利（Lisa Hensley）一直在那里與利比里亞和美國同事工作，測試幾十份來自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者的臨床液體樣本。亨斯利在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工作，在美國政府的生物安全實驗室研究埃博拉病毒超過十五年。她和同事穿著增壓防護服，使用名叫PCR檢測儀的設備檢測樣本里是否含有埃博拉病毒，幫助利比里亞的醫生確定感染者。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化驗了坦巴·斯內爾的血樣。是埃博拉病毒陰性，亨斯利用電子郵件把化驗結果發給了善普施的一個醫生。坦巴·斯內爾的真身，也就是肯特·布蘭特利，病得更重了。

7月25日，國際各方終于對烏馬爾·汗的事做了決定。ZMapp還是太冒險，不能給他用。汗知道了這個決定；現在不清楚他是不是參加了做出決定的電話會議。就在同一天，他住在費城的哥哥薩希德開始瘋狂地打電話到凱拉洪，要和他說話。薩希德打了好幾天烏馬爾的手機，一直沒人接。薩希德打給了凱拉洪當地的某個人，要求跟他的弟弟通話?！脯F在不可能跟烏馬爾說話，」那人告訴他。薩希德怒了。「那我要他的照片，證明他還活著！」他喊道。很快，有人發給他一張他弟弟的照片。照片上，烏馬爾坐在一張塑料椅子里，呆呆的，眼皮耷拉著。他看上去有氣無力，身體佝僂著，盡管臉上閃了一點微笑。薩希德認為那微笑是為了告訴他們的母親別擔心。

在蒙羅維亞的實驗室，麗莎·亨斯利和她的小組收到了坦巴·斯內爾的另一份血樣。緊接著，亨斯利收到疾控中心一名官員的郵件，說血樣來自「一個自己人」。亨斯利明白這意味著一個醫療救援人員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另一份血樣來了，名字是南?！ぜs翰遜。亨斯利知道那名字是假的。實驗室沒人手——那天是7月26日，利比里亞獨立日，法定假日。不過亨斯利還是和同事蘭德爾·薛普穿上防護服，走進了實驗室。他們先從坦巴·斯內爾的血樣開始。機器很快：他有埃博拉。亨斯利發郵件給蘭斯·普萊勒：「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坦巴·斯內爾是陽性。」當天晚些時候，她發短信給他：南希·約翰遜也有埃博拉。

在ELWA，普萊勒去了肯特·布蘭特利臥床隔離的住處，看到他的病狀心如刀絞。 「我真不想告訴你，你感染了埃博拉，」他說。過了一會兒，布蘭特利說，「我真不想聽你說出來。」普萊勒當即決定，要盡一切所能救他。他知道有治療埃博拉的試驗藥物。善普施的醫生發了一封郵件給駐在蒙羅維亞的美國疾控中心官員：他們想與直接參與過藥物開發的研究人員談談。他們希望這個人幫助普萊勒聯系上能獲得這些藥的人。

結果這個人就是麗莎·亨斯利，剛在蒙羅維亞化驗過布蘭特利和萊特堡的血樣的科學家。她發了信息給善普施，并表示愿意盡快造訪ELWA。她要到第二天晚上才能脫身，而且天黑后路上就不那么安全了。蒙羅維亞的各家醫院都滿是埃博拉患者，醫療體系搖搖欲墜。在農村，外派的醫療隊曾受到小群驚恐的居民襲擊。亨斯利給美國駐蒙羅維亞使館打電話，讓他們安排一輛車和司機帶她去ELWA。她是當晚十點鐘到的，普萊勒已經在他的車里等。他們開車穿過醫院樓群，到了一間刷成白色小房子，亮著燈的窗戶只開了一條縫。窗戶里邊肯特·布蘭特利正坐在床上，拿著他的筆記本電腦。他在研究他的病例，他告訴亨斯利，他知道一些埃博拉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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