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油田位于西部新疆自治區境內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石油和天然氣儲量豐富。由于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作用不斷發展擴大,塔里木油田被經濟學者稱為中國西部的能源經濟動脈。
1989年4月10日,塔里木石油勘探開發指揮部和臨時黨委在庫爾勒市成立,時任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周永康兼任指揮、臨時黨委書記,20個陸上局級石油單位派出會戰隊伍參加塔里木石油會戰。
童曉光反思石油會戰
會戰可以集中各類資源,但是對資源也是極大地浪費。塔里木會戰沒有能夠及時找準工作重點,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否則,塔里木的成功意義將會更大。
勘探開發油田的會戰模式,是我國石油工業在經濟基礎薄弱,技術水平低下的時候,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保障國家石油供應的無奈選擇。但是隨著大慶石油會戰的巨大成功,會戰模式在之后30余年的時間里,都成為了我國石油開發的既定模式。
這種不顧具體條件的固化思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開始不適應中國的石油工業發展階段。到20世紀90年代的吐哈石油會戰之后,集中力量的會戰模式也隨即銷聲匿跡。
童曉光院士主持參與了遼河油田會戰之前的勘探工作,以總地質師的身份參與了塔里木會戰。本期特約童曉光院士口述遼河油田會戰和塔里木油田會戰的歷史,為我們回憶會戰模式的興衰和利弊。
到1964年,大慶石油會戰的勘探工作基本結束。當時我們對大慶周邊的勘探基本就已經停止了。這么做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當時的大慶油田開始進入了全面的建設時期,對于勘探工作能投入的資源自然就減少了;二是因為勘探隊伍的主力陸續被調入關內,開展華北地區的勘探工作。
1965年,我給當時的大慶黨委書記宋振明同志和后來的燃化部部長徐金強同志匯報勘探工作。這是“四清運動”開始之后,我們第一次向領導匯報勘探的工作。當時兩位領導就提出來,大慶油田負責的是整個東北地區的石油開發,就讓我們把剩下的勘探力量組織起來,對整個東北做一個考察。這個事情就落到了我的頭上。
極左影響下的勘探
我們研究院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把東北所有盆地的情況都摸了一遍,大家一致覺得,遼河盆地的情況是最好的。所以,就把勘探的重點定在了遼寧省。
1966年5月,我帶著十幾個人的隊伍到了遼河。當地已經有了地礦部,也就是后來的國土資源部的隊伍在那里,他們帶了幾臺鉆機,已經打了十幾口井了。
當時有一個背景,由于大慶石油會戰的成功,全國上下對于大慶的石油工人都十分尊重。我們在遼寧也是一樣,找地礦部的隊伍要什么資料給什么資料。遼寧省政府保存的地質資料,我們不僅可以看,還全部都拷貝了一份帶走,一點阻攔都沒有。
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一下子熱烈起來。全國工業的典范大慶當然是不能幸免的。6月底,大慶給我打電話,讓我們趕回去鬧革命。這第一次遼河勘探,除去我們準備住宿、后勤等問題的時間,一共只有十幾天就結束了。
回到大慶,我們也沒有受到太多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我個人對于寫大字報這樣的事情也很不熱衷,每天待在辦公室里也沒什么事情。后來領導說,你們在遼寧省的工作很重要,還是要繼續,你還是回去吧。不過這次,我只帶了一個助手,就回到遼河了。
8月到了遼河,我們擔心再出什么變故,就抓緊時間到鉆井現場觀察,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資料。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兩個人把當時有關遼河能拿到的資料都整理好了。結果剛整理好資料,9月中旬,我又一次被叫回了大慶。
這次回去,大慶的文革已經鬧得很厲害了。我所在的研究院被撤銷,勘探的主要人員都被下放到鉆井隊去打井。最終,大慶油田保留下來的勘探力量只是成立了一個地質辦公室,我因為還有工作,被留在了機關做研究。
就在交接工作的時候,石油部派人來到大慶油田,要求大慶組織隊伍到遼河勘探。我后來才知道,原來是地礦部的勘探結果表明,遼河地區可能會有一個天然氣氣田,鞍山鋼鐵廠非常想用這個天然氣來煉鋼。遼寧省計委就向石油部反映,希望大慶油田能夠在遼河繼續勘探開發。
當時整個大慶負責遼河勘探的就是我,自然而然地就派我去了。不過這次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還有負責開發工作的、鉆井工作的,大約有五六個人吧。我們11月份就趕到了遼河地區。
勘探做完了之后,石油部就安排我們去北京匯報工作,主要是匯報資源量的情況。當時接見我們的就是翟光明院士,他是當時的勘探司總地質師,我們就是向他匯報的。他聽完之后覺得情況很好,就和我一起到國家計委去匯報。當時聽匯報的計委副主任原先是石油部的副部長,專業知識很懂,所以計委很快就同意了。石油部就交給大慶來開發遼河油田。
會戰前奏
按照石油部的指示,大慶派了一千多人到遼河地區。由于當時資源情況不明,所以沒有進行大會戰,不過也專門成立了一個指揮部。
1967年,我們開始在遼河地區打井,但是效果一直都不好。到了1968年春天,我感覺到這樣的打井方法有問題,盡管時不時能打出來油,但是一直沒有找到主力產油區。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會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
應該說,當時文革帶來的動蕩,反倒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當時這一千多人的隊伍,地質隊一共約100人。但是到了遼河之后,當時就有18個人被軍管人員由于成分問題等原因,關押了起來。實話實說,當時解放軍的管理水平實在是太低,他認為這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肯定有一些人成分有問題,審問的時候,都問一些:你從哪里來這樣搞笑的問題。陰差陽錯之下,我的一些領導也被關了起來,我就成了工作的主力。我參過軍,又是研究生出生,解放軍對我態度很好,也讓我躲過了這些煩人的事情。
1968年的5、6月,大慶讓我去匯報勘探工作。我就提出在以前工作量較小的西部洼陷地區加強工作,同時配給我們專業的地質隊伍。
說起來也是好笑,遼河的勘探工作一年多來都沒有地質隊的參與,原因竟然是地質隊由于工人身體好,在大慶是搞武斗的主力,走不開。就在我去大慶匯報的路上,辦公大院里,地質隊的人還在那里打架。
領導一聽我要地質隊,笑了,指著窗外說:“勘探西部洼陷可以,地質隊我沒有,外面你都看見了,武斗我是制止不了的。我給你開個介紹信,到北京找石油部要人吧。”
到了北京,石油部說我也沒有人。他們就又給我開了一個介紹信,讓我到后來的東方地球物探公司要人。過程雖然曲折了點,但最終還是要到人了。不過由于當時是夏天,遼河沼澤地太多,不能工作,隊伍最終是冬天到達遼河的。
隊伍在1969年春天到達工作沒多久,指揮部就通知我海邊有一個鉆井完成任務要調回內陸,讓我迅速確定一個井位。我就在興隆臺定了一個井位,結果這口井一下子就產出100多噸接近200噸原油。這下不僅證明我之前對于西部洼陷的判斷是準確的,也算是發現了主力產油區。石油部聽說這個消息,派翟光明來看,他回去之后,石油部迅速作出決定,要進行石油會戰。1970年,從大港就調來了五千人。會戰開始了。
“二次會戰”
1975年,主力油區的勘探基本結束,我們就開始尋找新的油區。當時研究院在西部地區打了兩口井,都出油了。這兩口井幾乎是在相同的層位,當時我們就認定西部斜坡含油范圍可能很大,儲量甚至可能會達到10億噸。
因為過去找油都在洼陷中心的背斜上找,這次我們提出在斜坡上找,是一個新的地質見解。石油部的領導對此非常重視,康世恩、宋振明等領導都親自來到遼河油田了解情況。我都給他們做了匯報。
部里認為我們的想法很具有操作性,決定還要加強遼河地區的勘探力度,除了大港之外,又從全國各地調集力量,再次進行“二次會戰”。后來根據統計,大約有兩三萬人在遼河地區進行會戰。
后來的實踐發現,雖然確實有很多油田,但是在實際生產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困難,最終產量并沒有很大的提高。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那就是古潛山油藏。
現在古潛山油藏已經被大家熟知了,但是當時還是不為人知的。當時有一口斜坡上的井,已經打到了古潛山,但是鉆井隊的地質員不認識,就沒有匯報上去。
當時我正好從地質處調任主任地質師。我就把所有的鉆井報告都看了一遍,發現那口井的報告上寫著鉆井打到沙河街組地層,然后出了事故。我就去巖心庫把巖芯取出來看,發現是一個元古界地層。
我立刻就向當時的遼河油田的領導王濤匯報。他是地質出身,我一解釋他立刻就明白了。我們立刻決定在原來的井架上稍稍避開原地,進行打井。結果這口井就出油300多噸。
經過大會戰,遼河油田成為了中國一個重要的大油田,曾一度是中國第三大油田。直到現在都維持了年產1000萬噸原油,還有較強的天然氣開采能力。如果不是前期勘探工作充足,并且在會戰過程中適時調整勘探工作重點,遼河油田可以說想取得這么好的成績,還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
但是,遺憾的是,這一良好的經驗并沒有能夠在塔里木石油會戰中繼續延續。我在擔任塔里木石油會戰總地質師的時候,也沒有能夠做出在遼河一樣的貢獻。
成敗塔里木
1988年,我向王濤建議加強中國石油工業海外投資開發的步伐。但是王濤出于優先開發國內資源的考慮,還是決定讓我到塔里木擔任總地質師。
當時塔里木最大的成果就是塔中1井,這個井的成功,讓大家覺得奧陶系的油氣非常豐富。但是實際的結果是一直沒有很好的油氣發現。
在后來的開發過程中,在奧陶系的開發有出水的現象。但是這個事情并沒有公開,等于是隱瞞下來了。幾乎整個90年代,塔里木都在針對奧陶系為主要對象來勘探。
倒不是說奧陶系的儲藏條件不好。主要是奧陶系的地質結構沒有搞清楚,當時技術力量的限制,奧陶系的地層根本沒辦法作圖,地質資料非常差。我當時就想,既然奧陶系的地質資料很難獲得,我們干脆先搞上面的地層。后來我們就研究了一下石炭系的地層,并且打了一批井,其中有一口井產量很高,這堅定了我們在石炭系做工作的決心。
接下來重要的節點就是塔中4井。塔中4井是我定下來打的,當時打出來這套砂巖地層的油層厚度非常大,一度以為找到了目標地。但是后來我們發現,下面的油層都被水沖過了,實際油層沒有那么厚。
應該說,在塔里木會戰早期,很多勘探工作都是不成功的。這與我們沒有搞清楚奧陶系的地質結構就盲目依靠打井進行勘探有很大關系。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們對奧陶系的地質情況摸清楚了,塔里木油田的大發現才陸續出現。
塔里木油田的開發,總的來說還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主要是在天然氣的開發上,不是在最初的目標石油上。這次長達十多年的會戰消耗了太多的國家資源。我當時在塔里木的時候,陪同江澤民、喬石視察過塔里木。高層的重視也讓總公司和塔里木面臨很大的壓力。
由于會戰時間太長、成本太高,王濤不得不想辦法從各方面借錢投入到塔里木開發中。當時李鵬總理為總公司從國庫中借了一些。我還陪同王濤部長去日本,從銀行里借了很多商業貸款。
塔里木會戰太過于急于求成,在沒有把地質資料搞清楚之前就盲目上馬。遼河實際上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好在我們及時將工作重點從東部洼陷轉移到了西部洼陷,不然還在東部那里打空井。
會戰可以集中各類資源,但是對資源也是極大地浪費。塔里木會戰沒有能夠及時找準工作重點,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否則,塔里木的成功意義將會更大。
會戰模式曾經很成功,但是這種成功必須是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川中會戰是最早的會戰,也是非常失敗的會戰。四川地區工作了60多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主力油田。哪里氣多、哪里油多,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是做得還不夠。這就是我的真實想法。
來源:《能源》雜志 作者:武魏楠 口述:童曉光(中國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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