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數年前有一部抄本被炒得沸沸揚揚，那就是清人沈復《浮生六記》的第五記《海國記》。因《浮生六記》是一部古典文學名著，而且，該抄本中的《冊封琉球國記略》，特別提到沈復于1808年（嘉慶十三年）前往琉球的所見所聞，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至十一日，始出（福州）五虎門，向東一望，蒼茫無際，海水作蔥綠色，漸遠漸藍。十一［二］日，過淡水。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于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遙見遠山一帶如虬形，古名流虬，以形似也。
這段文字提到了“釣魚臺”，亦即中國的釣魚島。事實上，在更早的中國史籍中，并非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記載。在這方面，此前歷史學界對相關史料的勾稽已極為充分。例如，現存最早的《使琉球錄》就記載：
（五月）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尾】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十一日夕，見古【姑】米山，乃屬琉球者。
此文為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冊封使陳侃所撰，其中就已明確指出自姑米山開始才屬琉球國境。此后，歷次的《使琉球錄》都反復證明了這一點。如康熙年間的冊封使汪楫亦指出：
二十四日五鼓，柁轉風疾如駛……辰刻過彭佳山，酉刻過釣魚嶼……無何遂至赤嶼，……薄暮過郊（或作溝）……問：郊之義何取？曰：中外之界也。
所謂中外之界的“郊”或“溝”，亦即舉世聞名的琉球海溝，這是中國與琉球的天然界限。此外，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日本仙臺人林子平所繪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的證據更為直接——圖中金黃色的部分為琉球國領土，其最西島嶼為姑米山。而釣魚臺（釣魚島）則為紅色，與中國大陸標注的顏色相同。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日本人眼里，釣魚島屬于大清國斷無疑義。類似的證據還有很多，毋須贅引。其實，這些原本就不是問題的所在。只是國內的一些個人和媒體特別渲染《冊封琉球國記略》的這段文字是新發現的釣魚島屬于中國之“鐵證”（其間甚至還傳出日本人欲以重金買斷的離奇故事），所以極大地抬高了該冊抄本的價值，以至于竟被譽作“當代和氏璧”，言而極致，甚至還有“《海國記》的發現”可以與“殷墟甲骨、敦煌簡牘之出土相提并論”的說法。筆者才疏學淺，對于圍繞著該冊天價拍賣品的異說奇聞一時還難以理解。不過，此段記載中的確提到了釣魚島與琉球相互之間的地理位置，也提到琉球命名之由來，盡管這些描述原本并不罕見。
揆諸史實，之所以稱為“流虬”，據說是因為隋煬帝派遣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后者看到諸島“地界萬濤間，遠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始因以名流虬也”。所謂虬，是一種無角的龍。從地理形勢上看，琉球群島散落在海洋之中，猶如一條盤旋著身體的龍蜿蜒曲折，故而形象地將之命名為“流虬”。此后，在中國史書上先后出現過一些不同的寫法，直到明初的1372年，才正式將之定名為“琉球”。
根據通常的說法，明清時期，中國和琉球有著密切的宗藩關系，這主要表現為：其一，自明洪武迄至清光緒的五百余年，歷代琉球國王都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其二，歷代琉球國王都曾派遣使節對中國皇帝稱臣納貢；其三，琉球舉國都奉行中國年號；其四，琉球接受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經濟等全方位的影響，從而構成對中國的從屬關系。不過，明清兩朝并不干涉琉球內政，而是允許其自治，琉球“自為一國”——這就是朝貢體制下中琉關系的基本情況。在這種背景下，琉球王國既能接受中國先進文化和技術的良好影響，又能保持其自身獨立發展的態勢。這些，當然都是根據中國史籍的記載而做出的習慣性判斷。在不少人的眼里，琉球猶如鑲嵌在中華帝王冠冕邊沿熠熠生輝的一顆寶石。不過，倘若我們將中琉關系放在東亞的宏觀背景中去考察，實際的情況卻顯得頗為復雜。
（二）
事情得從1609年說起。這一年，是中國明朝的萬歷三十七年，日本的慶長十四年。當年，薩摩藩（薩摩即今日本鹿兒島）軍以精銳武力三千人、戰艦百余艘閃電式入侵琉球，從琉球本島開始，陸續壓制各島，如入無人之境，最后攻陷首里城，挾持中山王尚寧為人質，占領了整個琉球王國。兩年后，薩摩藩雖然允許尚寧王歸國，但同時亦派遣日本官吏嚴格監視琉球的一切行動。據日人山本正誼所撰《島津國史》記載：
（慶長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兵部少輔、紀伊守、勝兵衛尉、權左衛門尉連名書法令十余條，以布琉球國。琉球王尚寧上盟書于公曰：自今以后，不敢攜貳，有渝此言，諸神殛之！
慶長之役后，薩摩藩派出的“在番奉行”（駐守琉球的行政長官），成了統治琉球王國的太上皇。他們還派員深入琉球各島“檢地”（測量、調查土地，以確定年貢額度及征收各項雜稅），頒布統制琉球的裁制令十五條，對貿易、稅制、思想、統治等諸多方面皆加以控制，將先前獨立的琉球王國視為附庸。尚寧王歸國后，薩摩藩又命令他繼續向明朝納貢，隨貢互市的資本則由薩摩藩出具，所獲利潤亦歸后者所有，琉球人只是任其擺布的工具而已。對此，現代“沖繩學之父”伊波普猷將當時的琉球比喻為“奈良河上之鸕鶿”——鸕鶿擅長捕魚，但其頭頸卻被繩索系住，當捕獲大魚時，只要將繩勒緊，它便得乖乖地將魚吐出，奉獻給養鶿者。伊波普猷以此比喻其時的薩琉關系，的確相當形象且精準。此后，薩摩藩因嚴厲控制住琉球，既有本土的賦稅收入，又有中琉隨貢互市的巨大利潤，逐漸變成日本的四大強藩之一。
1612年，新遭縲紲之厄的尚寧王歸國，薩摩藩“迫寧遣使咨于福建，但言已獲釋歸，國復晏然云云，而于薩藩脅王索賦、竊市攘利諸曖昧事，則嚴禁愬泄于中國。中國疑之，卒莫知之也”（《琉球國丞相鄭迥傳》）。對此，美國學者喬治·克爾（George H. Kerr)在其《琉球史》(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中指出：
中國既久禁日人通商往來，惟有琉球人尚享有此項特權。薩藩亟欲保持眾州港，故決心令琉球人向中國隱瞞琉薩關系，不準中國人徙居琉球。一旦中國使節及商人來琉，首里、那霸等區所有日本人及足以引起注意之事物，一律撤至僻遠地區。至于琉人，亦不得講日語。使華人員及商人均有一本手冊，上印中琉文字，乃在中國可能遭遇之問題及其標準答案。此類偽裝，竟延續二百五十年之久。（轉引自《琉球古今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對此，《琉球古今談》的作者楊仲揆先生進一步指出，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琉球政治家蔡溫曾編寫過一部《旅行人心得》。該書系印有中琉文標準答案的小冊子，其目的是指導所有琉球入華官員、官生和一般商人，如何答復中國人可能提出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隱瞞日琉關系真相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欺騙中國人的一套統一說詞。楊仲揆認為：“此書出版于蔡溫告老退休八年之后，可能最初只是傳鈔本，若干年后才付印。所有當年日文的及日薩人的紀載典籍，均未見提及此書，可見日人實欲隱瞞其事。”蔡溫為琉球國閩人三十六姓的后裔，曾自費留學中國，回國后官至“國相”，其當權之二十多年，為“慶長之役”后琉球唯一短暫的小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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