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之后，中、琉、薩（日）三方的關系形成了新的格局。這種新格局，與此前后東亞國際形勢的變遷密切相關。

早在1591年（明萬歷十九年），豐臣秀吉和日本各地大名統兵幾十萬，預定于來年正式出兵攻打明朝。為此，薩摩藩也被迫派兵赴朝鮮集合。不過，當時的薩摩藩主島津義久等人對于出兵侵華并不積極，因為他唯恐失去與中國貿易的機會，故而與豐臣秀吉同床異夢。豐臣秀吉死后，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建立幕府。此后，無論是日本幕府還是其下的薩摩藩，都殫精竭慮地尋求與明朝直接交涉，開放通商。由于此種努力屢次受挫，他們遂嘗試通過中國的藩屬國朝鮮和琉球，建立與明朝溝通的渠道。當時，盡管幕府竭力封鎖日本入寇琉球的消息，但明朝早已“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執中山王，遷其宗器”的事實。對此，徐光啟在《海防迂說（制倭）》一文中指出：

彼（指日本）之為此（指入侵琉球），意我二百年朝貢之國，勢必救之，救之則還其故封，因以為我德而求貢市。就令不救之，但遣一介行李吊慰于琉，征辭于倭，亦將復之，以為我德而求貢市也。彼以此兩者為我必應之著，則可必得貢市，而孰意我之藐然不聞也。

在晚明的一些人看來，薩摩入侵琉球，無非是希望中國出兵或遣使興滅繼絕。但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會給日本方面請求重開貢市以絕佳的契機。在明代，“倭寇”擾邊令人刻骨銘心，而豐臣秀吉侵朝并企圖入侵中國，更讓明朝政府對來自東瀛的任何請求都抱有強烈的排斥心理，明人甚至不屑于因扶傾救危而與日本再開交涉。因此，無論是薩摩藩還是江戶幕府，他們與明朝交涉的企圖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

在此背景下，琉球成了日本唯一保留的與中國間接貿易的渠道，故而無論是薩摩藩還是江戶幕府，都希望維持東亞的貿易格局。而就琉球方面而言，該國素稱“萬國津梁”，受惠于明初中國所贈的海舟及相關的船員和航海技術，琉球通過東亞的國際貿易，成為北通日、朝，南及東南亞的太平洋海上貿易中心。對于琉球來說，朝貢貿易的厚賜以及隨貢互市帶來的商業利潤，關系到該國的生死存亡。琉球王府擔心自己受制于薩摩之實一旦敗露，朝貢體制及王國之存續都將受到莫大影響。而薩摩藩亦非常仰賴于琉中貿易，它也絕不希望中琉關系惡化而影響到自己的財政收入。另外，在甲午戰爭之前，特別是晚明和盛清時代，中國在東亞是個令人敬畏的龐然大物，任何鄰國都不敢小覷，而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就意味著可以獲得極為豐厚的經濟回報。在這一點上，琉球王府與日本薩摩藩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他們因此長期刻意隱瞞兩國關系的真相。對此，琉球末代國王尚泰的近臣喜舍場朝賢（向廷翼）在《琉球見聞錄》中供稱：

我邦和日本的關系一旦敗露，勢必有礙進貢，故對中國隱瞞。冊封欽差來琉之時，在琉的薩摩官吏及商人全部移居浦添間切城間村，原停靠于泊港的薩摩船只移泊今歸仁間切運天港，以避中國人耳目。平常國中流通的寬永錢悉數收匿，取出官府中備用的鳩目錢，在中國人逗留期間暫時流通于市，官衙、寺院里的掛軸鐘銘以及碑文等，凡有涉及日本年號、人名或者與日本有實質關系之物，盡數收匿。國中所用的物品器具，若是日本產之物則稱是產于度佳喇島。昔日，日中間皆鎖港，互不通往來，不遣聘問使，故不知我邦內屬于薩摩之情。

“寬永錢”即日本的寬永通寶，始鑄于1624-1643年間。而“鳩目錢”則是質量低劣的琉球錢。可見，平日里琉球通行的是日本貨幣，只有在中國冊封使到來時，才臨時取出官府中備用的鳩目錢暫行流通。至于所謂的度佳喇島，亦即虛構的日本邊境“寶島”。由此可見，薩摩與琉球為了演好雙簧，可謂煞費苦心。

在明清兩代，每隔數十年便有一個龐大的冊封使團前往琉球，不少冊封使歸國后撰寫了有關琉球政治、社會等諸多方面的詳實記錄，此即后世所稱的“使琉球錄”。慶長之役后，明清政府先后派出過九次冊封使團，而《條約官話》所應對的，則是最后一次（同治五年，1866年）的中國冊封使。

在沖繩，目前還遺存有同治五年冊封使趙新、于光甲的一些手跡。而琉球大學“仲原善忠文庫”中，保留有此行的《支那冊封使來琉諸記》，記錄了冊封使趙新、于光甲在琉球的活動。從中可見，御筆欽點的冊封使，也像他們的前輩一樣忙于登高作賦、臨流賦詩，絲毫沒有察覺到發生在琉球的重大變化。

趙新回國后，主持編纂了《續琉球國志略》。該書共二卷，除了序文外，卷首收錄御書、詔敕、諭祭文，卷一為表奏、國統，卷二為封貢、典禮、學校、政刑、官制、冠帶簪衣制、府署、祠廟、風俗、人物、物產、針路和靈跡。無論是體例還是篇章結構，均沿襲自乾隆時代周煌的《琉球國志略》以及嘉慶年間齊鯤的《續琉球國志略》。其序曰：“同治五年，天子以琉球于中國最恭順，今其嗣尚泰立，不怠益虔，宜錫以王封。”如果對照先前的各類使琉球錄，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變化。而倘若閱讀抄本《條約官話》，便可發現“于中國最恭順”之琉球小國，其實有著應付天朝大國最為圓滑的手腕。不過，在當時的中朝上下，仍然年復一年地重演著明初以來的冊封大戲。

（六）

最后，應當指出的是，近年來因中日關系引發的釣魚島、琉球問題走熱，知識界相關的討論相當不少，相關成果頗為豐碩。但也有不少論著橫空出世，完全無視海峽兩岸乃至國際學術界在相關問題上深厚的資料及學術成果積累，許多詮釋不過是在重復“自古以來如何如何”之類的政策宣示，一些史料的“新發現”似乎也都是前無古人。在我看來，學術貴在求真務實，在力求客觀的基礎上逐步接近真相。只有這樣，學術研究方能真正為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提供一點理性的思考。

東亞的歷史問題因牽涉到諸多鄰國，故而應當置諸宏觀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就朝貢制度本身而言，天無二日，它原本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但自十七世紀初以來，中、日、琉三國卻形成了一種相當怪異的特殊關系。如果說，朝貢制度是戴在明清帝王頭上的一頂皇冠，其上綴滿了大大小小的寶石，那么，從1609年開始，琉球實際上就已魚目混珠，成了這頂冠冕上一顆暗淡無光的假寶石（“假寶石”之說，最早由楊仲揆先生提出，此處有所發揮）。在這方面，迄今尚存的琉球官話抄本，意外地為我們揭示了中、日、琉關系的表象與實質。慶長之役之后，琉球雖然表面上仍向中國朝貢，但它卻成了兩屬的國度。而在實際上，盡管此后的明清帝王仍然沉湎于“萬國來朝”的大中華迷夢，但琉球卻已被日本薩摩藩所挾持。琉球王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柳絮隨風，被迫與日本幕藩配合唱起雙簧，逢場作戲。對此，矯飾虛榮的中國雖然早有耳聞，但卻仍然滿足于表面上的宗主國地位，對遠隔重洋的蕞爾小邦毫無興趣，這也實際上埋下了此后重大變局的禍根。及至1879年日本的廢藩置縣（廢除琉球，建立沖繩縣），以偷天換日的手法鯨吞蠶食，悍然將琉球國并入日本版圖。從本質上看此舉實屬非法，不過，對于其時頹相畢現的大清國而言，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此一百變滄桑，既是國際現實政治的無奈，亦不乏歷史發展的內在脈絡可尋。

文/王振忠 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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